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清朝有个书生，把家中发霉的书搬到太阳下晒。一阵风吹来，将书页掀开，书生突然来了“灵感”，写了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结果有人向朝廷告密，说这个书生讽刺清朝皇帝是“不识字”的昏君。书生因此被打入死牢，含冤九泉……故事在今天听起来显得荒唐可笑，却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清代“文字狱”罗网之严密。
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有意从文人的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案件。文字狱自古就有，如最早的文字狱发生于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齐国权臣崔杼杀死国君齐庄公，当时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招来杀身之祸。太史之弟接替兄职，仍秉笔直书，又遭崔杼杀害。太史另一弟袭兄职后，再度秉笔直书。崔杼害怕了，不敢再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儒生议论朝政，反对设郡县，秦始皇遂下令焚书。次年，又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坑杀了400多名儒生，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而时有发生，如东汉末年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的典型文字狱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登峰造极，文字狱也愈演愈烈。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式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异常残酷。
而清代文字狱尤胜于明朝。据统计，从顺治五年（1648）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每兴一狱，一人获罪，株连极多，斩杀流配，惨不忍睹。
清代文字狱开始于顺治朝，顺治二年（1645），发生两起文字狱案。一为“黄毓祺诗词”案。黄毓祺写有“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一为河南乡试案。在河南乡试中，有个考生将“皇叔父”写成“王叔父”，触犯时忌，结果被揭发。主考官两人被押至刑部治罪。
康熙一朝的大案有庄廷《明书》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庄廷为浙江湖州富商。他从明末大学士朱国祯孙子处购得朱国祯写的《列朝诸臣传》稿本，请人补了朱国祯书中缺的崇祯朝和南明的历史，书成后易名为《明书》，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未及刻印出版，庄廷便去世了。由于书中涉及明末天启、崇祯两朝史事，如实叙述了满洲祖先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其中又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指责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降清，触犯时禁，于康熙二年（1663）被人告发。结果庄廷被开棺戮尸，庄氏家属及参与编纂或卷首列名、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卖书、买书者，被株连达200多人，其中有72人被处死。
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案。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之前，曾搜求佚文和野史，访求故明遗老，著成文集，以其故里南山冈命名其文集为《南山集》。书中采用了同乡方孝标所著的《滇记闻》中的材料，记南明史事；叙述明末清初的抗清事实；并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认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此前南明尚存在，所以顺治朝不算正统。结果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戴名世身被寸磔，戴明世同族16岁以上者皆被处斩，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的影响，雍正帝极力镇压异己势力，文网更加严密。
雍正帝的文字狱，首拿年羹尧开刀。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在雍正帝登基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雍正帝视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年羹尧战功卓著，又是雍正帝的心腹，累迁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封爵一等公。然而年羹尧功高震主，却不知收敛，终于招致杀身之祸。雍正三年（1725），天上出现“日月合壁”、“五星连珠”的奇观，是为祥瑞之天象。众臣照例要上表称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但是雍正帝却从年羹尧的贺表中指出两处毛病，一是字迹潦草，二是把成语“朝乾夕惕”写成“夕惕朝乾”。雍正帝以此大做文章，指责年羹尧有“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其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些大臣或者迎合皇上，或者出于对年羹尧的嫉恨，趁机发起攻击。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十一日，议政大臣议定年羹尧罪状共92款上奏。雍正帝遂命年羹尧自裁。结果年羹尧被赐死后，家产被抄没，家族、门生、故吏，或被杀，或被贬斥。
雍正朝时文字狱以查嗣庭案最为出名。查嗣庭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出任江西主考，选用《诗经》上的“维民所止”为考题，结果被人告作要去“雍正”之头。雍正帝恐就此题处分引起朝野的非议，就搜查查嗣庭的寓所，结果获其日记。日记中有为戴明世案鸣不平的文字，又记载了热河发大水淹死官民800人的事，雍正帝遂以此抓捕查嗣庭。不久查嗣庭尚未结案便病死狱中，但是仍被开棺戮尸枭首，儿子被杀，家属被流放。雍正帝还因此迁怒于浙江士人，认为浙江士风不正，专门派了官员去浙江整顿风俗，并停止浙江的乡试和会试2年，作为惩罚。
雍正六年（1728）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是清代最大的文字狱。吕留良（1629～1683），浙东著名的道学先生，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暗寓拒清复明的思想。顺治、康熙时，吕留良归隐山林，削发为僧，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雍正时期，湖南永兴人曾静赴京应试，见吕留良之文极为钦佩。回乡不久就派弟子张熙赴浙江吕留良家求教索书。其时吕留良已死，其子吕毅中便以父亲的诗文集赠送于曾、张。
雍正七年（1729）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觐见雍正帝而不得。曾静乘机派张熙前往岳钟琪处策反，并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假意迎合，探知张熙是受曾静的指示，于是抓捕张熙，并向雍正帝报告，接着逮捕了曾静。经审讯，曾静供出其反清思想出自吕留良华夷有别论，于是雍正帝下令搜查吕留良著述及日记，亲自撰文批驳吕留良华夷有别论。雍正帝认为这些人的“悖谬”，“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下令将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斩首；刊刻、私藏吕留良诗文以及附会其诗文者统统连坐；吕留良和其另一子吕葆中、其学生严鸿逵早已去世，也被开馆戮尸；吕、严直系亲属16岁以上男子皆斩，其余家属或被杀或充军为奴。曾静、张熙在狱中的供词和雍正帝所撰文章、历次的谕旨，一并编为《大义觉迷录》刊行。雍正帝派曾静、张熙亲自到东南各省学府宣讲，当众认错，以平息东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绪。最后，雍正帝将其释放回乡，指示地方官加以保护，并说：“就是我的子孙，将来也不得以其诋毁了我而追究杀害他们。”然而雍正帝死后不久，乾隆帝即将他们处斩，《大义觉迷录》也作为禁书收回。
乾隆一朝，文网尤为严密，动辄罗织罪名，大兴冤狱，竟有70余次。
乾隆朝时张廷玉、鄂尔泰两派朋党势力，互相攻讦，于朝政大不利。乾隆帝决心打击两派势力，于是“御驾亲征”发起了一场文字狱案。时翰林学士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其中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故作大发雷霆，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被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族人年16岁以上者全被斩首。鄂尔泰的灵位被撤出贤良祠，他的侄子鄂昌，因和胡中藻交往，以“比昵标榜”问罪。后来，又因为他的《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论他“忘本自诋”（鄂尔泰为蒙古族），话中又有怨恨之意，遂令其自杀。乾隆帝借此案打击了鄂、张两党的声势。
“明月清风”本是吟诗作赋之口头禅，但入清帝之耳，则被认为是有反清复明的意图。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徐述夔一案。徐述夔死后留下《一柱楼》诗集，时值清朝搜查“禁书”，将该书缴出。江苏藩司陶易、幕僚陆琰承办此案，开始未能查出“悖逆”之处，后来被人检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加以告发。乾隆帝认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然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遂定为“大逆”之罪，将徐述夔家族及列名、校对人尚在人世者处死，已死者开棺戮尸枭首，连查办此案的陶易及陆琰等人也均身首异处，以惩其“负恩玩法”之罪。已故尚书沈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其生前官衔、谥号皆被撤销；加之他生前把替乾隆帝写的诗收入自己的遗诗集中，又因其《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暗含讥诮，因而也被开棺戮尸。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人士子因为只字片言，动辄招致祸患，连累家人、师友。
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遂以“大逆”治罪。巡抚海成因奏请只将王锡侯革去举人，遂被指为包庇，拟监斩候，布政、按察诸使俱被革职。乾隆四十三年，赣榆县生员韦玉振刊刻其父生平文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将“赦”字误刻为“敕”字，被人告发，韦玉振即被打100杖，判了3年徒刑。乾隆四十七年（1782），方国泰企图以孝求荣，在考场献出自己七世祖方有度的《陛辞疏草》一本和五世祖方芬的《涛浣亭诗集》一册，请求奖为“孝友”。不料方芬集中有“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两句，安徽巡抚于是告发方国泰的祖宗“厌清思明”，结果方国泰的祖宗被锉尸，他自己则挨了100大棍、判了3年徒刑。
清代文字狱，堪称历朝文字狱之最，它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固然有利于加强思想统治，但也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窒息了文化和学术的生机，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日趋腐朽和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