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信任吴嵩庆，但吴却并非“内廷的亲信”。在外人眼里，他或许是“殷纣王的棺材——古板儿”，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但他有其做人的原则，不是一位可以颐指气使的下属，“不容于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由于这点原则，他曾“顶撞”过蒋（详见第七章），但蒋还是对他信任有加；只是蒋心知肚明吴嵩庆不是一个会玩政治的人，从此摒他于高层权力圈外。吴嵩庆肩上的两颗星，一直到退休，20年都没变过，眼见同僚（如严家淦，曾任蒋的副手）、下属越他而上，飞黄腾达，而他数十年如一日，只是本分地做他岗位上的事情，在日记里从未见任何怨言，只是自我鞭策把每天应做的工作做好。
“在与蒋夫人共事期间，有一次他与飞虎将军陈纳德因事相争，蒋夫人对他说：‘你得罪了顾问，应向他道歉！’我父亲说：‘此事我有理，我决不能道歉，而且他用手拍桌，是他侮辱了我，应向我道歉。’蒋夫人听了遂向陈纳德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拍桌子是一件极不礼貌的事情，好罢，你们两人握手言和罢！’于是在夫人面前，我父与陈纳德两人热烈握手，言归于好。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洋顾问面前一向不卑不亢。”
“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笔者不是想过分‘捧’自己的亲人，只能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他一生为公、冒险犯难的行谊及所做的许多‘傻事’。如1936年在反共高潮时，他竭力为亲共左倾的许多位入狱乡亲做保人，当年不但轰动镇海县城，也传到了沪上，至今还为乡人所乐道（小港信息网，宁波北仑教科网）。这些事从未听他提及，直到近日笔者才在网上知悉，这说明他只论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顾自己的得失损益。他进教会学校之后，更增添宗教里爱人如己和每日自省的功夫。”
吴嵩庆的耿介、“迂直”于此两例可见一斑，而后者又显示出吴嵩庆在政治认识上，在国民政府反共高潮中，是太“天真”了。他只论是非，而对党争毫无了解与兴趣。同时，也正由于他的“迂直”，无意“曝光”了央行财经界人士的重大秘密，使蒋介石对军费保管重新作出调整，也埋下了财经界对他怨恨的种子。（详见后文）
“长诵岭雪三世白，总念江梅一体香。”如此一心为公的忠诚、耿介之士，也定是一位清官廉吏。
1945年，抗战还未胜利，吴嵩庆由重庆赴湖北省主席王东原之约去当财政厅厅长，途中却遭劫匪抢掠。这可能是民国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现任官员，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记录：“湖北省新任财政厅厅长吴嵩庆等的专车行至川东武隆白马山，被贵州道真王怀瑾匪伙拦劫，并绑走数人为质，吆吓官方。 ”然而，不幸的吴嵩庆却“有幸”遇上了世上最“不幸”的劫匪。因为吴嵩庆虽是即将上任的“准财政厅厅长”，却是两袖清风；劫匪几无所得，后反被战区长官陈诚抓到枪毙了。
除去运金事件及政见，吴嵩庆就是这样一位清官廉吏。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吴兴镛是真实的见证人。据其讲述：
“父亲到台湾后，继续做‘财务署署长’13年，自己却没有大富大贵。他长大后要当兵，军营离台北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他曾想让父亲开个口，把他调到台北，但父亲就是不理。”
“粗略地算起来，父亲当年经手的‘军费’黄金市价在2亿美元以上，但这个‘肥差’却丝毫没有让我们家受益。1957年，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我的分数距离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只差1分，那时也可以选择去刚成立的一家私立医学院就读；但我们家根本负担不起5000元台币，也就是125美元左右的学费，最终我只好到台大读了并不喜欢的牙科。
“1964年，65岁的父亲一次性领了新台币10万元——时值2500美元的退休金，就此与国民政府的一切养老福利绝缘。也就在那一年，我赴美留学，父亲向蒋经国负责的‘国安局’借了约1500美元做旅费和生活费。来美不到一年，母亲写信说已经来讨债了，父亲很感慨地对母亲说：‘这是生平第一次被人讨债！’幸而当时我在大学有每月200美元的奖学金，省吃俭用，还了此款。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台湾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的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以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任董事长的收入，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也就8万多美元；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财产，也是母亲赖以维持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后来省吃俭用10年，到百岁高龄。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元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这点积蓄，而其他无任何房产，这也许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吴嵩庆能廉洁奉公，掌管巨大的军费十多年，终其一生能得清廉的令名，这与其妻吴林熺节俭持家，做其后盾，也是密不可分的。“她的处世为人时时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是父亲长官、同事、部属、亲友所称道的。”（吴兴镛语）蒋经国就很敬重吴林熺，见面总是口称“大嫂”，称吴嵩庆为“大哥”。
“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如果这两层不讲究，社会上多一个讲政治经济的人，便是多一个借党忙官的人；这种人愈多，社会愈趋于腐蚀。”（朱光潜《谈美》）其他如抛去不论，吴嵩庆一生为官经历，也堪称官员楷模。
除了秘密转运黄金外，蒋介石还于下野前夕，以总统令命中央银行拨给三军将士数千万银圆，其中空军约500万元，海军约300万元，陆军则在2000万以上。海空军各自保存，陆军款则存在财务署。
另，据李宗仁回忆，在蒋介石下台前，曾让国民政府拨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供空军在美采购。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子，曾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司令部副总指挥、空军副总司令等职。抗战时期毛出任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专司空军在美军购业务；1946年后代表国民政府常驻美国。因毛邦初与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发生矛盾，竟卷此款而逃。这成为国民政府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丑闻，也给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军经援助蒙上了阴影。蒋介石命吴嵩庆持其亲笔手令负责调查此案。
“巧计欲移云蔽日，深谋拟令腊回春。”一切准备完毕，蒋介石准备运金了。
吴嵩庆接受蒋介石“预支”军费的秘密授命后，即着手准备与财政部及央行订立秘密协定，转移国库剩余金银外汇至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
且看1949年1月8日吴嵩庆日记：
“为特别准备金事拟报告，送（郭忏）总司令核定，下午赴傅厚岗向徐部长（堪，字可亭，财政部）接洽，即由（徐）可公面报批准，6时许至主计部商定，即成定案，有此准备，差可放心……”
吴嵩庆拟好预支军费的报告后，经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审核，即送与财政部、主计部批准。
财政部部长徐堪（1888—1969），字可亭（故有时被称为“可公”，是民国时期的官场习俗），四川三台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7岁中秀才，次年进成都四川通省师范学堂，1907年加入同盟会，一度变姓名潜逃武昌，1909年返蓉入四川高等警官学堂。辛亥革命后，曾任第四标统带（团长），1919年当选国会补选委员。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任财政部金融管理局、钱币司、公债司长诸职。1935年升任财政部次长，协助实施法币政策，迄至1941年6月，都是襄助部长孔祥熙。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1年任粮食部部长。1945年出任主计长，1947年推荐吴嵩庆出任财务署署长，1949年1月出任财政部部长。徐不识外国语（与刘攻芸完全不同），在留学生充斥的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界里能出头也属异数，可能是蒋介石为平衡孔宋欧美系，而放在财经界里的一枚棋。徐堪有较浓厚的官场气息；在吴嵩庆记录里，徐开会不带秘书，也不做笔记，似有蜀人摆“龙门阵”（茶馆聊天）的架势。
徐堪并非蒋介石嫡系，接到吴嵩庆的军费申请后，面对蒋介石的“狮子大开口”，犹豫不决。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提出诸多理由不予同意，比如说军费过于庞大，要保证所剩不多的国库资金用于国家紧需，所以暂时不宜提前移动黄金等。其实徐堪的态度，即代表当时李宗仁的态度。
遭徐堪婉拒后，吴嵩庆非常焦急，想退一步按照规定先支半数；拟好方案后，征得郭忏总司令同意，于当晚即由南京赶赴上海，等候财政部部长徐堪、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签字。且看1月9日吴嵩庆日记：
“昨夜因‘准备金案’，办理未妥，甚为焦急，嗣想即照规定，先支半数，今晨即照此方案准备，征得（郭）总司令同意，即晚赴沪接洽。……”
1月10日吴嵩庆日记：
“多时不坐夜车，眠未稳，晨（从南京）到沪，张主任来接，早点后即赴襄阳南路徐（堪）府，接洽后，即驱车至央行与俞（鸿钧）刘（攻芸）二总裁、发行局梁陈二局长 、业务局王副局长等洽办，下午拟草约，再至徐府，知预支事已得谅解，甚慰。”
从此日记可以看出，吴嵩庆于10日上午即赶赴襄阳南路徐堪府宅，商议“预支”半数国库金银外汇做军费一事，同样遭徐堪拒绝。鉴于此，吴嵩庆代表军方，不惜对自己的老上司（按：财务署新设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编制内，也受行政院主计长监督；而徐堪则是前任行政院主计长）唱起了白脸，以国民党总裁的命令和紧张的前方战事威胁之。二人之间或发生了争吵。
心急马蹄迟。从徐府碰壁后，吴嵩庆又驱车直至央行，面见央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及发行局、业务局相关人员，就蒋介石指示以预支军费名义将央行库存金银外汇转运一事作研商。
已经成功将第一批国库黄金搬运至台湾的央行总裁俞鸿钧，此时却非常犹豫。因为蒋总统即将下野，而他自己离卸任亦无几天，无法绕过顶头上司徐堪擅自动用国库黄金。徐堪作为国民政府新调整的财政部部长，如果他反对把国库的大部金银外汇，即支撑“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提出来“预支”作为军费，就算蒋介石下令，大概也行不通。至少他会挡一挡，这或许就会弄得全国皆知，闹得不可开交，蒋的下一步棋就很难走了。而副总裁刘攻芸（俞鸿钧后继总裁）、稽查处处长李立侠（后任央行副总裁，是一位倾向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则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吴嵩庆非常为难，此项幕后沟通的任务也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头上。
这时，一位神秘人物，受蒋介石指派，同时来到上海。他的光临，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
吴嵩庆走后，俞鸿钧在总裁办公室内心烦不已。此时蒋介石下野之声不绝于耳，而财政部欲更换央行总裁的传言也满城风雨。这时蒋经国突然来访，二人密谈后，俞鸿钧变得气定神闲。
蒋经国交给俞鸿钧的办法，即以全国战事紧急，前线日夜催饷为借口，由国民党预算财务署署长先行向中央银行提调预支军费。这个理由可谓名正言顺，几天后，俞鸿钧再辞去央行总裁一职，那么主持偷运黄金的事便不会引人注意了。
蒋经国此番再临上海，可谓五味杂陈，感慨良多。几个月前他曾试图在上海滩大展拳脚整顿经济，结果却草草收场，不得不黯然离开。这次受其父派遣，一则接洽俞鸿钧，向财经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二则和汤恩伯（1948年12月任京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被蒋推荐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空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总司令）等军方沟通，以落实安全运送事项。关于来沪一事，他在日记中记载：“今日父亲（注：指蒋介石）派我赴上海访问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蒋经国著《危急存亡之秋》）这里的“现金”，就指国库里存的黄金和银圆。而蒋介石为了赶在自己下野前运出国库黄金，特地派遣蒋经国来沪，在当天日记中亦记载了此事：“……派经（国）儿赴沪慰勉（俞）鸿钧，指示移存现货要领（按：即将上海央行国库资金转移台湾、厦门，作为国民党军队军费）…… ”
由于蒋经国从中周旋，第二批黄金运金计划便在吴嵩庆、俞鸿钧、蒋经国三人谋划下迅速成型。为了在财政部、中央银行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妥协，吴嵩庆提议的“先支半数”（即将国库黄金银圆外汇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得到认可。下午，吴嵩庆拟好草约，再至徐府，此第二次访徐，预支事便得到了“谅解”；徐被说服，吴嵩庆“甚慰”。
第二天（即1月11日），经财政部部长及行政院主计长同意，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副总裁刘攻芸，正式签订了“军费草约”。见吴嵩庆1月11日日记：
“……订（草）约事，告一段落，上午决定草约及手续，下午取来。……下午赴供应局、港口司令部、收支处、警备部一转。……9时半赴（火车）站（回南京）……”
按“草约”规定，财政部把上海国库金银外汇等“现金”，至少先拨出半数“预支”作为军费，交国民党军队财务署监管（注意：最初是央行与财务署“共管”部分黄金，自1949年6月14日起开始拨交吴嵩庆“专管”）；其总数约90万两黄金（此即第二批转运黄金）、3000万块银圆及7000万美元外汇。现居美国的吴兴镛，曾从父亲吴嵩庆遗留下来的日记手稿中，发现草约主要内容，日记上说：“把存在上海国库金圆券准备金的一半，作为预支军费……”按此推论，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夕，上海国库应还有黄金180万两及外汇1.4亿美元（或集各国家银行所存）和若干数量的银子。这显然不包括第一批已运去台湾的260万两黄金。拿“半数做预支军费”，这是国民政府总统下野前夕，财政部（徐堪）、央行（俞鸿钧、刘攻芸）与蒋介石之间的妥协方案。而吴嵩庆拟此“草约”只拿一半，等于代表蒋介石通告央行领导人等：“不要你们负责，是我蒋总统命令国民党军队军费总监财务署署长吴嵩庆，同你们立约后拿半数出来转为军费的。”
此“预支军费”，即“保管款”，也就是“秘密金银军费”。这是蒋介石在下野前所安排的对抗中共的密藏军费。那么，为什么要秘密藏起来呢？至少有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