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拉在3K的每个冬天都会额外地揽一份照管锅炉的活儿。每天晚上临睡觉前到厂子里给锅炉加煤封火，第二天早晨5点又赶在工人们上班以前把炉子捅开。后来有人说，尼可拉当过值夜人，那是一份需要带枪的工作。其实，公司从没给尼可拉配过枪，他用的是自己的一把点三二科尔特手枪。老板父子都很信得过尼可拉，每天下班后就把厂里的钥匙全都交给他。
尼可拉·萨克还向密柯·凯勒租住了房子，就在凯勒家的后面。萨克家的小房子带一个小园子，尼可拉把它开成菜地。凯勒老板后来在法庭上说：“一个人每天清晨4点就在园子里干活儿，7点准时到厂里上班，吃过晚饭以后又去园子，在菜地里浇水拔草，精耕细作，直忙到晚上9点或10点。而且，他种了这些菜不光是自己家里吃，还成筐地送来我这儿，让我分送给穷人们。这样的人可能抢劫杀人吗？”
不过，凯勒老板只讲出了尼可拉安分的一面。在尼可拉的天性中，本来就有其不安分的另一面。
尼可拉·萨克在美国多年，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自称为‘自由国家’的种种残酷和不公平，特别是对于穷人们”。1913年，他和妻子罗西娜一起加入了波士顿地区意大利人中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研讨协会”。在尼可拉的心目中，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可以帮助像他一样的“社会低等人”摆脱贫穷和困境的出路，也是他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从此，尼可拉和罗西娜成了团体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这对引人注目的漂亮夫妇经常参加工人罢工，在一些带宣传性质的小型剧目中担任角色，或是为各地罢工的工人们募捐。1916年，尼可拉曾在一次集会时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起被警方拘捕并罚款，理由是，他们的集会没有在事先征得有关当局的许可。
事实上，尼可拉·萨克从来不掩饰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还经常向他周围的人宣扬无政府主义观点。乔治·凯勒就曾警告过他：“你最好闭上你的嘴，尼可拉，不然会招惹麻烦的。”
“哦，乔治，”尼可拉说，“这不是我的嘴在说话，而是我的心在说话。”
但乔治·凯勒还是很喜欢尼可拉，说“这世界上没有比尼可拉更好的人了。他心地善良，连一只鸡也不肯杀。”
相形之下，尼可拉的朋友、或按尼可拉喜欢的称呼——“同志”——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就显得比较深沉、比较有思想了。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比尼可拉·萨克大3岁，于1888年6月11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靠近卡尼奥的一个小村庄维拉伐雷多。
巴托罗米欧也上过七年学，而且功课特好，尤以文学、历史等见长，还喜欢弹吉他。如果是遇上了别的父亲，也许就会供他继续念书，因为韦泽梯家的农场收益颇丰，有的是钱。但是，巴托罗米欧的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某城有42名律师竞争一份月工资只有35里拉的工作，就觉得读书百无一用，不如学会一门实实在在的吃饭手艺。巴托罗米欧13岁那年，父亲在镇上开了一家餐馆，因为请做意大利通心粉的师傅价格不菲，便将儿子送去卡尼奥的通心粉作坊当学徒。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在城里学艺6年，由于劳累过度，而且饮食居住条件甚差，19岁时拖着一身重病回到维拉伐雷多。幸有母亲悉心照料终得痊愈，但身体本来就虚弱的母亲却被累得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
母亲的去世对巴托罗米欧的打击异常沉重，又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父亲的安排，在韦泽梯家的餐馆里做通心粉，也因为长期在外，滋生了性格中的不安分，巴托罗米欧再度背井离乡。这一次，他走得更远，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来美国的第一年就如同生活于地狱一般，经常是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但因为跟父亲较着劲儿，所以在写回家里的信中对自己的悲惨境遇只字不提。巴托罗米欧先是在纽约一带边流浪边打工，后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进了一家做绳索的工厂便安顿下来。
此后数年，巴托罗米欧利用工余时间博览群书，所涉猎的领域遍及历史、哲学、政治、科学、文学和艺术。巴托罗米欧在他的自传中提到过马克思、达尔文、左拉、托尔斯泰、马兹尼、科鲁普特金、马拉泰斯达等等。巴托罗米欧最后选择了无政府主义，据他自己说，不光是因为看了这些书，更是因为他所经历过的痛苦现实。巴托罗米欧说他在美国“看到了生活中所有的残酷，所有的不平等，看到了人性在堕落中的挣扎和窒息”。
巴托罗米欧的房东叫凡森佐·勃利尼，也是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勃利尼家的三个孩子特别喜欢巴托罗米欧，对他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尊重。巴托罗米欧由于健康的原因而终身未娶，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勃利尼家的大儿子贝兰多就自愿做了他的“义子”，并以此为荣。
“有一次万灵节，”多年后，贝兰多回忆说，“我没有钱买蜡烛。别的孩子们的南瓜灯都有亮，就我的不亮。巴托罗米欧刚好从那里经过，问我：‘蜡烛呢？’我说：‘我没有。’‘买去。’‘我没钱。’他说：‘这是两分钱，赶紧去给自己买些蜡烛来。’当时，两分钱可以买到20支蜡烛。我跑进小卖部，我说：‘我要两分钱的蜡烛。’结果店老板找了我九分钱。原来，他给我的两枚硬币中，一枚是一美分，一枚是10美分。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但我还是把那九分钱还给了巴托罗米欧。巴托罗米欧就是这样的人，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只想着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好人，而不会有别的私心杂念。”
1917年，巴托罗米欧·韦泽梯跟着尼可拉·萨克们去了一趟墨西哥，回来后继续在绳索制造厂干到1919年，后因闹罢工被开除。同年秋，巴托罗米欧从一位打算回意大利的同乡手里买下了一辆推车、一把剐刀和一杆秤，从此做起了鱼贩子。
巴托罗米欧也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和萨克夫妇不一样，他经常写传单，给刊物投稿，或是在集会时发表演讲，属于该团体中的思想家一类。
后来有记者们将尼可拉·萨克和巴托罗米欧·韦泽梯都称为“职业无政府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结束时，共计有1000多万人在战争中丧生，2000多万人伤残，一些原欧洲国家的政府被彻底摧毁，曾经强大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而德国却在悄悄地崛起。
一战后，欧洲各国大规模移民。不少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但美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比欧洲好，移民们为求生存，愿意接受最低廉的工资和最苦最累的工作，从而在无形中造成了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夺走了原本属于蓝领阶层的饭碗，致使美国民众中的反移民情绪高涨。
20世纪初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发生在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由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共产主义的浪潮也波及到了美国。1919年9月，从原美国社会主义党分化出来的左派成立了美国共产党、中间派组成了美国共产劳工党，只有右翼仍留在社会主义党内。
由于有了苏联的例子，当时的总统伍德若·威尔逊及美国政府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称其为“红色恐怖（Red Scare）”。1919至1920年，美国各地警方突然抄袭了若干“可能的”共产党人家庭，被捕者逾千。从法律的角度看，其中大多数搜查和逮捕都是“不合法”的，因为警方没有下达正式的《搜查令》或《逮捕令》。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共产主义思潮是由战后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带过来的，这其实是政府内部的某些人试图利用民众中的反移民情绪遏制共产主义运动而放出的烟雾。
当时的社会上还有一股对美国政府形成威胁的势力，那便是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团体。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一词源于希腊语，意即“没有统治者”。据说最初只是一个学派，尔后演变为一种思潮，到了20世纪初期，就发展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
无政府主义者，顾名思义，倡导推翻任何形式的统治、或政府，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和私有财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权力导致腐败，导致人类的不平等，主张建立一种民众自治的社会体制，凡事皆由人民作出自己的决定。无政府主义者非常天真地相信，一旦取缔了政府或国家权力机构，人类天性中的优良面或善良面便可能获得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达到普天下万民和睦相处的人类最完美境界。
基于他们的这些原则，无政府主义者笼统地反对所有的战争，这也是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们逃避兵役的原因之一。但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变革，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们又热衷于各式各样的恐怖活动。
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历时30余年，其高潮正是本案发生的1920年前后，到1930年代底便销声匿迹了。
美国意大利人中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叫路奇·伽利尼。此人于1901年赴美，1903年创办无政府主义报纸《颠覆者记事》。和许许多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路奇·伽利尼主张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喜欢搞一些能产生即时影响和轰动效应的反政府活动，包括刺杀、爆炸、绑架等等。
1917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无政府主义团体发起反击，各地民众中亦有人自发加入。一时间，无政府主义者被殴打，他们的住地、图书馆和俱乐部等等遭到破坏的事件相继发生。
1919年初，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在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八大城市联合策划了一系列爆炸活动，有的炸弹几乎是于同一时刻在不同的城市爆炸，被袭击的目标大多是那些参与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当地政要们，诸如法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等。
女作家茱蒂·梦露在其所著《萨克-韦泽梯审判》一书中说，在当时，“没有多少美国人、包括司法部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米歇尔·派蒙、知道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别”。因为两者皆反政府，所以都被纳入了“红色恐怖”的范畴。
事实上，不仅一般的老百姓常常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些身在其中者亦动辄将几个词相互换用，比如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而在官方的划分中，所有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被统统称为“激进分子”或“激进派”。
倒是一些记者的政治嗅觉相对灵敏。20年代著名女记者凯瑟琳·安·坡特在她撰写的《不可能改正的错误》一书中作了这样解释：“‘无政府主义’曾经是长时间以来令不少国家的政府大为头痛的一个词，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以及工人运动等等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以进行恐怖活动为其基本手段，因而不断地激起民众中的仇恨和愤懑……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份，以及曾经逃过兵役等事实，就已经使他们‘罪行成立’了。”
凯瑟琳·坡特没有提到的是，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还都是来自南欧的移民，因而更罪加一等。
1919年5月，作为打击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最高法院院长米歇尔·派蒙下令逮捕并遣返了路奇·伽利尼。当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自然也是容不得任何人反对政府的。路奇·伽利尼回国后数度坐牢，后又遭流放，于1931年11月死于一座孤岛。
路奇·伽利尼被驱逐出境后不久，1919年6月2日晚，有人往米歇尔·派蒙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送了一颗炸弹。但炸弹的定时器出了一点差错，结果只掀翻了派蒙家房子的前半部分，震碎了所有的窗玻璃，除了送炸弹者本人，其余人等无一伤亡。虽然送炸弹者被炸得残缺不全，警方仍旧辨认出他是一个高个子、黑色鬈发的意大利人。
爆炸现场还散落了若干传单，末尾处的具名为“无政府主义战士”。联邦调查局由此线索追查到了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家印刷厂，并于1920年2月拘捕了那里的印刷工罗伯托·伊利亚和排字工安德烈·沙尔塞多。安德烈还同时主持出版一份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刊物。
同样，联邦调查局的这次行动也没有《逮捕令》，也就是说，没有正式的指控名目。罗伯托和安德烈被捕后也没有经过正规的法律程序，只是被监禁在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办公大楼的14层。
1920年4月25日，星期天，波士顿地区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城东的意大利侨民俱乐部秘密聚会，商议如何声援罗伯托和安德烈。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们决定先派一个人到纽约打探消息。巴托罗米欧是“个体户”，行动比较自由，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他。
第二个星期天，5月2日，同一团体再次聚会东波士顿，由巴托罗米欧汇报他的纽约之行。
巴托罗米欧说，他在纽约见到了意大利劳工委员会秘书长鲁伊其·昆迪利亚诺。鲁伊其告诉他，委员会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罗伯托和安德烈的消息，但他们从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米歇尔·派蒙已下令司法部等对全美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劳工委员会要求波士顿地区的成员们尽快销毁或转移所有相关的文字资料等物，以免授警方以把柄。
那天的聚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用米可·波达的陆路牌轿车将分散各处的文件收集汇总后一并处理，二是在下一个星期天，5月9日，召开一次群众集会，为罗伯托和安德烈的案子募捐。巴托罗米欧·韦泽梯届时将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5月3日，安德烈·沙尔塞多从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大楼14层坠楼身亡，尸体就那么血肉模糊支离破碎地在人行道上摆了足有20多分钟，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记者们的好奇，联邦调查局只得赶紧将罗伯托·伊利亚转交移民局。不日，罗伯托即被递解出境。
其实，在安德烈·沙尔塞多跳楼之前，迫于局势的压力，意大利侨民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已经在开始准备退路了。巴托罗米欧·韦泽梯曾写信给他的父亲，称：“我攒足了回意大利的盘缠，以防不测。”
尼可拉·萨克做得更彻底。那年3月，家里来信说母亲去世，尼可拉当即决定挈妇将雏，举家还乡。4月15日，“南布任萃抢劫杀人案”发生的同一天，尼可拉去了波士顿的意大利领事馆办护照，又定了三张5月8日从纽约启程的船票。5月1日，星期六，是尼可拉在3K上班的最后一天。5月3日，他去厂里领了最后一份工资，并与众人言别。
也是从5月3日那个星期一开始，巴托罗米欧连续三天在萨克家中帮助他们打点行李处理善后事宜。
5月5日，星期三，一位名叫理查多·俄契亚里的团体成员用自己的摩托车带着米可·波达到了萨克家。晚7时，四人分两路出发去布瑞瓦特约翰逊先生的修车铺，理查多和米可骑摩托，尼可拉和巴托罗米欧乘公共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