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两本书，一本是《简·爱》，他翻译的；一本是《紫藤花园》，我创作的。
完成这两本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我们早已作了许多准备，可是我们一直缺少整段的操作时间。我们的主职在学校，他是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授，我承担中文专业的好几门课程。我们的大半个身子都陷在论述性的文字之中，当作家和翻译家都是业余的。眼看都快过了后中年时期了，我们终于痛下决心——一方面毅然搁置下手头的好几件大事要事，另一方面则很不情愿却又很主动积极地抑制和消淡去了老来相伴的依恋亲情，冷酷地实行了协议式的分居：先是租了一间小小过街楼，把我放逐了进去，一关半年，直至基本完成了我那长篇的初稿方罢；再是他挟了早已完成了一半的译稿出走，加入了作家协会组织的“冬令营”，在一座山庙旁的诵经声和击钟声里为译文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一年之中，我们分开了七八个月。
各自捧了自己的作品，相对凝望着又松了一圈的眼睑，又添了几道的皱纹，又染白了数茎的枯发，我俩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句诗来：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俩第一次合吟这两句名诗，是在25年前。
新婚不过一二十天，我们就要分离了。
他在上海工作，我却被分配到了黑龙江。我必须马上去报到。我已经因为这婚事而延宕了“毕业分配介绍信”上所规定的准备期了。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时候管分配的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依据的又是哪一条路数的政策，很存心地很不亏心地很以正义和道德的化身自居地，专干拆散姻缘和造成两地分居的事儿。且不论我——因为当年留上海的名额毕竟少，就说我们班的一名男生吧，跟一位低我们两届的女生恋上了，大家都知道的。到分配时，他给分到了四川，而她却偏让塞进了贵州省——那一年去四川的名额，其实并不紧俏。这分飞的劳燕后来很忠贞地结了婚，后来又并非自觉地生了双胞胎。分居给他们一家四口造成的艰难，是任谁都想象得出来的！
我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下着雨，我俩说着话，几乎说了一个通宵，并不是如今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难舍难分缠绵悲切——那时候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具体的个人，好像都不像现在这般多情细腻——更多的话题倒是互相的安慰、勉励和对日后前景的展望。天快亮时，我们切实地意识到迫近了分离以及国定一年十二天探亲假的遥远，于是便与那位擅写离别之情的诗人以及他老先生的佳句产生了真正的共鸣：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八年后我们相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屈指一算，老夫老妻八年中见面的日子，只不过几个月。
我们格外地珍爱自己的小家。学校给我们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房，原先是学生练琴用的。我们很满足。太小的面积容不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的家具，我们就盘腿坐在床上读和写，像东北炕上的老大娘似地。吃饭的餐桌用两张方凳组接而成，尽管儿子几次让热汤烫了肚皮，但我们每顿都吃得有滋有味。小小的暖巢，补偿着分离日子里损失的亲情。
可是我们又不甘于永远蜗居于这一小方温馨的天地。我们在共同的空间里向各自的领域探寻和冲刺。他一往情深地推敲着英美语言文学，我开始眼睛发直地用笔描绘我正在日渐往深处理解的人生。没多久，他考上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澳洲，读硕士，当四十岁的老童生，为期两载。我们又分开了。
这回的分离已不再是一种无奈。他满怀豪情地走，我欢欣鼓舞地送，“巴山夜雨”时的话语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内容和前景目标。两年后他回国，捧着戴了硕士帽傻笑的毕业照见我，我则递给他两册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儿习作的小书给他，以示我的成就和得意。我们为又一次的团聚而欢笑，只在对方的细细的皱纹中，读出了两年中他在异域他乡的孤独和我一人拖着一双幼小儿女的艰难。我们毕竟都已在“不惑”的门槛上了。
自找的分离从此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经常节目。
分离非心所愿，却又不得不时而为之。我俩都不是安分的守成者。我们总觉得上苍生我必用我，生活的路在面前如同两行永无止境的铁轨一般，远远地伸将出去，更加秀丽的风光不是在身后，也不是在面前，而是在经过又一程的行进之后的下一站。我们不肯如一对老雀般蜷于小窠，不屑滞留于由几茎衰草垫出的温暖，也不甘心因为岁月的无情流逝而将自身的价值转向下一代，仅只得意于两枚共同造就的雀蛋。于是我们就总是马不停蹄，年年月月日日地寻觅和奋斗，而将宁静安逸的家庭乐趣作为一种不得不牺牲掉的代价，做着减法支付出去。
他又出国过几次，作短期访问或是学术交流。在国内的日子里，南来北往的会议是常事。偶有他忙中偷闲可以小守营盘的时候，他便放我出去，大多是让我去参加生产文稿的笔会，一走半个月几个星期，他在家包揽了养儿育女的一应业务，等我带了成品和半成品回来。为了避开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常常自我放逐自我禁闭，拒绝在中心计划之外的也就玉石俱损地包括了家庭的亲情。为完成我的《紫藤花园》，我在那间过街楼里孤零零地啃了半年之久的面包；他为了重译《简·爱》，也不得不扔下刚装修了一半的新居出走，待他返回时，我这代理总统已经把工程治理得一团糟而且成就了大局。
书橱中专列我俩著作的那一排日渐充盈了起来，我俩的白发也随之逐日增添。时光如轻掠而过的风，我们在“巴山夜雨”和“西窗剪烛”的聚聚散散中，从青年步人中年，从初秋走向晚秋，作品与年轮同增，一晃就都过了半百之岁了。
一九九三年的下半年，把那两本一中一西一著一译的《紫藤花园》和《简·爱》立上我们的书案不久，他又接下了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作校际交流的任务，为期一年，其间须去美国一次。我们在双双走向“知天命”之年时又得分离。
临行他跟我说，这一年里，他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资料，以充实他那本即将杀青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我一面帮他收拾着行李，一面告诉他，如果没有变化，在他返国时，我的一本随笔集、一本小说集、一本主编的教材，大概也是可以面世的了。
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巴山夜雨”的境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时在聚聚散散中。
很累，很辛苦，可是充实——这就是我们的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