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与书法的高峰时期，论书诗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唐代论书诗中多为诗人对书家、书法作品的主观感悟，宋代论书诗中融入对书法艺术的理论思考，使诗歌更具艺术气息，由唐及宋文艺思想也趋向理性化。通过考察唐、宋论书诗之全貌，可透视出两个时代的文艺思想脉络，亦昭示出两朝文艺思想的嬗变过程。
唐代论书诗的文化特质：重情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高峰时期。在诸多诗篇中，论书诗这一独特题材呈现出的艺术价值更值得重视，这是将中国文学与艺术打通的一座桥梁，是对李唐王朝辉煌文化的互通与互融予以综合研究的钥匙。单就诗歌而言，对书法作品、书家创作以至文房四宝的吟咏，都使唐诗补充了一独特题材。唐前无专门论及书法的诗歌，而唐代论书诗不但有关于用具的，更有对书法创作风格、书家艺术特质的吟咏，体现出诗人对书法艺术独特的审美与评价。
今存唐代论书诗近百首因对诗歌内容理解不同，故学者们对唐宋论书诗的统计有所出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更多是对书家人格魅力进行赞美，自中唐以后对书法理论探讨成分增多，同北宋论书诗相承接。前期经初唐至盛唐，以张说、李颀、王维、岑参、高适、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多同盛唐气象一脉相承，展现的是一种感悟性的艺术气息。后期经中唐到晚唐许多著名的诗人，如皎然、韦应物、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罗隐等，开始使论书诗走向理性思考之路。
一、唐代论书诗的前期——书艺的感性体悟
初唐的论书诗数量很少，据现存资料，最早的唐代论书诗是岑文本的《奉述飞白书势》。岑诗已不局限于南朝时期吟咏文房四宝这些工具上，而是直接涉猎书艺本身，对“飞白书”这种草书写法直接予以描绘与歌颂。稍晚的李峤作有《书》诗，提出书法中的“骨气”概念。曹丕《典论·论文》中首倡“文以气为主”，自此对文学批评内在精神之重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最早将“骨”、“气”引入书论的是卫瓘和王羲之，南北朝时萧衍最早连用“骨气”来表述书法的挺拔俊朗风格，唐时孙过庭、李嗣真用“骨气”形容书法作品的遒劲有力，而李峤则在论书诗中引用这一概念，无论在诗歌发展史上还是在书法批评史上这均有特殊意义。
今存盛唐论书诗仅十几首，但盛唐的重要诗人如王维、李白、高适、杜甫等大诗人都有诗作，共同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时代。其中以李白《草书歌行》、高适《醉后赠张旭》等艺术性较高。张旭与怀素并称为“颠张醉素”，二人的嗜酒与洒脱是盛唐艺术家自由挥洒的一种典型代表，获得了同代文人的激赏，是这一时期论书诗赞扬的主角。杜甫是唐代论书诗发展的枢纽式人物，其《饮中八仙歌》中描绘的八个人，既有当世著名诗人，又有名噪一时的书法家，如贺知章、李白、张旭等，他们的集会为唐代文学界与艺术界交流的重要部分。另一首《李潮八分小篆歌》则更具书法审美的指导意义，诗人以简练的语言叙述了我国书法的源远流长和字体的演变。尤其可贵的是，诗人提出了一种如何评价书法艺术的见解，即“书贵瘦硬方通神”，对唐一代书法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论书诗前期初步形成了以书家、书艺为中心的创作模式，二者又以前者为重，这两条主线一直贯穿到中晚唐论书诗的创作。李白、杜甫等个别诗人的论书诗既对书法本身有所描绘，又对书家个人魅力有所歌颂与赞美，形成了创作主体与作品交相辉映的局面。
二、唐代论书诗的后期——艺术思维的趋理性化中、晚唐为唐代论书诗的后期，从数量上看远超前期，但因时代的巨大变化，已使诗人难以张扬个性，出现的新气象是更多地对书法理论的探索与对书法审美的思考。这一时期对草书与草书家的歌颂仍占较大比重，但无论从立意还是艺术价值上都未能突破前期诗作。该时期论书诗诗体多样，律诗、绝句、古体诗等均有，尤其是歌行体因形式自由，便于诗人挥洒才情，也便于展现书家变幻出奇的笔情墨趣，为诗人所喜爱。
韩愈作为中唐旗帜性文学家与思想家，其“道统”思想指导下的文艺创作具有质实的特点。今存其两首论书诗，尤以《石鼓歌》最能体现其文艺思想。该诗对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文予以品评，并对其年代与成因作以考证。书法之起源与文字密切相关，书法的艺术性是来源于文字的实用性的，后世逐渐赋予其审美理想。所以绝不能脱离文字来谈书法，这也是历代书家与诗人的共识。韩诗发出了“羲之俗书趁姿媚”这样打破楷模的反叛之语，提倡复古思想。中唐书风同文风一样，“姿媚”之态渐盛，韩愈所发起的“古文运动”亦是借复古以恢复儒家传统。在书法方面，同道的柳公权、沈传师亦追求古风，反对时下流俗。韦应物的《石鼓歌》、王建的《题酸枣县蔡中郎碑》、张祜《题酸枣驿前碑》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复古情怀。
晚唐诗歌气格狭小，文人多借诗、书寻求内心的解脱，论书诗成为诗人、书家排情谴怀的有效渠道。草书与草书家是此阶段论书诗的主角，诗人与书家在时代压抑下，更需要自由无羁的草书来提升精神境界。随着禅宗的进一步发展，僧人介入诗歌与书法创作的比例逐增，歌咏僧书之诗与诗僧咏书之诗成为唐后期论书诗比较兴盛的现象，这也是唐末论书诗的主要题材。蔡显良著的《唐代论书诗研究》对唐代论书诗分期有较详分析。怀素则成为被着重推崇者，贯休、裴说、韩握、释亚栖乃至五代的杨凝式等人都有咏其遗迹的诗篇。但晚唐论书诗在书法理论探索方面成效甚微，多是感性之言。
宋代论书诗的文化特质：尚理
论书诗这一题材在宋代达到了高峰，已经由唐诗的感悟式发展到宋诗的理性思考，对于书法这一艺术形式也由感性的品评转为学理的探求。据统计，两宋所存论书诗八百余首，其中南宋时期略多于北宋，但学术价值方面则北大于南。两宋时期，书法脱离了文字的附属地位，开始具有独立的审美特性。宋代书法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代书家开创了尚“意”的书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代书法；宋代诗歌也和书法一样，经历了北宋初期的复古运动后，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创立了与唐诗面貌不同的宋诗。北宋的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书法和诗歌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
北宋后期，书家、诗人集于一身者渐微，成就也不如前代，进入了一个低潮。进入南宋时期后，书法再难恢复昔日的辉煌，更可悲的是书法创作中进取精神的失落。因为在诗歌中可以充分表达对家国灭亡的感慨和争取恢复故土的热情，而书法在抒情方面的隐晦性使它难以有更明确的表达，在创作上落在了诗歌的后面。一种主体精神的缺失，必然使书法创作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撑，也就没有了生命力。
一、北宋论书诗的突破——文艺思想理性思维的确立据现有资料，宋初较早的论书诗为李颂的《赠英公大师》。另王禹偁、魏野、杨亿、林逋等亦作有论书诗，但也只是将书法作为诗歌写作的一个题材，并未在理论上有更多的探索。至梅尧臣开始大量创作论书诗，且所涉范围较广，既有对书家进行赞颂的，也有对书法作品予以品评的。其《观王氏书》中云“艺虽不同意有会”、《次韵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中“端劲随意行”，指出舞蹈、绘画与诗歌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具有打通艺术门类的意味，同时提出“意”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已与唐代论书诗风貌不同。欧阳修作为有宋一代文坛盟主，虽不以书名，但书学方面颇有建树，《集古录跋尾》中颇多论书卓见。《学书二首》中将书写过程视为艺术享受，追求非功利的书法心态，更是摆脱了前人拘泥于外在点画的思想，探求书法的深层审美意识。
宋代“书法四大家”中苏、黄、米均有数量可观的论书诗存世，且在书学思想上创立了与唐代不同的理论体系，用宋“意”来与唐“法”相颉抗，其中尤以苏轼成就最为卓著。苏轼不单是用诗的形式来描述书法作品，而且充分表达了以“意”为主的书学观，要求作书要任性而为，贵在“自然”，即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如《石苍舒醉墨堂》中所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纯任性而为，追求自然地表达情感。另《戏书》、《次韵子由论书》都表明了其率性而为、毫不刻意为之的书学态度。苏轼不盲目泥古，要自出新意，自成一家，开创了宋代尚“意”书风，如《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辩解，认为只要写出独特的个性，展现自然的精神，就无所谓好坏之分。苏轼的书学观是反唐人的，由兴波：《从苏轼书学理论看其主体精神》，《中国苏轼研究》第三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37—363页。他希求突破唐人成法，开辟新的书风，首先就要打破唐书的垄断，敢于质疑权威。该诗中“后来视今犹视昔”指出书法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有时代发展的观点，不要盲目泥古，表现出苏轼进步的历史观。
黄庭坚的书学思想多体现在《山谷题跋》中，在诗歌中表达的书学观不如在题跋中明显和系统，但他也尝试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之语，就表达了强烈的独立成家的思想。山谷还在论书诗中表达了重主体精神的思想，同其所倡导的“韵”相同。王水照、由兴波：《论黄庭坚诗学思想和书法理论互通与互补》，《南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第86—97页。《观王熙叔唐本〈草书歌〉》、《题子瞻书诗后》、《题马当山鲁望亭四首之三·颜鲁公》等诗都传达出该种书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