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藤原尚《骚赋与辞赋的分歧点——关于宋玉的赋》（《楚辞资料海外编》，页279）：“《汉志》说他的赋有十六篇，而现存的有《楚辞》中的骚体《九辩》、《招魂》，赋体有《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还有《古文苑》中的《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笛赋》，惟《笛赋》似乎不是宋玉所作。班固是把屈原《离骚》作品也当作赋来看的，所以在班固的分类中，宋玉的《九辩》，还有《大招》，也算作赋。然而，骚赋和辞赋，其发想的根基是不同的。骚赋是咏叹屈原的怨愤或对他表同情的作品，辞赋则是敷述事物的作品，其间无论怎样也能够划一界线。具有微妙立场的是宋玉的《九辩》，还有《大招》，他们是同情屈原而作的，但其写法上却可以看到辞赋的萌芽。”
刘刚《宋玉年世行迹考》（《宋玉辞赋考论》，页223）：“宋玉……在襄王二十七年（前272）至襄王卒（前263）9年间作《大言赋》、《小言赋》、《高唐赋》、《神女赋》、《舞赋》、《风赋》、《讽赋》、《钓赋》、《对楚王问》，在考烈王元年（前262）作《登徒子好色赋》，在考烈王迁都寿春（前241）后作《招魂》。约在楚幽王元年（前237）失职，幽王三年前后（前235）作《九辩》。……后涉江辗转至今湖南临澧境内，作《笛赋》。”
（三）文学贡献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唐杜甫《咏怀古迹·摇落深知宋玉悲》：“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陆侃如《宋玉评传》（《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页452）：“宋玉——他与屈原同为楚民族文学的柱石。”
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文明的进步把耻辱心培植出来了，虔诚一变而为淫欲，敬畏一变而为玩狎。于是那以先妣而兼高禖的高唐，在宋玉的赋中，便不能不堕落成一个奔女了。”
罗漫《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作家一直与屈原并称，一位是庄周，并称‘庄屈’；一位是宋玉，并称‘屈宋’。……推出‘悲秋’情结……奠定‘云雨’意象……描绘神女与丽人……展示长江三峡的自然景观……娱乐文学的创始……确立‘微词讽谏’的文学传统……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与转型。他以楚辞体的《九辩》作为先秦诗的光辉结束，又以大量的赋显示文学的转型。宋玉赋是在庄周文的基础上，吸收屈原辞而形成的新文体，与荀卿赋截然不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更为巨大。这是由他亦宋亦楚、亦庄亦屈、亦诗亦文的文化知识结构以及文体的综合性与独创性所决定的。概言之，宋玉处在中国文学主流的一个转折点上，既标志着早期诗的结束，又标志着早期赋的兴起……（宋玉）是赋体文学‘第一次浪潮’的领袖……创造了一套有别于屈原作品的象征符号……将中国文学的景物描写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谨按：总体说来，唐前人们对宋玉多为推崇。现代学者对宋玉的评价大致有推崇与贬抑两种不同的观点。以郑振铎、陆侃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楚辞》的创作艺术与文章内容等方面充分肯定宋玉的人品与文学成就。以郭沫若、姜亮夫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特定时期内，曾对宋玉的创作及人品持否定性意见。当然，这些言论是在特定时期出于特殊之考虑而申发的，亦可理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宋玉研究走向深入，对宋玉的评价也逐渐趋于客观。这些论述，对学界正确认识宋玉其人，赏析其文，进而合理界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屈宋关系
一、宋玉为屈原弟子
汉王逸《楚辞章句》：“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一：“宋玉始事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九辩解题》（页689）：“大约宋玉初从屈原为‘弟子’、为僚属出身，进而为怀王的‘小臣’，再进而为顷襄王的大夫。……他的《登徒子好色赋》里说：‘口多微词，所学于师。’《风赋》里说：‘臣闻于师。’他所谓师，别无所指，当是指的屈原。”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页201）：“据诸书记载，宋玉乃屈原学生，为楚顷襄王文学侍臣，多以辞赋微讽顷襄王，因而不被重用。”
二、屈宋并举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辩骚篇》：“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时序篇》：“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才略篇》：“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
唐李白《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唐杜甫《戏为六绝句》：“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唐吴融《楚事》：“悲秋亦应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
聂石樵《楚辞新注》（页169）：“宋玉和屈原并非师生关系，绝无哀悼他的老师之意。《九辩》中的悯惜之情，都是宋玉自闵，是宋玉借古乐府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和愁思，和屈原的《离骚》相似，是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
陈化新《也谈宋玉作品的真伪问题》：“宋玉在古代是与屈原并称为‘屈宋’的文学家。”
三、宋玉承继屈原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明陆时雍《楚辞疏·读楚辞语》：“倡楚者屈原，继其楚者宋玉一人而已。”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卷八：“故嗣屈原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
张啸虎《论宋玉》：“宋玉直接继承了屈原的文学事业和艺术传统。在他的骚体作品中，有模仿屈原作品的明显痕迹。他首先在学习和借鉴屈原的文学样式和创作方法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在艺术方法上，宋玉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屈原所创造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其自己独特的创造。……在屈原的作品中，大量吸收了楚文化的丰富营养，采用许多优美的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神话和传说。宋玉也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
林庚《屈原与宋玉》（《中华学术论文集》，页432—434）：“把屈原的特殊身世过渡到一般的作家群中，这一发展是势所必然的。宋玉的《九辩》正是起了这桥梁作用。……宋玉乃是屈原诗歌成就的继承，又是屈原诗歌成就的发展。屈原的崇高伟大，永远令人为之景仰；而宋玉却只是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当然最需要屈原，却也因此不能就忘了宋玉。”
刘刚《宋玉年世行迹考》（《宋玉辞赋考论》，页206）：“假若王逸所用的‘弟子’一词，是指‘后学’，那么他说的意思就和司马迁所说的‘祖屈原之从容词令’一样了，认为宋玉是屈原的追随者，屈原的后学。这样便没有什么异议了。”
四、屈宋对立
郭沫若五幕剧《屈原》：“你简直是先生的叛徒……宋玉，我特别地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
郭沫若《今昔蒲剑·写完五幕剧〈屈原〉之后》：“我把宋玉写成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文人，或许有人多少会生出异议吧。不过我也不是任意诬蔑。”“再拿传世的宋玉作品来说，如像《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所表现的面貌，实在只是一位帮闲文人。”在写给丁力的信中又说：“根据历史上遗留的资料，他实在是没有骨气。”又：《关于宋玉》：“说宋玉没有骨气，是不是作俑于我呢？不！这差不多是两千多年来的民间定评。”
北大中文系五五级《中国文学史》：“宋玉虽然也对世态有所指责，但他同屈原却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一个是被谗见害，爱国爱民，伟大坚强的战士，一个是流落不遇，自怜自叹，满怀不平的文人。”
五、屈宋同调而宋不如屈
明陆时雍《楚辞疏·读楚辞语》：“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转深至，情弗及也；婵娟妩媚，致弗及也；古则彝鼎，秀则芙蓉，色弗及也。所及者亦三：气清、骨峻、语浑。清则寒潭千尺，峻则华岳削成，浑则和璧在函、双南出范。”
陈子展《楚辞直解》（页700）：“屈原为人婞直（刚直），宋玉为人柔媚。屈原出语坦白，宋玉出语含蓄。（陈第已见到这点）屈原不讳侘傺穷困，至死依然倔强。宋玉虽属代言，仍不免啼饥号寒，叹老嗟卑，露出一种贫士失职的可怜相。”
李金锡《屈原的〈离骚〉与宋玉的〈九辩〉》：“从屈原的《离骚》和宋玉的《九辩》这两篇各自的代表作品的比较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无论就作品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技巧说，二人的差距都是相当悬殊的。当然，如果就各自的具体情况说，宋玉还是一个正直的士子，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文学作家，他的文学作品对后代也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与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比较起来，还是很有逊色的。屈原继承了《诗经》的优良传统，吸取了楚国民歌中的形式和风格，创作出了崭新的文学体裁——骚体诗篇，开创了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新时代。屈原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品德，对后代都有着积极而又极为深远的影响。屈原的这种影响是宋玉所无法比拟的。屈原和宋玉的文学成就和他们各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很不一样的，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因此个人认为，屈、宋二人并称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谨按：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屈原、宋玉间的关系主要有五种观点：宋玉为屈原弟子、屈宋并举、宋玉承继屈原、屈宋对立、屈宋同调而宋不如屈，今录之以备考。
唐勒与景差
《大言赋》：“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玉因唏曰：‘操是太阿剥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愤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复思。踞牙云，甚大，吐舌万里唾一世。’”
《小言赋》：“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座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唐勒曰：‘析飞糠以为舆，剖蚍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眦以顾盼，附蠛蠓而遨游。准宁隐微以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蛟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
《讽赋》：“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曰：‘玉为人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之女，入事大王，愿王疏之。’”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汉扬雄《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又《艺文志》：“唐勒赋四篇。楚人。”
汉王充《论衡·超奇篇》：“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十九载宋玉《大言赋》：“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称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至唐勒曰：‘壮士难兮绝天维，北斗戾兮太山夷。’”又载晋傅咸《小语赋》曰：“楚襄王登阳云之台，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为小语者处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难为象，晨登蚁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昼复得酿，亨一小虱，饱于乡党。’”
罗福颐《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唐革’即‘唐勒’，《毛诗》‘如鸟斯革’，《经典释文》注：‘革，韩诗作勒’可证也。”
谭家健《唐勒赋残简考释及其他》：“‘唐勒’二字无疑是该作篇题……从整个临沂汉简看，凡单独书写及题于简背者，尚未见有作者署名的例子。”
吴九龙《银雀山一号墓汉简释文》（《银雀山汉简释文》，页15）：“唐革（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革先（爯）称曰人谓就（造）父登车……唐革（勒）（此二字系篇题，书在简背上端。）（其·一）”
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文物》1990年第5期）：“《唐勒》赋残简最好称为《御赋》。”
赵逵夫《唐勒〈论义御〉与由楚辞向汉赋的转变——兼论〈远游〉的作者问题》（《屈原和他的时代》，页515—516）：“‘唐勒’当是书名。先秦时个人著书者并无作者所取的专名，最普遍的是作者的姓氏后加上‘子’、‘氏’、‘公’等字（如《庄子》、《服氏》、《蔡公》），或作者名后加‘子’（如《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或作者尊称后加‘书’、‘春秋’、‘兵法’之类字眼（如《商君书》、《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还有的只称其名（如《邓析》、《李克》、《宁越》）或一般称谓（如《魏文侯》）。此风气至汉初犹存（《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贾谊》、《晁错》、《曹羽》等是证）。以此为例，《唐勒》应是书名。所以，以为此篇篇名作‘唐勒赋’者未妥，或以为包括此篇在内的全书名作‘唐勒赋’，似亦未妥。因为一则简上只作‘唐革（勒）’，并无‘赋’字，二则出土唐勒此文并不是赋。……故我以为此篇应是《唐勒》一书中的《论义御》篇。”
谨按：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唐勒与景差同为“楚辞”作家，他们大致与宋玉相去不远。然由于史料缺失，他们的生平事迹均不可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