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不但经常反思自己，同时又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记载，黄庭坚以草书成就最高，且极推重张旭与怀素，钱勰（穆父）批评他草书“俗”，乃是山谷最忌讳和力矫之弊病，所以才会这样在意。他虚心接受穆父批评，又痛下苦功临摹怀素之书，才有晚年之成就。
黄庭坚勇于自我批评，对误学周越懊悔不已，他在《跋与徐德修草书后》中云：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山谷题跋》卷五）又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云：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山谷题跋》卷七）“湔祓”：洗涤除垢；“抖擞”：涤除宿垢。张传旭：《“抖擞”：对黄庭坚的误读》。“湔祓尘埃气”、“抖薮俗气”都是从书法内在精神上着眼，而非外在点画，可见黄庭坚深恶痛绝的还是内在“俗气”，他下决心要改变的也是书法深层东西，并通过由外及内方式，通过外在点画来追求内在精神。
黄庭坚对己之诗歌与词的创作亦作深刻反思，使后期作品均呈现出与前期不同之风貌。在他的文艺观中，“词与诗是同格的，可以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马兴荣：《论黄庭坚词》，《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第4—10页。体现在书法中的反思精神在其诗与词中均有体现。他在《小山词序》中所云“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的作词态度，至其晚年已有所转变，在《蓦山溪》（朝来风日）下篇就明确表白：“追思年少，走马寻芳伴。一醉几缠头，过扬州，珠帘尽卷。而今老矣，花似雾中看，欢喜浅。天涯远，信马归来晚。”对于自己早年所作艳词是有深刻反省与悔意的。
2.诗、书、词创作数量之比较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晚年经历了仕途风波，生活境遇的巨大变化使其心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诗歌创作出于避祸之考虑，很少写诗。山谷在《与王泸州书》中：
自以罪戾，不复可湔祓，所过人视之，唯恐为渠作祟，故虽平居亲爱，能忘其不肖者，亦不敢以书通，如长者之庭，则未尝一向往也。（《山谷集·别集》卷十五）关于山谷诗、书在各时期的创作数量对比，《初论》已有所论述。
黄庭坚各时期诗歌、书法、词作品占创作总量对照表虽然现存黄庭坚的诗歌及词、书法作品并不等于他实际创作的全部，可能有所逸失，且现存者亦未能全部编年，但通过上列表格仍可清楚看出，黄庭坚晚年对诗歌创作投入的精力明显减少，而对书法创作投入的精力则明显增加。《初论》所提及《武昌松风阁》诗及帖，可为其诗、书思想交融代表之一。该诗为山谷晚年诗歌代表作之一，在诗中表达了追求闲适生活之理想，语句平缓，不见早年的瘦硬风格，但从中分明可以体现出山谷内心的愤激之情，从开篇的追求闲适，“洗耳不须菩萨泉，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到结尾的感叹身世不平，有着明显的情感变化。“怡亭看篆蛟龙缠，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对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十分不满，期望能脱离困境，追求自由生活。李道源在《跋〈松风阁诗〉》中赞叹道：“黄太史书自谓得江山之助，此诗与书皆其得意处。涪翁人品如此，诗什又如此，书法又如此，宜其为内家之珍玩也。”指出山谷此诗与书与人品的三者合一，是其真实情感的表现。陈灏在题跋中亦赞曰：“涪翁词翰气横秋，自古如君能几个？”陈庭实所作题跋亦云：“涪翁胸次海漫漫，兴在松风高阁间。”对《松风阁诗》所作题跋均见水赉佑编：《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第383—384页。他们都对此诗的博大气势所倾倒，体悟到山谷晚年内心的波澜起伏。该帖亦为山谷晚年书法代表作之一，充分体现了其笔画张扬、个性鲜明之书风，那股愤激之情都化做了战掣的笔画，一种孤傲之气自书中透出！
而黄庭坚在晚年所作词中，则没有了年轻时期那种绮艳之风，描写个人身世之感的沉郁之风明显增多。羁旅愁宦、思乡怀人、身世之嗟均有涉猎，语虽淡而情不平，与前期香艳之风迥异。如《减字木兰花》：
中秋无雨，醉送月衔西岭去。笑口须开，几度中秋见月来。
前年江外，儿女传杯兄弟会。此夜登楼，小谢清吟月白头。
全词写思亲之情，不饰雕琢，而真情毕现，是以感人至深。通过不同的中秋之日对比，更衬托出今夕之凄凉与孤寂。与诗、书之中蕴含的那股愤激之情又有所不同。
山谷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云：
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山谷题跋》卷七）这种“随意倾倒”、“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恰恰是他晚年张扬个性之表现，是其追求免“俗”、“自成一家”的实践。山谷晚年经历了诸多政治风波，在诗歌中不敢再张扬个性，不敢对时政有所批判，但这种愤激之情，都在书法中倾倒出来，以书法为载体来宣泄情感。山谷推重欧阳修在贬谪时作诗仍能有豪壮之气，在《跋欧阳公〈红梨花〉诗》中所云：“观欧阳文忠公在馆阁时《与高司谏书》，语气可以折冲万里；谪居夷陵，诗语豪壮不挫，理应如是”，表现出对逆境中诗要“豪壮不挫”的推崇。学界多以山谷晚年诗风平淡，以笔者看来，山谷晚年诗风非但不平淡，相反，却有一股内在激情蕴含其中，“沈著痛快”四字可为其诗、词、书的真实写照，单纯研究某一方面则不能真正全面理解山谷晚年文艺思想。
米芾的书法艺术观
米芾为北宋著名书法家，他天真外溢，任性使事，性格怪诞，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诸多逸事。米芾是北宋继苏轼之后将尚“意”书风发扬广大的重要书家，其书法艺术观同个性紧密相关。
一、崇尚天真自然
米芾生性率真，言行举止有异常人，甚至得到了“米颠”的称号。米芾的行为乖张，性格怪异，他冠服唐人，拜石为兄，有洁癖等等举止，是其独特个性的强烈外溢。（米芾拜石等逸事见宋朝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宋朝费衮《梁谿漫志》卷六《米元章拜石》、元朝脱脱《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京口耆旧传》卷二、光绪《丹徒县志》卷三三《文苑》、民国《襄阳县志》卷六《人物朝耆旧》等。）米芾的母亲阎氏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过，也就是凭着这样的关系，他才得以踏入仕途。但也因为这样的出身，米芾一直为时人所鄙视，说其出身“冗浊”。直至米芾做了礼部员外郎，御史还弹劾他说：“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目米元章以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米芾因此被下放淮阳军，可以想见当时其心情是何等郁闷！
对于米芾的怪异举止，黄庭坚倒是非常理解，他在《书赠俞清老》中云：“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从刊》本。“不偶与俗”是米芾怪异性格形成的一个方面，所以他要做出怪诞的言行举止，“以惊俗尔”，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有的时候米芾也和普通人一样，难以保持住这些迥异常人的举止，显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据宋朝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椟，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籍，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其洁疾非天性也。”从此则材料可知米芾伪装洁癖，乃是有意为之。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其“颠”名，有时候米芾的一些怪诞行径又出自天性，是其多重性格形成的，如宋朝周《清波杂志》卷十一载：“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下两拜。”所以说米芾性格中确有一些“痴颠”的成分。展现在他的书法乃至书法艺术观中的，既有其矫饰的成分，也有真性情的流露，不可一概而论。
米芾认为书法就应该抒写真性情，不要矫揉造作。他在《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诗中写道：“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黄正雨、王心裁辑校：《米芾集》，第15页。米芾这种观点，是苏轼等人尚“意”书风的延续。为了达到“放笔一戏空”的状态，米芾希望在执笔姿势等方面都要做到自由无障碍，这样才能有利于书家抒发主体感情。他云：“学书贵弄翰墨。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99页。米芾主张执笔轻，这样在书写时不受束缚，行笔时就会较少滞涩感，更有利于书家表达情感，“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天真的本性才能自然流淌出来。这样写出的字是最自然的，传达出的感情也是最真实的。
米芾虽有时举止乖张、怪诞，但其对书法的喜爱却是深入到骨子里的，这是没有矫饰或夸张的。他在《龙真行为天章待制林公跋书云秘府右军书一卷有一龙形真字印故作》诗中写道：“晚薄功名归一戏，一奁尤胜三公贵。牡丹不语人能醉，墨光觉胜朱铅媚。与身俱生无术治，又染膏肓刘巨济。”诗中写自己对书法的喜爱之情，是任何功名、美色等都不能代替的，“与身俱生无术治”，是根本不能割舍的。如果一个人对书法喜爱到这种程度，必定会有所成就的。米芾以自己同书法融为一体的感觉来作书，笔下流淌的也必然是真实的性情。书法在他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功利性，而纯粹是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
因为米芾作书是出自真性情，所以他对流俗的做法深恶痛绝，对那些出于功利目的学书的人不屑一顾。他在《书史》中云：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腾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像这样媚上的流俗、“趣时贵书”以求晋身的做法，同米芾主张的任真自然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他非常反感。米芾的字被称作“集古字”，他追慕晋人，集古出新，不蹈流俗，不学权贵，乃是其真性情的一种反映。
因米芾过于注重在书法中展现个性，所以他虽追慕晋人的萧散平淡，但自己的字中却恰恰缺乏“平淡”。黄庭坚在《跋米元章书》中评道：“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从山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米芾书的鲜明个性，甚至无以复加，“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米芾真正把书法当作了宣泄情感的工具，一任感情流淌，不受丝毫世俗束缚。“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甚至有点儿猛冲猛打、莽撞的意味，这就是真实的、任性而为的米芾。
二、推崇晋人书风
米芾追慕晋人，多收集晋人书帖，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宝晋”，可见一斑。他性格乖张，可能更羡慕晋人那种萧散简远，那种无拘无束的魏晋风流。在书法上，米芾取法晋人的灵秀、洒脱，尤其视二王为圭臬。米芾在《题〈定武兰亭〉古本》、《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其二中指出王家父子书法足以冠古今，充分流露了仰慕之情。米芾对晋人书法的喜爱，时时流露于言表。他在《论草书》中云：“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指出草书应以晋人为楷模，否则就是“下品”，可见晋人书在米芾心目中的地位。米芾本人是不满于尘俗的，所以推崇晋人书，羡慕晋人的风流潇洒。
与推崇晋人相对，米芾对唐人的书法，尤其是草书和楷书大加贬诋。米芾自己虽从唐人学起，但也恰恰因为自己是学唐人的，且学得比较深入，所以对唐人书中的缺点也认识得更为深刻、透彻。米芾自己在作书时狂放不羁，对唐人草书不满，认为应以晋人为宗。他在《论草书》中云：“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辩光尤可憎恶也。”米“颠”批评张“颠”，实属难得一见，尤其是批评张旭、怀素等“变乱古法”、“不能高古”，表达了米芾以晋人为宗的思想。
对于唐人尚“法”的典型代表楷书，更是有违米芾“放笔一戏空”的思想，所以被他大加贬斥。他在《寄薛绍彭》诗中批评道：“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存。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子起乱离。怀素猲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可怜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媸……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购无高赀。”米芾这里对于欧、褚、柳、张、怀素、智永等人不遵守古法提出批评，“二王之前有高古”，其实他追求的只是晋人书的风格而已，他不喜唐书的约束，不愿意受过多的束缚。
又如《跋颜书》中云：“颜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然无遗矣。”米芾主张作书不能做作，不能“挑踢”，其追求的“平淡天成之趣”，其实恰恰是自己所缺少的。他还在《海岳名言》中云：“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这里所说的“安排费工”，才是米芾真正反对的，因为这样有碍于感情的自由表达，有碍于真性情的发挥。
那么怎样才能不“安排费工”呢？米芾在《论书格》中载：“王荆文公尝谓此书：‘意之所至，笔之所止则已，不曳以就长、促以就短。’信斯言也。”这里所说的“意”是指主体的感情、性情。王安石说出了米芾的心声，作书要以“意”为主，“意”到笔到，“意”止笔止，不要用外在的点画来掩饰、迁就“意”，应任“意”自由抒发。
但米芾绝不是泥古，他学古出新，其书人谓“集古字”，却跳出古人，自成一体。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云：“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在这里明确表达了自己“集古”，只是为了博采众家之长，最终目的是自成一家，而不是拘泥于古人。
三、注重书法基础
米芾提倡作书天真自然，同时也非常注重书法基础。他在学古人时很注意选择好的范本，主张学真迹，尤其反对学习石刻。米芾曾云：“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海岳名言》）即使是书家亲手写在石上，经过刻工的雕凿，必然破坏了原有点画的神韵，而且在石刻中，或多或少会搀杂进刻手工匠的风格。所以石刻已经不是书家原来的面目，不可学，只有学习真迹，才能领略书家真正的精髓，才能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