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总司令勋鉴：奉本月17日平字地1001号代电，为适应军事，本行所报现存黄金银圆除业务局必需，准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两，银圆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又，奉本月16日手令，因近日无飞机，暂移存船上，并随船派人照料。各等因，自应遵办。……特函奉复，敬希察照为荷。
中央银行（5月18日印）
这里的数字与上面18日的签呈又有相差，但点明这批金银是运上了军舰，还有人随船押运。
5月19日，香港《华商报》报道：“上海县城光复，解放军抵外滩对岸，夹击吴淞，进攻虹桥机场；蒋军放火焚烧四郊，滥施破坏。”20日，时在广州的央行总裁刘攻芸收到了央行发行局的签呈，表明于此乱象之中，这第四批黄金转运在央行已告圆满结束。详见下文发行局签呈。
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稿（1949年5月20日）：
奉行务委员会交下迭次行务会议记录及有关文件，略以关于奉汤总司令亲草手令，本行现有黄金银圆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圆30万元外，其余即移存该部指定之安全地点一案，经呈奉钧座本月17日电复勉准照办。等因，奉此，自当遵办。查本局在沪库存准金共计130701.542纯市两，除于本月17日准业务局先后函请拨付共9951.011纯市两，已在调拨中准金户转账外，其余计有黄金120750.531市两……（与18日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重复处，略），乃于本月17日晚十时半汤总司令派该部财务处吴副处长本一率领官兵数十人随带上车六辆来局来提取，当经职会同本局李副局长振五转嘱原经管人出纳科主任李友仁，接管科主任孙晓初先将黄金银圆数量总清单及详细箱号重量数目清单全份移交吴副处长洽收……（与18日发行局出纳科、接管科签呈重复处，略）再，上次交出金银究竟如何分别转账及报财部查核以清账务而符事实之处，并祈核示祗遵。谨呈
总裁
自1949年1月至4月20日（正值国共和谈期间），按财务署与央行签订的“军费草约”，吴嵩庆自上海共运走黄金近160万两（二、三批）、银圆3000万元（共7500箱，每箱4000元）、纯银3000余吨及外汇7000万美金。其中这3000余吨纯银（即银砖，1亿市两，约7000万美元，3万多箱），据《纽约时报》1949年4月的报道，已运出价值5000万美元的纯银，那就近1亿两了，尚余近千吨。实则这些银砖从1949年1月起到5月底，一直在陆续运离上海。5月底中共快进上海时，汤恩伯还在抢运第四批黄金银圆及剩下的约300吨纯银，每只撤退的船舰都被要求塞上许多箱，有些人就以为塞的都是金砖。
至于汤恩伯抢运这第四批金银与央行剩余银砖的运输工具，因解放军已在上海外围发起攻击，战况激烈，时间紧迫，汤恩伯决定动用军方舰艇和招商局的船只。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运送的军舰和船只至少有12艘，在炮声隆隆中，都是装载满就开航，无人监运，也无人记录。有资料显示，海军军舰中有永字号（MS）扫雷艇、中字号（LST）登陆艇［如“中基”舰曾于5月1日运央行纯银（块）到左营。据目击及亲身参与者回忆，在那年4月底，陆战队四五百人用四夜才装完毕。另一艘中字第105号登陆舰运送的是这第四批黄金，途中还发生起义事件］、美字号（LSM）中型登陆艇（在1949年前后曾有数艘美字号登陆艇在国民政府运金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其中“美盛”号于1949年4月起义投共，而“美朋”号5月26日在长江口参与上海“最后一次海战”，并从上海运送第四批金银去台湾）、“昆仑”号（AK312）（曾于1949年4月由上海运金银经福建马尾去台，途中曾发生舰长起义事件）等，参与运输的还有商船，包括“大敬”轮及“汉民”轮等。
这最后一次的抢运十分紧急，在上海外围，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着，一些军舰载着黄金出海时，就险些被炮弹击到，船长立刻停船，直到第二天黎明时才起航。许多目击证人都曾指出，从5月18日到27日，国民党军队弃守上海，金银大都能运出，安全抵达台湾；但也有少数银圆、银锭没能运走，就抛弃在码头上。其中运送这批黄金的中字第105号登陆艇，出了吴淞口后还发生起义事件，结果两天航程竟走了两周。关于105号登陆艇事件，前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黄辉亚，在其作品《彭麦良将军于烽火下抢运金砖》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彭将军长沙人，黄埔六期，1949年淞沪保卫战役中，任淞沪民防副司令（司令由陈大庆兼）。当淞沪保卫战部署之初，先总统蒋公亲自坐镇上海复兴岛，指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陈大庆（按：陈大庆时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兼淞沪防卫司令，后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淞沪防卫司令石觉。该年４月上旬（按：时间有误）战斗开始，熬战匝月，双方伤亡惨重。５月上旬，蒋公鉴于当时战局，谕令蒋经国与汤陈两将军，将中央银行存沪之金砖及贵重物资、银圆尽速转运台湾，保全国力。
“……彭麦良临危受命，负责转运最后一批金（银）砖，由汤总部特务团副团长谢少初、淞沪警备部特务营营长郑远剑各率兵一连，负责抢运工作；并派出上校秘书杜绳武负责与央行林崇墉、李光彩、田家丰、高光汉、徐厚善等联络交接。由5月16日开始抢运至18日深夜完毕，交由中字第105号登陆舰装载妥当。虽烽火漫天，万分危险，但能安然达成任务。19日夜，运金舰离埠不久，一度发生共谍企图夺舰阴谋，彭将军当即机智制服，有惊无险。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转移台湾，运金舰于5月23日驶经舟山急转基隆，6月7、8两日点交央行人员接收完毕。……”
以上提及的105号登陆舰运送第四批黄金入台，与前面汤恩伯亲笔手令（1949年5月15日）及中央银行致汤恩伯的电文（5月18日）比较，时间上或许有24小时的出入，但是也许军方已经提前开始行动了。据最近公布的大溪档案电子档，是192000两黄金，在6月5日入库（参见第八章），离开上海是5月19日，48小时的航程，走了半个月，原来其中还有海上起义事件，这是“黄金档案”里曲折惊险的一页。
这第四批运台金银也是秘密军费，据大溪档案计有黄金近20万两（19.2 万两），银圆120万块（约30吨，包括“半圆”，即“中圆”，其重量只有“袁大头”的一半，每枚是13.5克）。到了台湾，黄金银圆部分可能转到财务署，而银锭、银砖最可能就是上缴到“中央银行”台北的负责人，然后转存台湾银行。这些金银，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参加运输的船只、人员众多，除非将来有新的资料出现，其准确数字，目前尚无定论。关于黄金数量，另有一种说法（如1975年4月29日《中央日报》），认为这批黄金应该有40万两（甚至更多）。众所周知，汤恩伯在50年代想擅自飞到日本，被蒋介石知道后派人将他强行拉下飞机；经查他早花了几万美元在日本买了处豪宅，这是否与这20万两的差额有关，目前尚不得而知。
至于第四批运台黄金数量，大陆方面曾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报为蒋经国从‘行政院院长’一职升任‘总统’大造舆论时，也是将运黄金作为蒋经国的重要‘政绩’大肆渲染。1975年4月29日台湾《中央日报》写道：‘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段时期。那时上海都快撤退了，环境很恶劣。蒋院长奉总统之命，不顾危险，深入危城，把中央银行库存的40万两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 这里写的是40万两黄金，《中央日报》公布的数字是蒋经国的日记记述的一倍，哪一家正确，还是个谜……”
而一般人往往只根据中央银行给汤恩伯的公文，说是20万两，这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谜！《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的作者吴兴镛先生，则认为不止20万两：
“这第四批在解放军的包围下强运出来的金银应该是分几晚运的，可能不止20万两。18日清晨是运17万余两黄金（6吨重）加26.9万块银圆（约7吨），正需六辆十轮军用卡车才可装载完毕。但还剩余黄金2万两（即使没有其他黄金）和120万块银圆（共30多吨），就另需多辆卡车（美式载重两吨半的军用十轮卡车）隔晚再运。
“……在兵荒马乱中，汤恩伯可能就叫士兵去各国家银行的仓库里搬黄金，如许多证人回忆的，尤其是军舰上的，都是五吨十吨的装，不须点交。当然其中大部分是银砖，但也无法确定。所以后来汤恩伯很有钱，去日本买豪宅，而且想逃到日本去。当然蒋经国有情报，有政工，慢慢都查出来了。或许汤恩伯心中不安才要出亡。第四批黄金量也由20万两升到40万两（可能还不止），因为是‘军费’，就交到财务署，由我父亲暂时保管。……
“如果各国家银行的金银被国民党军队拿走，那为什么上海解放后没有人报告？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银行的负责人已带着账本离职逃走了，另一方面要考虑报告以后的后果如何，是否有监守自盗（或许也真会趁乱拿一点）的嫌疑？对报告人，共产党是会追查到底的。”
那么，汤恩伯究竟有没有从这些金银中拿到“好处”呢？请看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周宏涛的记录：
“……被师枢安（Robert c．strong，美国驻台代办）指为无能的汤恩伯，就闹出一个影响民心的谣言。（1950年）2月2日，‘路透社’自东京报导，蒋公‘透过一位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买了栋有22间房间的华宅’。这是绝对错误的消息，我奉命向东京查究，否认了此报导。驻东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复电说，确实有个中国外交顾问花了3万美金买了那栋房子。此人为王文成，是汤恩伯向蒋公介绍派到驻日代表团担任编制外顾问，王文成已经向朱世明承认，他是代汤恩伯准备的。汤恩伯在1948年年底举报了曾对他有恩的陈仪意图投共。其后奉命防卫上海、金厦。政府迁台后没多久，他以招募日籍志愿军为由，没通过外交部门任何安排，买了机票就企图赴日，因未获签证在机场被拦住。汤恩伯在国家危难之际，却有此举措，蒋公因而在得知他在日购屋的隔日，就下令管制所有官员出国……”（《蒋公与我》）
而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有秩序”地撤退及转运国库金银、物资、嫡系部队，对其表现，又持何态度呢？且看其6月26日日记：
“……约董显光、汤恩伯来见，对汤沪战撤退以前慌忙图遁而未能充分准备，且未及时通知将领，致被隔被俘者大半，闻之痛愤……副司令石觉本为最有希望之将领竟被其牵累……不能复用。”
此次面训后，汤恩伯当然内心不安，或导致其1950年2月意图出走日本。
1949年上海战役失败后，逃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汤恩伯部队装备精良却只抵抗十多天就全城崩溃，议论纷纷。7月2日，为弄清失败原因，蒋介石指示陈诚专门在台北主持召开了一次上海防卫战失败检讨会。在会上，一些高级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汤恩伯。原第37军军长罗泽闿说，他的部队条件最差，汤恩伯另眼相看；在其下令各部队撤退时，唯独不通知他的37军，导致全军被歼。他和副军长王大钧等少数人化装成平民才死里逃生。王大钧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汤恩伯也作了诸多抨击。后来，罗泽闿见一直未处分汤恩伯，就到军事法庭告状，被蒋介石指示陈诚劝解。
此事之后，汤恩伯心里很清楚，他以后在台湾的处境肯定不妙。另外，还有被他出卖的恩师陈仪的事情，也让他忧心忡忡，郁郁寡欢。
汤恩伯原以为将陈仪欲谋投共一事报告蒋介石后，蒋看在自己的情分上，对陈仪顶多也就是撤职处分。但1950年6月，蒋介石却违背诺言，决定处决一批为共产党效劳的高级“叛逆”，其中就包括被押送到台湾的陈仪等人。汤恩伯多方奔走，找人说情，营救陈仪，终无果。6月18日凌晨，陈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汤恩伯得知陈仪死讯后，大哭一场，在家中设立灵堂，跪拜祭奠，以求心灵安慰。陈仪事件对汤恩伯的打击和影响巨大。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又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朋友们与他来往也少了，汤由此落落寡合。
去台后，汤恩伯所有职务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虚衔。陈仪一案，又弄得他心力交瘁。汤恩伯原来就有严重的胃病，因为情绪低落，精神忧郁，胃病复发。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因为去美国需要巨额医疗费用，汤恩伯无力支付，经蒋介石同意，去了日本。在日本，汤恩伯做了三次手术。1954年6月29日最后一次手术，因医疗事故，他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54岁。有人分析，汤恩伯是“抗日名将”，杀过不少日本人，日医中或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便记恨于汤，趁机报复。据目击者说，汤死前痛苦不堪，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无效；他在手术台上哀号不止，拼死挣扎。医生用力按住，直至力竭而亡。
1954年7月15日，汤恩伯灵柩自殡仪馆送往墓地下葬，何应钦、陈良、胡宗南、蒋经国等为其执绋。蒋介石闻知汤恩伯死讯后，非常悲痛。他亲自参加了在台北极乐殡仪馆举行的公祭，并发布命令，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