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至乾隆中期进入了“盛世”，国力和声威达到鼎盛。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昌盛。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三山五园”等瑰丽的皇家园林盛极一时。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使清代的文化集历代于大成。乾嘉汉学兴盛；《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优秀小说独霸文坛；京剧异军突起，传遍大江南北；画坛流派林立，名家辈出，“清初四僧”、“四王恽吴”、“扬州八怪”，还有一股强劲的西洋风。
农业方面，由于清初统治者鼓励垦荒，实施更名田，康熙帝时又废止圈地令，调整了土地占有状况，因而鼓励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清政府重视兴修水利，特别是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与修筑江浙沿海海塘，消除了水患，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清政府还改革了赋役制度，取消丁银，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蠲免捐税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迅速地发展。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垦殖，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0%。而此时耕地面积已超过明末耕地面积20.6%。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乾隆时在我国南、北方得到广泛地种植，成为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
再次是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种植更加广泛。例如棉花，在明代已广泛种植，清代前期则更加盛行。康熙帝亲撰《御制木棉赋》，宣谕植棉的效益，引起社会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河南、直隶等地都成为产棉区。北方直隶保定一带棉花种植也“约居十之二三”。其他经济作物如烟草、甘蔗、茶树、桑蚕等也得到了广泛地种植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手工业部门以纺织业、陶瓷业、矿冶业、制盐业的发展最为迅速。
纺织业技术进步，品种繁多。康熙时期，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提倡“有力者畅所欲为”，因而南京、苏州等地纺织业迅速发展。到乾隆时，南京的缎机已有3万台，它们一般都由132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9000多根，多的甚至达到1.7万余根。南京的缎子品种繁多，供宫中用的有花缎、锦缎、闪缎、装花、暗花、五丝等等；供民间用的则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靴素等等，遂享有“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之美誉。南京还出现了一种进步的经营方式—帐房。帐房拥有大量的资金、织机和原料，它把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机户再把原料分给染坊染色，交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帐房成批出售，因此帐房成为组织机户生产的大包买商、大手工厂主。杭州的丝织品，诸如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品种，应有尽有。松江早在明代就是著名的棉纺织中心，清代品种更加齐全，如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等样样俱全。
陶瓷业不仅窑数增多，而且规模更大，分工更细，艺术品味更高。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乾隆时期更是“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镇里四处轰鸣，时人称其为“四时雷电镇”。窑内分工更精：匠作有淘土、拉坯、印坯、旋坯、画坯、抬坯、装坯、舂灰、合釉、上釉、满掇、烧窑、开窑之别，而烧窑工又有三个工种，画坯工也分画工、染工；粉彩、珐琅彩更臻完美，釉色有粉青、郎窑红、松石绿、茄皮紫、蟹甲青等名目。景德镇出产的瓷器，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行销海内外。
矿冶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开采和冶炼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全国采矿有313处（不包括偷采的在内）。其中云南铜产，每年多达千余万斤，称为滇铜，主要用于铸钱。广东铁炉四起，高者一丈七八尺，炉后有两扇门式鼓风设备，还用机车把矿石、焦炭飞掷入炉，每炉每昼夜可出铁12次，每次出铁300多斤。环大炉有300多家人手，运矿石或产品，用牛200头，船50只。佛山镇以冶铁业迅速崛起，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一。
制盐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四川的盐井，在雍正八年（1730）增至5939眼，而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发展到8307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每个大盐厂都有几十万两白银的资本。盐厂的分工更加精细，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槽、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等各种不同性质的工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康熙时期，实行了一些“恤商”、“利商便民”的做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繁荣。当时竟出现不少飘洋出海贸易的巨商大贾，如天津的郑尔端、蒋应科就是其中的代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出现了“十三行”，专营中外贸易，时人屈大均的《竹枝词》描写了广东十三行贸易之盛况：“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康熙中叶，徽商异常活跃，“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晋商也实力雄厚，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南巡途中曾说，“夙称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业务的票号，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大的票号，其分号竟遍布全国各地，具备雄厚的资金，甚至为官府解押钱粮、存支官款，贷给官款。除了票号商之外，还有盐商和“广东十三行”的行商，他们沟通官府，凭借特权，垄断经营，聚敛了巨额的财富。其中有一些人将聚敛的财富投入手工业生产，转化为最初的工业资本。
虽然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别部门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统治者依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外又走向闭关锁国，这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清王朝逐步落在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后面，最终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