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文人中存在着“雅俗之辨”，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但“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50—61页。而黄庭坚并不是求“雅”，他追求的是“免俗”。黄庭坚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既坚持操守、又超脱放达的人生哲学，并以做人为喻来说明，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写道：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沈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探其义味者乎……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这种“不俗”是表现在人的内在品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言行举止上，是人的精神本原。山谷提倡“免俗”的“俗”不是一般的“俗气”，而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尤与大乘中观学派的“真俗二谛说”颇有相通之处。此派佛教学说旨在借助“二谛”来调和世间和出世间的对立，但也在断定世俗世界的世俗认识虚幻性的同时，又从另一角度来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为佛教之深入世俗生活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深深地为宋代士人所习染，山谷也深谙此理，并将“俗”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当时社会的流俗，一个是内心精神方面的卑俗。
黄庭坚为了创立自己的书法风格，首先要与流俗不同，写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他认为“俗”是书法一大弊病，一定要革除，在《跋东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中写道：“此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每能如此，便胜文与可十倍，盖都无俗气耳。”山谷并没有从东坡书之点画着手，而将是否“俗”作为评价的标准，推崇东坡书的“无俗气”，认为这是此帖的佳处所在，可见山谷对此的重视程度。而黄庭坚本人在书法创作中，更是力求去掉这种“俗气”。据《砚山斋杂记》卷二《书纪》载：
山谷草书青莲《秋浦歌》一卷，后自跋云：“已所作草书举世并谓佳，独钱穆父以为俗。反自思省，尽改去俗，则世人见之则又不谓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此政宜世人不识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诚然矣。”
山谷接受钱勰（穆父）建议，去除了己书之“俗”（即社会流俗），时人却不以为佳，可见“俗人”是难以欣赏“去俗之作”的。他本人也是时加锤炼，追求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在点画上过分张扬，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形式表明个性。尤其是在晚年，其书更是以夸张的点画形式来张扬个性，与“流俗”分道扬镳。
黄庭坚认为本性“不俗”才能在诗、书中“脱俗”，他在一些诗中也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如《次韵高子勉十首》其六：“一点无俗气，相期林下同。”（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中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可以看出山谷对于诗中“不俗”看作是主体精神的外在反映，注重为人之“不俗”。另《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其二：“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对个人品行的要求亦极高。前引《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以做人为喻，认为“不俗”最主要的是指作家的主体精神，而非一些外在形式的标新立异，只有“临大节而不改其志”，才能守住根本，也才是真正与流俗区分开，发而为诗、书才能“不俗”。
又如他在《题意可诗后》中云：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四部丛刊》本。
“法眼”、“世眼”，也即是“真谛”、“世谛”，山谷从对佛家中观学派的体认和发挥中，深刻地把握陶诗“与一丘一壑者共之”的真不离俗、即真即俗的自然契合之境，正是这一点，才使陶翁高出庾信，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不使语俗”。山谷还反复强调，此种诗品之极诣，来源于人品，他在《次韵答王眘中》中云：“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又在《戏效禅月作远公咏》中云：“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只要自身保持高雅襟怀，尽可和光同尘，并进而认为只有从卑俗低微的尘世生活中才能寻求真谛，才能“免俗”。
黄庭坚在评论他人诗文作品时，也往往从其人格精神着眼，“人”若“不俗”其诗亦“不俗”。如《跋范文正公诗》、《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跋王荆公禅简》中对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诸公诗文评价均首先着眼于他们的高尚人格，认为其人格精神“不俗”其作品才“脱去流俗”，显得卓尔不群。山谷同时还指出，诗、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主体精神的“俗”与“不俗”，如《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其二：“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诗中对李夫人所画墨竹进行评赏，但结语仍归为李夫人有如大丈夫般胸襟开阔，首先是缘自人之“不俗”，才至所画墨竹之“不俗”。山谷以主体精神之“免俗”为文艺思想核心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
2.重“韵”：山谷品评文艺作品的标准
黄庭坚所推重之“韵”已非单纯的字句、点画，他同时强调主体内在的学识修养对诗、书创作的影响，在品评书法时常常提及“韵”字，将字是否有“韵”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如他在《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中评价苏轼书：“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另在《跋常山公书》、《跋崔公巽所藏石刻》、《跋周子发帖》中批评王著、周越二人书“无韵”，原因是二人胸怀不够宽广，并不是功夫不到或笔法不好。那么怎么能做到“书不病韵”呢？山谷在《跋周子发帖》中认为应“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此处所重之“韵”涉及到书家的内在学识、修养等，而非点画等外在介质。
黄庭坚在《论书》中又进一步指出二者关系：“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山谷认为每个人字的“工拙”与否并不是最根本的，重要的是以“韵胜”，把内在之“韵”放在首要位置。他所追求的“韵”是指通过点画等外在媒介传达出来书家内在的修养、精神，是含蓄的，不一定能明确言说但能感受到，即范温所云“有余意”。
黄庭坚重“韵”思想在评论文艺作品时都是一致的，在《题北齐校书图后》中指出“书画以韵为主”。《题摹〈燕郭尚父图〉》又云：“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山谷将书画中所倡导的“韵”，引申到文章中，以是否能达到“引而不发”之境界，是否具有内在回味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欣赏者在欣赏这些文艺作品时，应着力揣摩其中蕴含之深意，去探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去体味“韵”。不论是山谷还是东坡，都能够找到文学与艺术相通之处。东坡提倡“意”，山谷追寻“韵”，究其根源，都是作家主体精神在作品中之体现，至此才能够透过作品表面去探求创作主体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只有真正了解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才能认识到其作品的真正价值。
黄庭坚以多读书、提高主体学识修养来获得和孕育“韵”。前引“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指出通过多读书可提升书家内在学识修养，那么展现在外在点画上就“不病韵”，也就“不俗”了。黄庭坚认为作诗同写字一样，只有多读书，才能“不俗”，通过山谷对他人诗作评价可以看出这点：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书刘景文诗后》）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兹能事。（《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山谷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基础才能有“韵”，才能“不俗”。他一方面推崇陶渊明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学问修养，其实二者已形成了矛盾。陶诗往往不加修饰，任性而为，山谷也反对雕琢，但又强调学识，要进行不露痕迹的模仿和修饰，也试图掩盖模仿和修饰的痕迹。山谷又提出以“拙”来同流俗“巧”相区分，“拙”即不加雕饰，任性自然，但如何将“万卷书”、“学问”化为“拙”，同时在平淡自然的形式中彰显出来，则颇费思量了。
黄庭坚指出，诗人具有了深厚学识修养再发而为诗，则能应对自如。他在《答秦少章帖六》中云：“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另《答王子飞书》中云：“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州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又《答洪驹父书三首》中云：“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黄庭坚认为要想作好文章一定要“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也就是多读书，提高学识修养，好的文章就会自然显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四时之运”、“九州涤源、四海会同”一样，自有其内在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对于山谷以重“韵”来免“俗”的观点，清代刘熙载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艺概》卷5中云：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观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榎》，称其诗无一点俗气，因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是则其去俗务尽也，岂惟书哉！
山谷不但在书法中力求“去俗”，在诗歌创作上亦是如此。他追求之“数万卷书气象”也尽情展现在诗歌中，所以才有“以才学为诗”。以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在诗歌中展示才学，其实也是山谷重“韵”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贯彻，是追求作家内在学识、修养的一种体现。山谷认为做到这点，诗歌便也能够“免俗”，达到“自成一家”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谷在书法上学古人又能跳出古人，着重展现自己的主体精神，诗歌上也学古人，但外在的遣词造句上学得过多，与自己的诗学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3.求“拙”：山谷文艺作品的形式特点
黄庭坚为了“免俗”，甚至在诗、书中有意求“拙”，以与时人之“巧”相区别。“拙”是技术层面的，是其追求“免俗”与重“韵”的手段之一。山谷通过对诗歌与书法外在字句、点画“拙”的追求，来寻求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表达独特的审美感受，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与书风。
黄庭坚认为时人作书，缺乏一种内在精神，过于追求外在形式的华美，为了摆脱流俗，他提倡字要“拙”，在《李致尧乞书卷后》中云：“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指出流俗书风就像新娘子梳妆一样虽形式上艳美，但却没有内在神韵。烈妇之“态”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面貌的展现。山谷求“拙”目的是与时俗分流，自成一种风格，清人黄炳堃对此赞叹有加：“点缀妆梳百种施，终无烈妇不凡姿。何如拙笔多于巧，此是涪翁自得师”。水赉佑编：《黄庭坚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公草书真迹赞》中所写的：“纵而能收，放而能留。用拙非拙，似流非流”（《眼福编·三集》卷二）同上，第360页……其实黄庭坚的字能如此收放自如，在拙与巧之间随心所欲，原因在于他以“韵”、“意”为主，“笔”为辅，着重表现内在精神。观山谷之书，点画不合法度的现象颇多，线条并不流畅，这乃是他有意求“拙”之结果。
黄庭坚在论诗时也有意求“拙”，注重诗中与流俗不同之处。如《评意可诗后》中论陶渊明诗：“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捡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又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山谷认为陶诗之“拙”是出于本性自然，是主体精神的真实表达，与流俗迥然不同。这样“不俗”的诗歌作品同自己“去俗”之后的书法作品一样，不能被“俗人”所接受和认同。另《李致尧乞书书卷后》中所云：“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百裂”，《砚山斋杂记》卷二中所载山谷语：“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俱是指此意，是黄庭坚由衷的感慨，均表明了山谷在诗歌和书法方面特立独行、力求免“俗”的思想。
黄庭坚所求之“拙”并非笨拙之意，而是追求一种本真自然，不要刻意地去雕琢修饰。他在《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中明确指出：“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主张诗文要少“雕琢”之功，追求一种“简易”、“平淡”，这样就与流俗区别开来。而这样的“拙”才是主体真实性情的表达，是作诗文的根本所在，这与范温所推崇的“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是一致的。山谷在《论作诗文》中不满王定国诗的“巧”，认为其诗少“本”，也就是缺乏主体精神。从山谷把“拙”与“巧”对举来看，他认为只有“拙”才能真实、自然，才能真正表达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
三、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黄庭坚提出“自成一家”主张并成为他一生中对诗、书的不倦追求。“自成一家”本是宋祁论诗之语，据《王直方诗话》载：“宋景文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故山谷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诚不易之论。”《增修诗话总龟》前卷九，《四部丛刊》本。黄庭坚深服此理并推而广之到书中，在诗、书方面做到“不俗”之后，还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他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中明确表达了希求另立门派的思想：“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山谷要创立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就是其独立宣言。在诗歌方面，苏轼曾夸山谷有“黄庭坚体”，在书法方面，山谷也在唐人和苏轼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路。
1.书法方面“自成一家”
黄庭坚虽然说“随人作计终后人”，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古人，相反，认为只有正确学习古人，汲取古人书法精华，才能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山谷多次强调学习古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要从“形”入手，临摹到“形似”，然后深入体会，领略古人书法中的“神”。这样由外及内循序渐进，方能体味到古人书法真谛。如在《书赠福州陈继月》中提到：“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唯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在《论作字》、《与王子飞书七首》、《与赵伯充帖》等中也强调了学古人书时“入神”的重要性，并指出应以名家为师，无论是作书还是写诗，选择好的范本、学习对象，可以指引正确方向，否则容易走弯路，或误入歧途。
但黄庭坚并不盲目学习古人，不迷信权威，其学习方法颇合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思想，比如对“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山谷就采取了辩证的学习态度，在《又跋〈兰亭〉》中写道：“《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