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指陶峙岳部，见上文7月20日吴嵩庆日记）运金去两架军机，按其运输量，应是近10万两黄金；而酒泉机一架是2万到5万两。这10 余万两黄金，也没在央行账上。这也表示在8月厦门黄金运台湾之后，到9月，财务署还保有自己金库的黄金与军费密账。
9月21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续检讨……余发言：（1）现在每月按核实人数发饷——并非按编制人数发；（2）以后每月只有1300万，对各省采协饷办法，则如各省不能筹足的款项，将如何处理？……顾总长禁余发言……”
顾祝同制止吴嵩庆继续发言，是怕吴嵩庆实话讲多了，影响广州的士气与局面。而饱受猜忌、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台湾存金，蒋介石已有危机之感：“……尤其存台现金，亦移交财政委员会保管，以免再受指责。”
9月22日吴嵩庆日记：
“……晚访俞局长，知西北局势大变，送款事已告一段落。”
新疆省陶峙岳部于9月25日宣布起义，近10万两军费黄金就此“打了水漂”。
而财政部部长兼央行总裁徐堪，仍在为岌岌可危的广州国民政府苦苦支撑，要钱要物，皮球一般孜孜不倦地周旋于蒋介石和吴嵩庆之间。见9月24日吴嵩庆在广州的日记：
“……上午至财部，徐部长告已见委座，对东南区已准先拨5万两，再派员去算账，另拨5万两铸币。余允即上报告请示……晚邀刘以弼、董松坡（即董德成）、詹特芳三君至寓便餐，交换东南区意见。”
但到了27日：
“……上午8时半许得经国先生电话，嘱即去见。至农林上路后，委座嘱将西北款均交胡宗南，并在台存金内扣拨作特支费，即电渝照办。下午至央行交涉，徐部长似甚不高兴。”
9月3日，徐堪曾“逼迫”吴嵩庆从台北运5万两黄金至广州铸金币（未铸成），以支撑7月发行之银圆券，此一“擅自行动”已是犯了蒋总裁之大忌，也让吴嵩庆从广州远涉重庆去挨了蒋介石的骂，此时徐又在“替蒋总裁”考虑这其他军费黄金的问题。28日，徐堪见吴嵩庆迟迟未有运穗行动，终于按捺不住，撕开脸皮，破口大骂了。事见28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上午11时得徐部长电话（按：开骂了）：‘5万两金为何不运来？你不信我的话吗？你只知道向我要钱（按：钱主要是指财政部发行的银圆券纸钞），你已耽误我五天，国家那得不亡？’……这从何说起，5万两的拨发，我当然不能凭口说，非请示得令不可；伊亦明知非如此不可，则骂我者，非骂我也。对政客翻脸，尚属初次经验，为再做报告催询，并二次电俞（济时）催询。”
后来吴嵩庆得知蒋对徐的黄金尚未批下。此处亦可见出，财务署到1949年9月底还有台北“密藏”的军费黄金，连财政部部长都想要来支取。有了上次“擅自”运金的教训，现在吴嵩庆怎会重蹈覆辙？而且这次受其责骂，吴嵩庆也看穿了徐部长的“政客”真面目了：自私自利，罔顾大局。有此之心障其耳目，徐堪并未看清自己原是蒋总裁手中的棋卒；而发行没有准备金的银圆券，只是蒋要徐演出的一场戏，来拖延大陆残局，从而争取时间巩固台澎。“世人皆利临（令）智昏，真能明理识义者，究有几人？……”（蒋介石1月27日日记，原评刘攻芸语）
到9月下旬徐部长即将下台时，国府财政又趋山穷水尽，徐堪又想要吴嵩庆再去台北拿黄金，但此时蒋介石已难对李宗仁的广州政府再予支持。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蒋介石故意要整垮李白的。但果真如此，蒋介石为何还是让吴嵩庆先后两次各运5万两黄金到穗呢？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完全可以制止的。
而以英勇善战著称的桂系部队，同样经不起解放军的攻势。到了9月，蒋介石心知，广东、广西早已是中共的囊中之物，再补运黄金，也是白白送给解放军的。据李宗仁回忆，9月底，解放军已在攀越大庾岭中，蒋介石把嫡系胡琏的12兵团、刘安琪的21兵团从此天险撤走，致使广东的门户大开。这也使李宗仁非常恼怒，认为蒋介石破坏了他的广东安防计划。的确，蒋介石是不愿意见到桂系的李白在两广站稳脚，他或许想借解放军的力量把效忠桂系的部队全部歼灭于此，同时让解放军也受些损失。此亦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人除内患。”此时他一心要“舍弃现有基业，作根本改造”，只想在西南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他还有原在陕西的胡宗南部队，想以抗战的模式，保持四川、云南、西康等地的大西南，作为“复国”基地，黄金银圆当然仅只用来支撑这些忠心于他的嫡系部队。他的大计是，如果“大西南”不保，就在台湾“另起炉灶”，桂系杂牌军的消灭可让他少些内部掣肘，而台湾的未来相对也会简单些。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布局，不仅主张据江分治的李宗仁无法理解，常人恐怕更是无法想及。徐堪此时还来“搅局”，三番五次伸手要钱，支撑早已半入土中的粤府危局，其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9月30日吴嵩庆日记：
“……晨赴农林上路，与俞局长算账，并探徐部长请示案。适遇徐见（蒋）后出来，神色恍惚，想结果未佳。”
是日，徐堪并未要来黄金，而是一份革职令，其财政部部长职由关吉玉接任。徐堪郁郁寡欢，赴台后于1969年去世。
徐堪在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的同时，其央行总裁一职，也由再度出山的俞鸿钧接任。
9月24日，蒋介石日记上星期反省录：
“……三、鸿钧不愿就任中行总裁，不辞而离穗赴港不胜为之嗟异，顿感悲戚矣！”
俞鸿钧是蒋介石“忠诚”的老部下，把央行国库金银外汇运存台湾，“奠财经再造之基”，可谓“厥功尤伟”。他不愿任中行总裁，不辞而别，令蒋介石非常伤心。不知他此举是否与吴嵩庆向蒋汇报二批黄金多出9万两的事，以及徐柏园不愿透露广州央行“实力”的事有关？这些，或许蒋已转告了俞，使其不自安而跑到香港去了？
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乃令经儿赴港挽之同来……” 3日日记：“……正午鸿钧与经儿由港回来私心为之大慰……”
等到俞鸿钧跑去香港，蒋介石才知道，这些财经界“管钱”的高层人士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他们早已营了狡兔三窟，不会誓死效忠，只好让蒋经国去“恭请”来共患难，从而“私心为之大慰”。俞鸿钧在艰难时期不辞而别，等到台湾局势稳定之后，其家人才从香港搬到了台湾；蒋或对此耿耿于怀。
另外，央行糊里糊涂、从未明确的账目，或许也让蒋介石极为不满。尤其是做军费的第二批90万两黄金，最后清点竟然多出9万多两。吴嵩庆未领会到此中“好意”，反而汇报给蒋介石。这让蒋对俞鸿钧等财经界高层不得不“另眼相看”了。而蒋介石发现央行的“糊涂”恐怕不止军费黄金部分，如第一批第二船次的黄金数，从公开的资料看就有两个数目（57万两与55万两，相差近2万两）；第四批汤恩伯经手的20万两相差更大，另有40万两之说；更有甚者，1948年9月至10月间，用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银圆、外币的账册完全消失，而所公开的数目显然过低。这当然也给了蒋介石可隐藏部分金银外汇做内战军费的机会；但是央行黄金总账时到今日都无法全部公布，只有不完整的收入与支出略账。
赴台后蒋介石就让俞鸿钧知道了点厉害，就是从不给他做寿；最难堪的是，俞鸿钧与陈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蒋介石每年替陈做寿而过俞门不入。后来蒋介石又让监察院调查他，这样俞才知道蒋记得他的功，也记得他的过，他的早逝（63岁）（参看第二章第三节）或许与此心理压力有关。就像吴嵩庆第二次“违旨”运金一样，终其一生再也升不了级职，功过蒋介石心里都有数，但做法上还是比较温厚的。
徐堪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后，吴嵩庆答应新任财长关吉玉，由台运来8000两黄金，做前财政部部长“结束对经费兑付之用”。事见吴嵩庆10月5日日记：
“……余单独二次访财部，首与汪主任秘书长，嗣与徐部长直接谈。对于运台黄金事有所解释，嗣决定由我负责先去运来8000两，以作其结束时经费对付之用。”
此处可见，蒋总裁要徐下台，是与徐代表“东南区”要台湾的黄金10万两有关。而8000两黄金于10月6日下午运抵“财务署”，此时政府已准备迁重庆了。此8000两也不在央行账上，“一定是从台北‘财务署’军费‘保管款’黄金里支出的”（吴兴镛语）。
此时，广州局势已非常紧张，曲江解放，白崇禧部由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解放军南下英德，国民党军不战自退。而三天前（10月3日），蒋介石已永离广州。见10月7日吴嵩庆日记：
“时局日紧，闻曲江已陷，悲观主义充满各地。银圆（券）跌价，人心惶惶，国防部又忙疏散矣。昨运到之黄金8000两，央行迄未提出，僧多粥少，有何办法！”
10月 8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随初公（陈良）访关部长，知亦无办法，本来点金有何术？……下午因黄金账，大骂（詹）特芳，结果伊亦无错，我乃失态之至，曷胜愧悔；伊之忍耐功夫可佩。”
詹特芳在1947年至1949年任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跟随吴嵩庆已整整三年。就像吴嵩庆所言，詹特芳具有极好的修养与内敛功夫，是一位上选的机要人才。但他虽然“忍耐功夫可佩”，最后还是被骂走（或另投明主）。后来据其回忆挨骂情景，“……我只好忍气吞声，幸有董德成说了句公道话，他说：这些过程，除署长一个人外，谁也搞不清楚，老头子（指蒋介石）说的话，谁也不在场。”一个多月后詹就在重庆弃吴嵩庆与国民政府而去。后来在大陆发表了一篇文章《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被李敖引用，国民党运金事件才公之于天下（详见后文）。
10月10日，正面的解放军已迫近广州市郊新街，李宗仁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1日，阎锡山飞来台北晋谒蒋介石，报告并请示有关财政情况以及妥筹应急方策。见是日蒋介石日记：
“……阎伯川已由穗来台……正午与伯川谈财政，彼来要求拨存金40万两作两月支出之用，余即允之……一时……赴定海……”
这40万两黄金，即10月15日“央行”运重庆的27.5万两及拨付“东南长官公署”的12.5万两（见第八章图表8.5及图8.1）。与80万两新台币准备金一样，是从第一批运台存金260万两中拨付的，此后央行在台存金仅剩150万两。
1949年入秋，广州的情势已是变成反蒋了，尤其在解放前夕。吴嵩庆财务署的老同事董德成在2009年回忆：在1949年10月初，“……广东省政当局擅行禁止库存金银运出省界”，连“财务署”的存金（补给部队的）都要偷偷地才能抬上“中兴”舰（10月12日晚），13日国民党军队就撤出了广州。
董德成为人胆大心细，负责尽职。1949年9月，联勤总部财务署改制为国民政府国防部预算财务署后，吴嵩庆连任署长，董德成则任财务署收支司司长，负责国民党军队薪饷的发放，有权决定部队所发金银与纸币（银圆券）之比例。10月12日，吴嵩庆赴台湾银行讨论军费问题，董德成在广州将“财务署”所存金银，于解放军进入前夕偷偷运上“中兴”舰。13日上午，他临行对着五羊城作最后一瞥：
“……广州市内关门闭户，马路上行人稀少，一片风雨欲来情势。但为确知所运黄金银圆，是否达到舰上，乃派出纳叶春景先生前往黄埔码头查看。叶尚未返来，忽奉通知，李代总统及顾（祝同）总长专机已先后起飞离穗，嘱即刻撤离。……水陆均已不通，幸本署控制一架备运黄金银圆之中央航空公司小型飞机，即与（国防部）四厅及财（务）经（理）两署重要人员在下午2时左右，同机飞港……
在财务署预算司工作的于德昌，与董德成都是乘坐最后一批飞机离穗的。而他乘坐的飞机在机场却遭到守卫枪击。子弹当场打穿机翼前之机身，幸未伤到机件。于德昌在那架飞机上把手指插入弹孔，好不容易才拔出来，因而受伤僵直，在旅途中都不能弯曲。当时机场一片混乱，开枪者疑为少数欲搭机来不及撤退的士兵。此次央航机遭枪击事件，在1949年10月13日的《华商报》上曾有报道。
董德成等人到香港后，因机场人员发现机上载有武器（手枪）被拒入境，只好继续飞三灶岛（在西江口），再坐小船经澳门抵香港。吴嵩庆早已把印章交给他，于是提出了“财务署”存中国银行的20万港币，然后有惊无险地瞒过香港海关，放在手提箱里拎回台北。此即1949年6月份，蒋介石第二批军费预算中从15万减为5万两的港款，大概是在香港采购军用物资用的。为什么要赶着提出这笔钱呢？主要是怕香港的银行向中共“靠拢”。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国共“抢汇”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