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伊继续说，我见过你在麦克马丁的朋友们，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对我讲了“所有的秘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今天也可以谈一谈那些‘坏’秘密。然后，你猜怎么着？那些‘坏’秘密就没有了，消失了，从此不再招你心烦生气了。你觉得这样好吗？”
小姑娘还是不说话。
柯伊举起一只木偶，又问了两遍坦妮娅知不知道“坏”秘密。“不，”小姑娘摇摇头。
柯伊只得说出雷蒙德·布克的名字。她指着一台录音机，管它叫做“秘密机器”，告诉坦妮娅只要对着“秘密机器”讲出“雷-雷”做坏事的秘密，那些秘密就被装进了机器里，从此不再搅扰她。
“我讨厌那些秘密。”坦妮娅终于说，“雷-雷做坏事，我不喜欢。”
柯伊拿起一只“男”木偶，说我们管他叫“雷”，好不好？又指着一只小“女”木偶，说她就是“坦妮娅”。柯伊要小女孩讲一讲“雷”对“坦妮娅”做过什么坏事，见小女孩不答腔，便将两只木偶套在自己的左右手上，一边比划一边憋着嗓子说：“噢！布克老师——雷-雷，你在摸我，是吗？你摸我哪儿了？”
“屁屁。”坦妮娅说，意思是屁股。
后来，这段录像被作为公诉方的证据在法庭上放映时，被告辩护律师指出，从对话的上下文看，并不清楚坦妮娅讲的是她自己，还是木偶，因为木偶女士手上的“男”木偶碰了小“女”木偶的屁股。
接下来，赤裸的“男”“女”木偶又相互摸来碰去，还相互威胁。用绒布缝制成的“鸡鸡”被插进了嘴巴里。“雷-雷这样做了吗？”柯伊问，“呃——，真恶心！”
“雷-雷没有这样做。”这一次，小姑娘明确地回答说，“我只是在玩木偶。”
这一大一小又谈到了把小朋友们从幼儿园带到“雷-雷的家里”。同样，以当时的情景很难判断出坦妮娅讲的到底是真正发生在幼儿园的事实，或是她正在观看的“木偶戏”。
在木偶女士的一再“启发”下，小姑娘提到幼儿园园长佩姬·布克曾目睹过这些性骚扰活动。
到后来，坦妮娅对关于幼儿园老师们的谈话不再有兴趣，她说木偶“雷”承认了错误，保证他今后不做坏事了，应该把他从“监狱”——一只装玩具的盒子——里放出来。小姑娘抓过一只绒毛猴子抱着，又翻开一本描写蚯蚓的图书。但柯伊·迈克法兰显然意犹未尽，还竭力想要把小姑娘拉回到原先的话题：“坦妮娅，你懂得真话和假话的区别吗？什么是假话？”
“哼，它的牙齿真大，并且有点，有点发黄。”小姑娘答道。
“坦妮娅，你对‘秘密机器’讲的话都是真的吗？”
小姑娘有些茫然地看了一眼木偶女士，张着嘴，点点头。
面谈到此为止。
公诉方后来在法庭上说，坦妮娅点头了，说明她讲的都是实话。但被告方说，小姑娘当时根本就心不在焉。
录像继续播放。柯伊送坦妮娅出来，神情沉重地对孩子的母亲说，小姑娘确实被性骚扰过。她要求冬娜·蒙格利回家以后给孩子一些鼓励，因为坦妮娅今天表现得十分出色，十分勇敢，等等等等。那天稍后，国际儿童医院通知检察长办公室，具体地讲，柯伊·迈克法兰通知乔安娜·玛塔森卡，说坦妮娅是雷蒙德的“受害人”。
在此前后，共有几十名麦克马丁的小朋友被父母送来儿童医院，他们都经过了和坦妮娅类似的面谈，而且无一例外地都被诊断出了“性骚扰”。
对于像冬娜·蒙格利这样的家长，国际儿童医院的诊断结果只是证明了她已有的怀疑，而其他大部分的父母，比如希蓉·瓦尔特，本来是完全不相信所谓“性骚扰”的天方夜谭的，但禁不住一些专家和权威们不厌其烦的解释，说孩子和大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孩子们没有足够成熟和健全的心理去承受磨难和挫折，所以一般地讲，受到过性骚扰的孩子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和忘却那段不愉快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一开始便持“否定”的态度，不承认那些使他们曾经非常痛苦的“事实”。专家和权威们又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认为记忆或想法是“唯心”的东西，不妨让孩子去做一做体检。体检的结果总应该是“唯物”的吧。
于是，希蓉·瓦尔特带着特莉莎去了国际儿童医院。阿斯特里德·黑格尔博士和布鲁斯·武德林博士在特莉莎的体检报告上写着：处女膜破裂，阴部有剧烈摩挲造成的擦伤、创伤和撕裂。
白纸黑字，由不得她不信。希蓉后来说，她那天开车回家，一路上晕晕乎乎，差点儿跟人撞上。去超市购物，在收银台排队时，等着等着眼泪就自己下来了。还有一次在网球场上，刚跟一位朋友交谈了两句，便忍不住失声痛哭。
然后，希蓉根据警方和公诉方，或者说，简·霍亚格和乔安娜·玛塔森卡的指示，带特莉莎去“理查斯托心理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其时，马休·约翰逊和坦妮娅·蒙格利等都已经是那里的常客。几次之后，特莉莎回家告诉母亲，“裸体影星”的游戏不是捉迷藏，而是让小朋友们脱光了衣服拍照，她原来记错了。
柯伊·迈克法兰又对希蓉说，根据她们新近掌握到的情况，警方已经将调查的时间覆盖期扩展到了1983年以前的六年，也就是说，麦克马丁的性骚扰至少从1977年就开始了，所以瓦尔特家的两个大孩子也在可能的“受害者”之列。1984年2月，希蓉把七岁的大女儿克丽丝蒂和六岁的儿子比尔也送到了国际儿童医院。
与坦妮娅们相比，这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相对成熟，也多少有一些主见，不是那么容易被木偶女士牵着鼻子跑。但这并不等于说，柯伊·迈克法兰们会让他们轻易过关。比如克丽丝蒂·瓦尔特的例子。
一上来，柯伊先有一通说教：像你们这样的大孩子应该“帮助你们的弟弟妹妹们”，因为“我们知道，麦克马丁幼儿园一直都在玩‘裸体游戏’，尽管那些小小朋友们讲不出什么来”。柯伊将一只木偶熊套在克丽丝蒂的手上，然后点着木偶的熊鼻子说：“你还记得那些‘裸体游戏’，是吧，小狗熊？”
狗熊在克丽丝蒂的手上摇摇头。
“哎呀呀，小狗熊，你的记性可真差劲，比克丽丝蒂朋友们的记性差远了。”……
另一则例子中，少年儿童保护处的工作人员肖恩·科尼利这样启发八岁的爱莉丝：“到目前为止，一共有183个孩子和我们谈过话。你以为那183个孩子都比你的记忆力强？……一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记不起发生在幼儿园的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孩子们遇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你猜他们会怎么着？你说得很对，他们就忘记了……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帮助他们增强记忆力，帮助他们打开大脑的锁。有的时候，当你被什么事情吓坏了的时候，你的脑子就锁上了……你说你想不起那些发生在幼儿园里的事情，我知道你没有说谎，你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它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吗？……人们脑子里的记忆，就像我这办公室里的文件柜，一格一格的，最上面是标号‘A’，最下面是标号‘Z’……对了，你的那些幼儿园的记忆都跑到了脑子的最下面，躲进‘Z’号文件柜里了。”
对于八岁的卡瑟，柯伊·迈克法兰如是说：“前几天，我们和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一起开了个会。他们都说：‘天哪，没想到我们的孩子们这么勇敢。’有的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还没有把那个秘密讲出来？’我说：‘是的。我很抱歉。’不过我相信，他们迟早会讲出来的……后来他们（卡瑟的父母——笔者注）说：‘我们不知道卡瑟的记忆力是不是很好，不过木偶娃娃们的记忆力应该是不错的。’”
卡瑟马上说：“我的记忆力很好。”随即便道出了他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抚摸、鸡奸、裸体照片等等。
就这样，本案的“受害人”名单上又增加了十来名小学生。
从1983年底到1984年，国际儿童医院先后接待了涉及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的大小孩子共计400余人次，并在寄给州政府有关部门的账单中要求按每次455美元收费。
1984年1月13日，在经历了28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弗吉妮雅·麦克马丁和佩姬·布克被迫关闭了她们的幼儿园。
不日，一歹徒潜入布克家后院，待得佩姬从屋里出来，即跳出灌木丛，从后面扼住她的脖子，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刺伤了她的胸腹部及胳膊。佩姬的丈夫恰科·布克打911报警，曼哈顿海滩的警察们一听是佩姬·布克，便以种种理由拒绝接案。
某星期日，一群家长在天主教教堂做完弥撒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雇佣杀手在佩姬的车里安放炸弹。他们后来也确实找到了人，并谈妥了条件，只是因为佩姬等被捕而未能付诸实施。同样，警方听说后也对此“犯罪活动”睁一眼闭一眼。
在本案调查的最初阶段，孩子们说的话，或从孩子们嘴里“掏”出来的话，还能大致符合人们的常识。越到后来，那些对雷蒙德·布克，乃至对整个麦克马丁幼儿园的指责，变得越发荒唐，越发玄乎，越发令人难以置信。
以马休·约翰逊为例，1983年夏天，他两岁半时，说老师把他捆起来、照过相等等，当然，是通过母亲秋迪的嘴讲出来的。到1984年初，小男孩三岁时，秋迪就向警方报告说，雷蒙德戴着面具，把马休的头强摁进抽水马桶里，还将一根给车胎打气的管子插进马休的肛门。又说另一位老师芭贝娣·斯比特伦踩着马休的肚子，直到他呕吐。又说园长佩姬·布克威逼小男孩对她口淫。
再后来，性骚扰的地域范围已经超出了麦克马丁幼儿园。孩子们被带到或海滩，或农场，或某家旅馆，或某处健身中心，或某座教堂。施虐者也扩展到了非幼儿园教师的其他陌生人，譬如秋迪报告说，一名健身房的职工鸡奸过马休。
以下一段摘自1984年1月底，秋迪·约翰逊向警方的报告笔录：
马休感觉他离开了洛杉矶国际机场，乘飞机到了棕榈泉……马休走进一座军械库……那里有一个祭司模样的人……一种如同祭祀一样很宗教很神秘的气氛……在教堂里，佩姬将一根棍从一个小孩的两边腋下穿过，就仿佛在玩魔术。雷在空中飞旋……佩姬、芭贝娣和蓓蒂全都穿着巫婆的衣裳。埋马休的那个人是蓓蒂老师。棺材里没有洞。芭贝娣带着他和另一个稍大的女孩子一起坐火车，马休在火车上被一个穿西服的人打了。雷向他们招手“再见”……佩姬给马休一支灌肠器……用回形针夹住马休的耳朵、乳头和舌头。芭贝娣用剪刀戳他的眼睛……她把动物剁成小块……一只狮子抓伤了马休。一头大象在跳舞……一只羊爬得很高很高很高，然后，一个坏蛋把它从楼梯上扔下来……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蜡烛，全是黑颜色……雷把他的右手食指插进羊的肛门……一位老太太弹着钢琴……他们切开一个婴儿的头，把脑子扔进火里……佩姬在教堂里用一把剪刀剪马休的头发。他们强迫马休喝婴儿的血……
这样的一套胡说八道，整个儿就是被精神病学家们戏称为“词语沙拉（word salad）”的大杂烩。稍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应该会想到，无论是出自马休也好，秋迪也罢，都只能说明当事人的神经有问题。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曼哈顿海滩和洛杉矶的警察们，检察官们，甚至医学专家们，不仅一个个全都将秋迪的这番话信得真真的，而且还直接从字面上理解——孩子们被带到了其它地方，说明性骚扰不只局限于麦克马丁幼儿园，而是以该幼儿园为中心的一个犯罪网络，其组织遍及加利福尼亚各地。而且，这个网络，有人也叫它“团伙”，带有某种邪教性质，他们的祭典仪式中包括了性虐待以及祭杀动物和小孩。
秋迪的报告通过办案人员，通过治疗医师，通过每月一次的家长会传给了其他家长孩子，立即就得到了呼应。有的孩子说，他亲眼看见雷蒙德杀了一头牛，有的孩子说，麦克马丁的园子里有一条通往别处的地道，等等等等。
最典型的例子是莎若·巴顿。小姑娘第一次到国际儿童医院，看见柯伊·迈克法兰脱掉那些木偶人的衣服时，连声说：“这样不好。”“不礼貌。”当木偶女士向她问起幼儿园的“秘密”，莎若显得很困惑，说她“什么都不知道”。莎若也被诊断出了“性骚扰”，她的父母迈可和茱安妮·巴顿夫妇遵照迈克法兰主任的指示，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亲吻她，拥抱她，以示安慰和鼓励。
莎若说她很不舒服，不想再谈幼儿园的事情了，但是茱安妮说不行，你必须把所有的“秘密”全都讲出来。
第二天，迈可请了一天假，在家里继续盘问雷蒙德是如何“性骚扰”小姑娘的。“他是趴在你身上，还是跪着？”迈可问莎若。等到小姑娘终于道出了“细节”，迈可马上说他是多么地为她感到骄傲。
就这样，盘问，鼓励，再盘问，再鼓励。当小姑娘说她不知道答案，或是给出错误的答案时，爸爸妈妈便一口咬定：“你知道，”“你一定知道，”“只要你都说出来，我们家就不再存在任何秘密了，那该有多好！”
大约一个月后，莎若开始每天晚上做噩梦，关于雷蒙德，关于“性骚扰”，关于大人们白天灌输给她的种种恐怖故事。小姑娘开始在睡梦中抽泣、哭诉、或大叫：“哎哟，你把我的屁股抠疼了！”开始跟人说，她吮过佩姬·布克的乳房，舔过她的阴道，喝过雷蒙德的尿，还吃过裹着巧克力的粪便。每讲出一个新的“秘密”，小姑娘便会得到一次父母的赞许，夸她有多么“勇敢”。
1984年2月，在秋迪·约翰逊的上述报告之后，莎若又开始讲老师们如何在幼儿园里屠宰牲口，她如何被带到一幢大楼里受虐，老师们如何逼迫她吸毒，以及在教堂和墓地里触摸死人，等等。
尽管有这么许多的孩子讲出了这么许多可怕的事情，办案人员们却始终查找不到任何物证。但这并不妨碍检察长罗伯特·菲立波辛将案子送到大陪审团，因为公诉方自称掌握了“确凿的医学证据”，即国际儿童医院给孩子们的那些“性骚扰”诊断报告。菲立波辛检察长要求该院的“儿童性虐待诊断中心”挑选出一些比较“坚强”的孩子出庭作证，木偶女士柯伊第一次挑了25人。
家长们和一大批“热心”的市民们也在寻找证据，他们组成了自己的调查小组，开车带着孩子们满世界认人认地点。当孩子们指出了某栋公寓，某爿店铺，或某辆车，做爸爸妈妈的便记下地址或牌照交给警方和其他家长。
一位父亲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观察”了整整两天，发现有与孩子们的描述相似的、或可疑的飞机，便抄下人家的注册号码。这位家长还在他后来交给警方的记事本上写下了诸如“某某飞行员形似同性恋者”，或“某某空姐有恋童倾向”等字样。
某日，一小男孩指出了一辆面包车，说那辆车曾装运过棺材。警方一查，发现那是曼哈顿海滩市长夫人的车。
还有一次，一位名叫巴勃·卡利的家长给警署送去一只摘除了内脏的死青蛙，说是在麦克马丁幼儿园附近的树丛里找到的，当为祭祀之物无疑。
很快，一些家长们发现，他们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某夫妇的孩子刚被儿童医院诊断出了“性骚扰”，便有警察开始调查他们经营的汽车旅馆，因为该旅馆正好坐落在马休·约翰逊和其他孩子们指认的“曼哈顿海滩鹦鹉螺健身中心”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