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楚辞”在多种层面上沾溉着北方文化之雨露。刘勰当是较早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视角来考察《楚辞》文化渊源问题的学者，指出“楚辞”具有南北文化融汇特征。黄伯思从地方文化特征的角度标明了“楚辞”受南楚文化影响的事实，较有概括性，其语多为后世学者所本。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探析则更为细致具体——从南方文学的某些具体构成部分中探寻“楚辞”之渊薮。现代诸多学者以“综合研究”之法考察《楚辞》的文化渊源问题，将观照的眼光落在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诸层面上，认为“楚辞”的诞生有着东方文化、南方文化、西方文化、北方文化等因素交汇互渗的多重影响。
“楚辞”的流传与结集
《楚辞·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又：《司马相如列传》：“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阳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班固《离骚赞序》：“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后。”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汉班固《汉书·邹阳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又：《公孙弘传》：“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又：《严助传》：“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又：《东方朔传》：“方今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上所自造赋二篇……宽赋二篇……枚皋赋百二十篇……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司马迁赋八篇……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
汉班固《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王逸《楚辞章句序》：“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
汉王逸《楚辞章句序》：“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离骚序》：“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义相传教。”《九章序》：“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渔父序》：“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唐魏徵等《隋书·经籍志》：“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张华语：“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司马相如《大人赋》，率用《远游》之语。”
宋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七：“自屈原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大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长卿《子虚》诸赋，本从《高唐》物色诸体，而辞胜之。”
清刘熙载《艺概·赋概》：“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卿《大人赋》于屈子《远游》，未免落拟效之迹。”又：《文概》：“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十二：“其（《招隐士》）可以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绍《楚辞》之余绪，非他词赋之比。虽志事各殊，自可嗣音屈、宋。”
清于光华《评注昭明文选》卷二载何义门语：“《子虚》《上林》，为宋玉嫡传，从《高唐赋》而铺张之，加以纵横排荡之气。其句开张，其辞瑰丽，赋家之极轨也。”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枚乘又以《大招》《招魂》散为《七发》。”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杂文篇》：“枚乘《七发》，本是辞赋之流，其所托始，乃应于《楚辞》中求之。”
朱东润《楚歌与楚辞》（《楚辞研究论文集》，页366）：“王逸《楚辞章句》题‘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其后向子刘歆《七略》，班固复本《七略》作《汉书·艺文志》，皆不应不收入。今《汉书·艺文志》无此书，此其可疑者。”
林维纯《刘向编集〈楚辞〉初探》：“最大的可能是班固当时并未看到刘向所集《楚辞》一书，看来这书在刘歆时代亦未完稿成书。”
力之《〈楚辞〉研究二题》：“这是因其体例本身之特点所致。从构体上看，《楚辞》盖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为特别之书。它实际上是《屈原集》加上一些他人代屈原设言之作。因之，《楚辞》行，《屈原集》（或《屈原赋》）便消失；而用《屈原集》，《楚辞》便无存在的必要。考《艺文志·诗赋略》，赋分为四类，前三类以人为别，而后一类以内容为归。然而，《楚辞》既不同于前者，又异于后者，故其无所归……《艺文志》理所当然不著录它，否则，既坏其体，又使《屈原赋》成为复出之书。”
李大明《汉楚辞学史》（页54—62）：“庄忌《哀时命》篇乃是杂采屈原、宋玉辞作之大意糅缀成篇，而即便是其文句亦多采撷《离骚》《惜诵》《涉江》《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远游》《九辩》等篇。”
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屈赋新探》，页85—109）：“《楚辞释文》所保存下来的篇目次第，就是汉代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楚辞》一书，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是由战国到东汉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多人的陆续编纂辑补而成的。……至于刘向则不过是纂辑者之一，而且不是重要的纂辑者，他只是增补了四篇作品……对屈原作品搜集最多的是淮南王或其宾客，经过此次纂辑，已奠定了《楚辞》一书的基础，此后不过是零星的增补而已。……据《楚辞释文》篇次，第一组，第一篇至第二篇，即《离骚》《九辩》，纂集者或即为宋玉。……第二组，第一至第九篇，即《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是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增辑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第三组，第一至十三篇，即《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增辑者为刘向，增辑时间当在西汉元、成之世。……第四组，第一至十六篇，即《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增辑者不可考，增辑的时间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为王逸以前的十六卷本。……第五组，第一至第十七篇，即《离骚》《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将《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是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
谨按：与先秦其他典籍相同，《楚辞》一书亦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它大致经历了战国到东汉约五百年间的多人陆续增补、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