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田的新闻工龄是很长的，早在上海解放前，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在新民报当编辑。那时候，在部门里按新闻工龄排，是四代同堂。他的文名，在文艺界的影响，对新闻工作的贡献，无论有个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头衔都属正常。他对此看得很淡，他没有把那些资历、能力当成倨傲的资本，转化为职务官位。这几年，这种事情，特别是单位里，阿谀逢迎、要官找官的事多了去了，被戏为“五子（官位子、钞票子、孩子安排、房子、车子）登科”，而这一切，对老田来说，好像是绝缘的。他对生活的要求简单，抱朴静心。他的家竟然长达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装修，房子面积也没有改善过，除了图书增添之外，老古董式的家具，和外露的电线，可以看出他的生活方面的节俭。单位大院里像他这样的数十年仍然安居于旧楼旧房的人，绝无仅有。生活的清静淡然，他保持有古代文人的一种高古之风，一种通脱雅致的清淡。他有人缘，有口碑。前几年，因为种种原因，文坛有人这派那圈的，有人爱划线，可没有人把他视为左或右、或新派或旧派的。也因此，有些人就利用他的影响，让他出席有些活动，让他写字题词什么的，他倒不在乎，也不计较，所以，单位也好，文艺界也好，说到袁鹰，说到田钟洛，都亲切地称为好老头，好像他也就成了让各路人马都放心请的和放心供的尊神。
当然，老田的宅心仁厚，宽容礼让，是大智慧，而他的爱憎喜好，也十分明显。他最是容不得文坛和新闻界的那种夸饰大话的做派，他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十分反感，只是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激烈壮怀，指名道姓，甚为不屑的，但他也是常有批评，坚守持重，这在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中可以找到明证。当然，历经沧海，白云苍狗，他见识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他多是以书生意气，以文人的善良，以作家的注重心灵的规劝和救赎的方式，以求那些丑陋的东西，得以消失，得以清理，还世界以清明干净。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丑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老田是那种设身处地地为之找出合理性的理由的人。作为一个古典文化传统浸润深厚的老作家，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深透了他的精神灵魂中。他对净化人事，清理环境，有着什么明显的期待，但这些每每在现实中，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或许老田还在以自己的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期待。这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一个智者的精神性的追求。
老田平时没有特别的嗜好，虽偶尔也抽烟，却没有瘾，有一段时间，他抽的是一种绿牌的中南海，焦油低，对烟的知识还不如我等年轻的烟民；他也不擅酒，聚会上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量。虽年事高，他身体还很硬朗，行走一如我多年前见他时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他仅得过一次病，也还是二十年前，因胆石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没曾见他有过什么病，哪怕是头疼脑热的。他的身体在我们小辈中间也是算得上的。他住三楼，每天都说是被动地锻炼，常常下楼采买，提着小布包，邮信，买菜，一应俱办。家中有个自幼残疾的女儿，老伴吴老师身体也不好，这些都压在他头上，一个八旬老人，其力所堪，但都得承担。
老田的节约是出了名的，他们这一代老新闻人，大多都有这样的好习惯。他用纸是正面背面两面用，有事给我写张便函，都把用过的纸和信封翻过来再用，有时候撕下台历当信纸，这种“敬惜字纸”的作风，对今天的常见的铺张，是一个警醒，也是多么大的反差。现在办公条件好了，可是常看到一些随意地扯一张复印纸，写上个电话号码什么的，就把一大张光洁的纸给浪费掉，对比老田们的传统，令人感叹，徒有唏嘘。
对老田，我当执弟子礼，但因我的懒惰，很少为他主动做什么。每想及此，心有歉愧。他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我，还郑重地写几句话，有时是警言，有时是客气话，抬头直呼我名，显得随意，有几次竟以兄相称，令我不安。当年，他离休时，曾专门找出几本书送我，记得其中有《傅译传记六种》一书，题写留言以作纪念。现在，我找出这本十多年前的书，还余有墨香，然而，我也是头发稀疏，学无长进，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每每读到老田的新作时，总想写点什么，像他这样的老作家，现在很少有评论文字面世，所以无论从师生还是作家的名头，还是他的作品影响来说，写点评论是应该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几乎没有为同事们著作写过什么，二十多年前应约为当时还是同事的李希凡先生的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写过一篇短文，以后也再没有了。按说为自己的老师写点什么，这也说得过去，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可我却没有。但我敢说，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我以为还算了解。他的散文这些年写故人故事，写往年的编辑生涯中难忘经历，写文化人和文化事件，回忆见长，比如，他写陈独秀，写冰心，写夏衍，写胡乔木、周扬，写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往事，这一类有多部结集问世。最新一本《抚简怀人》，就是一本回忆与当代名人之间书信过从、编撰往来的散文集，是他几十年副刊生涯中，与一些党政要人和文化大家们文章往来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还有，他的作品常与时代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新的思维和新的现象，他都十分地热衷和关注，或许与他长年新闻工作有关。比如，他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写过一篇《凝视这个数字》的短文，从世纪之交看2000这个数字，凝视它，想到这个世界的种种丑陋与美好，以及青年朋友、祖国、未来等等，千字短文，微言大义，角度独具，浸透着老辈作家的拳拳之心。
今秋老田年届八旬，我这小小文字，权作献寿。词不达意，也不是田老师所愿。故以上文字纯属自作主张，但愿老师不见怪。
2004年3月怀念丁一岚先生
丁一岚先生过世已四年多，早就想写一篇文章，在她去世后不几天，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限于篇幅，没有完全表达我多年来对她的感激之情。后来一直想写，种种原因没有再动笔。这几天，翻阅她给我的一些信函，不禁想起了这位慈祥的老人，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
认识丁一岚先生，是在1980年的冬天。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又是借人民日报社的院子里学习的我们，对自己的所学专业里的一些名人、大事，常有所关心，当时，思想解放的运动，有如潮涌，一些“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一些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人们对过去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成了一时的话题。为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我在同原广播学院的教授田本相先生说及到选题的时候，他让我去研究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著名的杂文家邓拓。田教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现代文学专家，以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和中国现代话剧而闻名，他对当代文化也很有研究。他视我为自己的学生，当年在广播学院的时候，我常到他家去既聆听他在学业方面的教诲，又可饱享口福。那时我是刚来京的单身，星期天常被一些熟悉的老师叫去改善伙食。田老师的夫人刘师母是湖南人，她既热情又有一手好厨艺，我到她家时常常不客气要吃要喝，想来一直心存感激。多年了再也没有品尝刘老师的手艺了，可那份甘甜，至今不忘。我上研究生以后，常常因学业的事找田老师，他也不吝指教，这个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他点拨的。
不久，我开始着手邓拓的研究工作，田老师让我找一下邓拓夫人丁一岚，于是我打听到她的电话后，自报家门地找去了。记得那是一次公事公办的会面，是在她的办公室里。记不清第一次怎么找去的，因我原来工作单位同丁一岚先生是一个大的系统，原来的同事和老师们对丁先生都有些熟悉，就很容易地找上门了。依稀地记得，那天丁先生在她的办公室是同我简单地谈了谈，她说邓拓的研究没有人去做，也没有太多的现成资料，她建议我多收集资料，也抓紧时间去找邓拓当年办《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的同事和战友，一些新闻界的老报人采访。
初次见面，丁先生给人的感觉十分和蔼可亲，当时她虽然是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有着解放区老新闻工作的资历，可给我的感觉好像邻家一位慈祥的老妈妈，说话不紧不慢，可能和早年从事过播音工作有关，她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让人觉得可敬可亲。与她初次见面，她的和蔼、亲切，让人难以想到眼前的她是一位名人和一位名人的夫人，又是一位在那个年代里实属凤毛麟角的女性新闻界的“高官”。初次见面，她对我表示出前辈的关心，说我同他的儿子同龄，她还很细致地问到了我有没有女朋友等。我当面称她为丁老，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于称先生，她十分认真地说，不合适，你就叫我丁阿姨。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这样的称呼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这以后没几天，我打电话找她，丁阿姨就约我去她家。那时，她住在前三门的一栋在当时算得上较好的干部楼里。我刚去她家时，还有些拘束，后来次数多了，也就很随意，她把我当成家人似的，在她家吃饭，也是常事。她把儿子邓壮、女儿小虹等都介绍给我，以后邓壮夫妇、小虹还有当时在外地的小岚等我们都很熟。她还将远在武汉的邓拓姐姐介绍给我。大约在1981年初，我回武汉父母家过春节，大年初三，我坐郊区车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当时在武昌县蔡店的邓拓姐姐邓淑彬老人，从她那里了解到邓拓的家世，以及早年的一些生活和学习经历。以后不久，邓拓的姐姐搬到武汉市内中南路住，我也曾去看望过，还帮助丁阿姨一家给邓淑彬老人带去礼物什么的。
每每去丁阿姨家，听她聊天，很放松，有时像是同她合作完成一件事似的。她对邓拓的那份感情让我深深体会到我所从事写作的责任。我不敢怠懈，紧张地收集资料，跑了不少图书馆，并把我的研究情况向她汇报，向她求教。可以说，我的邓拓研究是从她的书房里聆听她谈话，采访她开始的。坐在她那宽敞的书房里，参观当年的邓拓藏书，看那些收藏的古董名画，寻找邓拓过去的一些印迹。她的书房是一个向阳朝南的房子，一张相当大的书桌，向着窗子，摆放着一些古色古香的木制家具，有的据说是邓拓当年悉心收藏的明清红木制品。我就坐在她的对面同她聊天。较多的时候我是带着问题找她，少则一二个小时，多则小半天，她很耐心地与我谈她所知道的资料、她觉得我应当了解的史料，以及她心中的邓拓。有时候，我临时想到点事，就利用休息日去找她，只是打过去一个电话，只要她有空，我就可以到她那安静亮敞的书房里向她请教。那时，“文革”查抄的邓拓资料刚刚开始退还，没有整理，她就找一些对我研究有用的资料给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些可以采访的对象，她又不厌其烦地为我联系，当时，我先后找了邓拓的老同事、老战友。这些在晋察冀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都已届离休之年，有的远在外地，但丁阿姨还是帮我联系了候薪、周明、陈春森等人的采访。与邓拓当年一道跋山涉水到晋察冀的候薪先生住在北京，可地址不详，丁阿姨多次帮助查问，终于有幸采访到了他。对这些活资料，丁阿姨总是不放过，让我尽量找多一些，充实一些。有的采访对象不在北京，当她知道他们来京后，就通知我去找。大连的周明先生，每到北京一次，丁阿姨就通知我去同他见面，周明老是个健谈的人，记忆力好，又很风趣，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的史料。
在同邓拓交往甚密的人中，丁阿姨曾几次带我上门采访。大约是在1984年秋，我从邓拓的资料中了解到他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十分熟悉，与当代不少著名的书画家过从甚密。他还给一些书画家的作品和藏画作过题款，交往较多的是以画葡萄为名的北京画院画家周怀民先生。丁阿姨知道我想去采访周怀民先生后，她约我一道去周先生家。记得是一个秋日的晴天，我按地址找到了住在后海一个僻静的小院子里的周先生家时，丁阿姨已先我一步到了。那次，两位老人兴致很高，谈了不少邓拓当年书画研究的故事。周先生一口无锡普通话，因他心脏也不太好，说话时又有气喘的毛病，但丁阿姨十分耐心地听周老先生讲过去的事，多年后两位老人在阳光下，在周先生长满葡萄藤的院子里，十分亲切握手交谈的镜头，常常在我心中浮现，让人时时怀念两位已过世的老人。因邓拓的关系，我同周怀民先生成了忘年交。也记不清，我去那幽静的后海七号小院多少次了，每次蹬着自行车，从什刹海岸边静静的路旁，穿行在这闹市中的静谧处，想起自建国初期，周老先生就置下这份家产的小院子，曾有一个大报的总编辑、著名的新闻家，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多次在这逼仄的院子里，切磋艺术，论画品文，那是一种多么清雅的君子之交呵。周先生早年家贫，当学徒时习画为生，并开始收藏古画，四十年代定居北京，曾在国立艺术师专开始了教书生涯。他收藏的明清古画，有文徵明、董其昌、朱耷等人的真迹一百余件，可谓价值连城。当年，作为同好，邓拓在周先生收藏的珍品中，或诗或文，有不少的题识，这在邓拓诗文集中有记载。因为同邓拓的关系，“文革”中周先生没少受罪，有人说他是“邓黑帮”，说他收藏是贩卖“封资修”，他很是狼狈地藏着这些名画，但还是没有逃脱被收缴的命运。“文革”后发还本人，周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文章介绍自己的收藏和同邓拓的交往。我在周先生的家中曾多次看到老先生把这些珍贵的文物拿出来展示，摩挲浏览，爱不释手，无奈中，他也感叹家中局促，流露出想把这些藏品上交国家之意，后来，他联系到家乡无锡，专门修建了一个“周怀民藏画博物馆”，遂了心愿。其中邓拓题款的藏品，周先生引以为荣，为了纪念老友，他把有关的藏品放在最醒目处。周老先生以他的正直谦和，在画界颇有口碑，而有幸因为邓拓的研究成为周先生家中的常客，我受益不浅。可惜的是，我写本文时，周先生也已作古多年。呜呼，谨以此文遥祭丁、周二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