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这座法庭上不断地听人提到一个名字：玛蒂·黛尔蒙。她，便是一手编织出这张网络的始作佣者，她，便是跑到警方那里控告亚博克尔先生的‘原始证人’。问题是，在本次庭审中，我们的地区检察长提交了这样那样的证据，传唤了这样那样的证人，却为什么独独没有传唤这个女人出庭？”
他有很多的绰号或昵称，朋友们喜欢叫他“汽球”“鲸鱼王子”“水桶”“肥崽”等等。对于他的上百万影迷，他就叫“胖子”——“胖子”罗斯科·康林·亚博克尔。
罗斯科是靠“脱口秀（Talk Show）”起家。美国的脱口秀有很多种，目前最主要的是电视访谈类。但在罗斯科那个年代，脱口秀穿插于舞台节目之间，相当于中国的单口相声。
有人说，无论什么事到了罗斯科的嘴里，他都有本事把它编成笑话。比如关于他的出生：“有两件事将堪萨斯州的史密斯镇从地图上吹跑了——我的出生和一场旋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史密斯镇。”
罗斯科出生于1887年3月24日，是家里的第九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母亲难产，因为他奇大，足足16磅。父亲疑心，也是因为他奇大。亚博克尔先生和他太太都偏瘦，所以这么一个大胖小子不可能是他的儿子。母亲问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父亲没好气儿地掷下一句：“罗斯科·康林。”
罗斯科·康林是当地一个亚博克尔先生顶顶讨厌的共和党政治家。亚博克尔先生自己参加的是民主党。
罗斯科还在襁褓之中，就随父母从堪萨斯州的史密斯镇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亚博克尔家很穷，只靠父亲到各家的地里帮人播种收获度日，如果按中国的划分，应该算雇农。就像成千上万这个阶层中的拖家带口的父亲们一样，家里越穷，亚博克尔先生就越是把钱往酒罐子里扔。每逢喝醉了，亚博克尔先生便一把揪过小儿子，一边扯下皮带抽打一边叫骂：“你撕坏了她的小花朵！你个孬种！你撕坏了她的小花朵！”父亲管母亲的生殖器官叫“小花朵”。
至少在这一点上，父亲没有太冤枉罗斯科。自从生下了小儿子，亚博克尔太太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康复，在罗斯科12岁那年一命归西。罗斯科说：“父亲没完没了地诅咒我，折磨我，我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吃，逮什么吃什么。结果我越长越胖，父亲就越来越气。”
因为胖，罗斯科在学校里也是同学们嘲笑作弄的对象。三年级时班上排戏，罗斯科只摊到一个大家都不要的小丑角色。没想到，这个小丑竟被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罗斯科演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而且，罗斯科还有一条浑厚圆润、共鸣很好的嗓子。8年以后，17岁的罗斯科就是靠着这两招儿，“混”进了一个巡回马戏班子。
罗斯科·亚博克尔从马戏班子到好莱坞的历程可以写成很厚的一本书。事实上，这样的书曾经有过不止一本，其中荟萃了大段大段让观众们捧腹不已，又能倒背如流的脱口秀段子，却几乎没什么照片，无非是几张家人的单照或合影，照片上的人穿得很拘谨，笑得也很拘谨。
罗斯科·亚博克尔在好莱坞的前12年可以写成更厚的一本书。事实上，这样的书也曾经有过不止一本，其中“灌水猪肉”般地充斥着大量的照片——电影剧照、海报广告、被“狗仔队”抓拍的瞬间、应影迷们要求的合影……照片上的人笑或不笑，都显得自然、从容。
1909年6月，罗斯科出演的第一部电影是单本片（one-reeler，即只有一盘胶片的影片）《本的孩子》（Ben"s Kid）。其时，距埃德温·S·波特在纽约的托马斯·爱迪生摄影棚里拍出世界上第一部只有10分钟和14个场景的单本电影《列车大抢劫》（The Great Train Robbery）才刚刚过去五年多，美国电影业的先驱者们才刚刚挑中了洛杉矶，因为这里不仅气候温和宜人，可以终年四季户外作业，而且南加州的多层次地貌，使导演们在好莱坞的方圆百里之内就能找到高山、峡谷、河流、湖泊、草原、沙漠以及海滩、岛屿等“外景地”。不过那时候，“好莱坞”还只是一个没多少人听说过的地名，所谓电影也都只有“影”，没有“声”，全靠演员们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传达编剧的构思，导演的意图。
后来的评论家们说，罗斯科·亚博克尔用不着夸张，他只要往那儿一站，观众就开始笑。他也从不借助于他的庞大躯体“抖包袱”，比如在他为自己设计的动作中，从来没有被塞进一把罗圈椅中拔不出来，或卡在一个门框里进退两难。相反，这个300多磅的“大块头”经常在银幕上身手敏捷地钻桌子，翻楼梯，跳窗户，甚至抓住吊灯荡秋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以罗斯科在娱乐业中的身份，他是不可能找替身的。罗斯科还有很多自己的独创，比如将蛋糕扣在脸上，就是他在《深处的噪音》（A Noise from the Deep）中的发明，为历代喜剧演员们乐此不疲地沿用至今。
也是在1909年，罗斯科·亚博克尔娶了歌唱演员敏达·杜尔菲为妻。婚礼的晚宴散去后，客人们在回家的路上私语窃笑，都说想象不出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婚之夜会是个什么样子。罗斯科那么巨大，敏达又那么娇小，他们搞得到一块儿吗？时至今日，这其中的“内情”仍不为人知。“外情”是，罗斯科一生结过三次婚，却始终无后。
在好莱坞的头五年，罗斯科拍了正好80部单本喜剧。他最经常的银幕形象是一个戴着拱形帽、手提警棍的胖警察。由亨利·帕瑟·莱尔曼导演的这一套“肯斯托”系列奠定了罗斯科·亚博克尔在喜剧领域的地位。在当时，他与后来的“喜剧皇帝”查理·卓别林、“喜剧皇后”玛贝尔·诺曼德齐名，被称为好莱坞的“喜剧三星”。
从1914年，罗斯科·亚博克尔开始自导自演，还不时与查理·卓别林相互客串。第二年，他拍出了“双本影片”，即有两盘胶片的片子。第三年，罗斯科在外景地因腿伤严重感染，回到洛杉矶后虽经大夫们奋力抢救而幸免被截肢，但体重下降80余磅，并从此沾上了吗啡。1917年，罗斯科和约瑟夫·辛克联合成立了科米克电影公司。次年，他与敏达·杜尔菲分居。
据亚博克尔夫妇的朋友们讲，即使在和妻子分居的日子里，罗斯科也没有“外遇”。半个世纪以后，戴维·雅罗普在《那一天，笑声嘎然而止》一书中说，就这一点而论，罗斯科·亚博克尔可能是“好莱坞最纯洁的男人”。
其后两年，科米克电影公司拍出了无声电影时代的几部经典之作，包括《科尼岛》《晚安，护士》和《车库》。
1919年，罗斯科将科米克电影公司全权交予约瑟夫·辛克打理，因为他接到了派拉蒙（Paramount）公司的合同。这是一个不仅对罗斯科尔本人，而且对整个好莱坞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翻开任何一本关于罗斯科·亚博克尔的书，甚至在封二的《内容提要》中就会读到：“在1920年前后，他的名声比卓别林还响亮。”“他是电影史上第一位年薪百万美元的演员。”
不错，这就是派拉蒙电影公司和罗斯科·亚博克尔签的约——年薪100万美元。但真正吸引罗斯科的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新技术”。派拉蒙是当时少数几家可以摄制“有声电影”的公司。有了声音，就有了罗斯科施展口才的机会。他的强项本来就是“脱口秀”，拍了几年无声电影，生将他的才华掩抹去了一大半。罗斯科自己说，就算没有百万美元，他也愿意拍有声电影。而且，派拉蒙公司拍的都是“大片”，即有五盘胶片的片子。
同年，罗斯科创下了另一个“第一”：他与莫丽·玛尔隆联合主演了世界上第一部彩色影片《后台》。
当然，派拉蒙的100万美元不是白拿的。在1920和1921两年，罗斯科平均每年要拍六部“大片”，其中《布鲁斯特的100万》和《汽油大王盖斯》受到了当时电影界的普遍好评。
1921年夏天，大概是罗斯科从影以来最忙的日子。他同时拍着三部影片：《汽油大王盖斯》《我爱玛丽》和《闰年》。前两部片子在8月份相继杀青，因为要赶上每年9月初劳动节（Labor Day）举行的“派拉蒙电影周”。届时，派拉蒙当年的新片将在各地首映。
派拉蒙的老板杰瑟·拉斯基和总裁阿道夫·朱克尔分别从公司在纽约的总部发来电报，指示他们最大牌的明星参加《汽油大王盖斯》和《我爱玛丽》的首映式。
“不去。”罗斯科·亚博克尔一口回绝。
平心而论，罗斯科并非喜欢跟人抬杠之辈，但毕竟是被众人宠着的明星，偶尔也会耍耍脾气。
阿道夫很生气，他知道不少影迷更愿意看到罗斯科本人，罗斯科不到，卖座率起码下跌10%。倒是老板杰瑟显得比较能够体恤下属，他后来在自传《我为自己吹喇叭》中说，他专就此事给阿道夫·朱克尔去了一封电报，说这段时间罗斯科在三部片子中连轴转，实在太辛苦了，就让他歇歇吧。劳动节以后，罗斯科除了要完成《闰年》的摄制，另一部由他主演的新片《预付的飞行》也将开机，并计划在年底杀青。
其实，罗斯科的“歇歇”也不可能是安安静静的“歇歇”，他马上收到了一大堆邀请，派对、晚宴、婚礼，钓鱼、狩猎、露营……罗斯科一一推辞。他有自己的打算。
8月的最后一天，皮尔斯汽车公司如约送来了为罗斯科特制的“利箭”牌旅游车。当时市面上批量生产的“利箭”牌轿车售价7200美元，罗斯科的这辆超大型旅游车值价2.5万美元。旅游车的里面是皮革坐椅，外面装纯银饰件，车内还有带冰箱的整套酒吧设备和一个小型卫生间，车身比一般的轿车大出近四倍。
“那当然，”罗斯科又说上了笑话，“因为我比一般人大出四倍。”
罗斯科“定做”这辆车是为了拍外景时跑长途，所以他的“利箭”牌不仅具有良好的越野功能，后排座椅还可以拉开来当小床，被当时的好莱坞人称为“汽油皇宫（gasoline palace）”。
罗斯科很为他的“利箭”牌自豪，车还没到，就传出了话，要在劳动节期间北上旧金山“试车”。
“你们谁愿意去？”罗斯科问周围的同事朋友，并许诺说，他将在旧金山的圣弗朗西斯饭店通宵派对，酒水管够。
马上就有好几个人响应。当时正值“禁酒令（Prohibition）”时期，这“酒水管够”一条特别能够吸引人。（关于美国1920至1933年的“禁酒令”始末，请参阅笔者所著《美国8大名案》中《赫普曼有罪？》一文）
9月1日，星期四晚上快10点，派拉蒙的一位导演弗莱德·费希巴赫打电话给罗斯科，说他刚刚听说了罗斯科的劳动节安排，他正好想去旧金山看看那一带海岸的海豹，为下一部片子作准备，问能不能搭罗斯科的车？罗斯科一口应承说没问题。
罗斯科和弗莱德是从拍“肯斯托”胖警察系列片时就认识的老熟人。不过在当时，罗斯科已经有了些名气，弗莱德还只是一个道具管理员。弗莱德靠着在摄影棚里的耳濡目染，又靠着自己的刻苦钻研终于当上了喜剧片导演，是在那几年以后的事。
临出发以前，罗斯科把他的新车送去一位机械师那里，请他给调一调，再全面检查一遍，以保证跑长途没有问题。就在机械师忙着的时候，等在旁边的罗斯科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一块渍了酸的垫子上，造成左大腿后部二级烧伤。
从医院回到家里，罗斯科第一个打电话通知弗莱德·费希巴赫，说由于这一意外事故，他准备取消明天的旅行。
罗斯科后来对他的朋友们说，弗莱德一开始不以为意，当知道罗斯科确实没有和他开玩笑，顿时就不乐意了。他百般劝说，高低要罗斯科按原计划开车去旧金山，其间还冲着电话大叫大喊。罗斯科无奈，只得迁就。
罗斯科在电话上提到打算把家里酒窖的酒装在“利箭”牌旅游车的后厢，带到旧金山开派对。弗莱德说不好，万一路上被警察拦下了怎么办？又告诉罗斯科别担心，他在旧金山有路子可以搞到黑酒。
9月3日，星期六一大早，罗斯科一行三人，他，弗莱德和另一位演员洛维尔·谢尔曼开车上路。那时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公路只有一来一往两条车道，基本是沿着18世纪墨西哥人迁徙时踏出的山路，镇邑之间的一些路段尚未铺柏油，仍是坑洼不平的砾石或泥土路面。半道上，罗斯科被颠得疼痛难忍，就到路边的小商店买来一只橡胶圈垫着受伤的大腿。
离开洛杉矶之前，罗斯科已经在他经常下塌的圣弗朗西斯饭店订下了12层楼比邻的三间房，1219，1220和1221。三个房间各有通外面过道的房门，三房之间又有双向门互通。其中的1219为双人卧室，罗斯科和弗莱德合住，1221是洛维尔要的单间，这两套卧室里都带有各自的卫生间。夹在当中的1220是一间极宽敞的客厅，派对就将在这里举行。
据罗斯科·亚博克尔后来对记者们的说法：“我们在星期六下午抵达旧金山。因为很累了，哪儿都没耽搁，直接就开进饭店。然后早早地吃完饭，上床睡觉。星期天到各处逛逛，给一些朋友打了电话。”
罗斯科瞒下的唯一细节，是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曾有一个黑酒贩子往他们的房间里送过酒。后来在旧金山警署的审讯室里，罗斯科告诉警方，那人是弗莱德打电话招来的。
就在罗斯科们“星期天到各处逛逛”的同时，又有三个人从洛杉矶过来。演员经纪人奥尔·盛纳契带着他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委托人住进了离圣弗朗西斯饭店不远的宫廷宾馆（Palace Hotel，现称宫廷大酒店。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令”时期，没人敢在自己的店名中放进“酒”字，姑且译作“宾馆”）。
奥尔的朋友叫玛蒂·黛尔蒙，有的书上说她是“职业骗子”。玛蒂有无数的假名、化名，也有无数的犯罪记录，被控罪名从重婚，到诈骗，到伪造文件等等。玛蒂最经常的犯罪活动是被人花钱雇了去勾引男人，拍下照片，尔后用于敲诈勒索或离婚诉讼。不过，在宫廷宾馆的客人登记薄上，玛蒂在她的职业一栏填的是“晚装模特儿”。
奥尔的委托人就是年方26岁的弗吉妮雅·拉培。
关于弗吉妮雅的身世，媒体各说不一。有的讲她的母亲是妓女，有的称她的父亲是英国的皇族。其实都不是。据《芝加哥监督者》报对拉培家外祖母的采访，弗吉妮雅的母亲梅贝儿年轻时曾许给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后在1894年“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期间被一位来自英国的贵族之后诱惑，误堕情网，与银行家的儿子解除了婚约。小贵族离开美国后如黄鹤西去，音讯杳然。梅贝儿自知受骗，羞愧难当，遂只身逃离芝加哥，在纽约生下了弗吉妮雅。
女儿长到11岁，母亲便殁了。弗吉妮雅回到芝加哥与外祖母住了几年，出落得千娇百媚，各公司请她做模特儿的邀约不断，后来借着一个拍电影的机会，搬到了洛杉矶。
抑或是真的不知道下文，外祖母的故事就只讲到这里为止。事实上，即便在“好莱坞”这样的花花世界，弗吉妮雅的口碑也相当成问题。据周围女人们刻薄一点的讲法，“弗吉妮雅的裤带松着呢”，“见了男人就想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