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是过于宽容什么，但也许搞了多年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心胸日渐变硬，这些年来竟一反常态，变成小鸡肚肠，失去了起码的宽容心态。在我采访过的绝大多数人，只要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几乎全是充满情感地叙述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倒霉，自己怎样怎样善良和老实，所以就怎样怎样吃亏受欺负。我在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情后，突然就矛盾起来，大家都是好人都受欺负，那么坏人是谁呢？我在公安局挂职，分管刑警队，一天，下面重案队逮到一个极其凶恶的小子，这家伙实在是太凶恶了，走路看谁不顺眼，就用刀去捅人家，而且把被害者捅倒后，还用脚去踹流血的伤口。可万万没想到，他的母亲却跑到公安局来喊冤叫屈，说他的儿多么多么的老实多么多么的善良，都是让别的坏人给教坏的……看着这个哭得老泪纵横的母亲，我渐渐悟到，宽容不是情感，而是文化和理智。说到文化，文坛上的人要比平民百姓档次高吧，可竟然也是半斤八两。例如一个学者式的作家，结合他所掌握的历史学识，写出一些对当今非常有益的文章，获得一些名声。于是就有些人出来横竖挑剔，甚至追究这个作家在“文革”时期的表现。此种做法让我心寒，因为这使我想起极左时期的唯成份论只要你曾经怎么着了，那就一辈子不得翻身。其实，“文革”的主谋是国家，谁能逃脱得了？不客气地说，从写追究文章的口气看，这个年轻的作者要是与被追究者相同年龄，我想，他大概会是“文革”时最恶劣的杀手。
我们经常说不要脱离时代，实际上我们最可怕的是被时代淹没。我们一些很有才气的作家在半个世纪以来只能写配合宣传各种政策的东西，写批判靠个体劳动致富的《不能走那条路》，写歌颂公社大锅饭的《李双双》，写宣扬阶级斗争的《千万不要忘记》，写今天看起来几乎是同改革唱反调的《金光大道》。假如我们的作家能真正认识到我们曾经历过的可笑与可悲，能真正有脱胎换骨般的创作，这绝对是中国文坛的万幸。
今天，我们的作品要摆到秤盘上掂着分量讲价钱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地感到香港作家是高手。过去，我从来没看过金庸等香港作家的武打小说，但他们的名字却如雷贯耳，这常常使我有些不悦。因为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武打小说实在是档次最低的。有时我偶尔不幸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那些满口胡言的武林高手，惊讶得来不及恶心。为此当听到一些读者交口称赞这些武打小说时，就总觉得这些读者也是低档次。果然，凡是我认识的有点弱智或痴呆的，特别是俗不可耐的人，都在眉飞色舞地讲什么武林高手。可是后来我发现，即使是一些很有水平，甚至是我挺佩服的学者也在赞美港台那些俗气的东西，这就使我大吃一惊，不能理解。但我现在明白了，人家是从市场中滚过来的作家，笔尖有穿透铜钱的力度。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你不能不承认人家写的东西是赚大钱的上品。
猛然一声响亮，我们一个才气横溢的年轻作家终于忍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发出“太俗”的断喝。我听了很是痛快。可细细一想，我们过去搞了三十年的文化专制，写出的东西老百姓从来也不愿看，改革开放二十年又在这文化专制的后遗症上颠来倒去，尽管有进步，但最终还是不行。港台作家的东西一进大陆，就横扫千军如卷席，连大学生都被征服得如痴如醉，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如果有点自尊心，也只能是无地自容。总之，我们的读者从来都是处在被批判被教育的位置上读小说，压根就不敢想文学还有娱乐功能，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同读者一样吃五谷杂粮的作者还能强多少吗？正是我们写不出能让读者乐意下咽的东西，才使我们的读者处于相当饥饿的状态，因此就饥不择食，也就造成港台的武打和通俗作品走红。而我们只能是脸红。我想，我们首先倒是要学习港台作家征服读者的能力，转换商场的一句用语读者就是作家的上帝。上帝不买你的账，你就是深刻得穿透地球，艺术得浪花腾天，也是白搭。
不宽容的另一面却又是卑琐，只要是外国人写了什么奖的作品，大家就牛屁股上的苍蝇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涌上去吹捧。不但不敢有一丁点的挑剔，甚至看出破绽和不足之处也能百般宽容的理解。虽然对港台的一些俗不可耐的东西我们敢骂，但同时却也五体投地，连我们的一家名牌大学都昏了头，竟哈巴狗一样尊那些武林高手为文化祖宗，还捧送去金光灿烂的证书什么的，这和宽容不能说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