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铁屋中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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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反读《通鉴》(十)

一百八十一

刘守光围沧州久不下。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驴马相啖骏尾。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麴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

比杀戮可怕得多的是对杀戮的美化。“宰杀务”三个字的背后是血的海洋。这三个字不咸不淡地浮现在历史文本中,完成了武夫的凶残与文人的雅兴的完美结合。

读着这样的片断,谁再说鲁迅偏激,我会唾弃之。

一百八十二

朱全忠宠爱假子友文,次子友珪不自安。中夜友珪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埋于寝殿,秘不发丧。命均王友贞杀友文。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

有趣的是父子俩最后的对话。朱全忠严然是个大儒,忽然想起了“天地”来。用“天地”来震慑逆子是没有用的,因为朱全忠自己除了此时此刻之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天地”有惩恶扬善的功用,否则他怎么连皇帝都敢杀?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句“老贼万段”胜过戏剧大师苦思冥想的对白。

小时候,读到“掩耳盗铃”的故事,心里想:世间真有这样蠢的人吗?朱友珪矫诏的行为,就是“掩耳盗铃”。不过,他成功了——他的手上握着权力,所以他能从从容容地掩耳盗铃。我悟出这样的道理来:掩耳盗铃是聪明人所为。

一百八十三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东方群盗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

契丹主入侵中原,虐杀百姓。史载,每克一城,“恶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百姓焉能不反?而他却抱怨中国人不好统治。我想起一则笑话,刑场上刽子手砍下犯人的脑袋,快刀崩了个口子,刽子手怒斥地下的人头:“贼骨头,怎么如此硬?”人头委屈地回答说:“爹妈生的,我也没办法呀!”历代统治者都有类似于此刽子手的思维。

一百八十四

后唐明宗问赵凤:“帝王赐人铁券,何也?”对曰:“与之立誓,令子孙长享爵禄耳。”上曰:“先朝受此赐者止三人,崇韬、继麟寻皆族灭,朕得脱如毫厘耳。”因叹息久之。赵凤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证据”只有在法治社会中才有用。铁券是皇帝绘的,皇帝也能收回来。我们对皇帝无能为力。

一百八十五

明宗问冯道:“今岁更丰,百姓赡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状。农于四人之中最为勤苦,入主不可不知也。”

王蒙曾撰文为冯道平反。欧阳修等史家却大骂冯道在混乱的五代历仕几朝,没有殉节尽忠。而王蒙则认为,冯道在维持乱世的安定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利”优于“义”。读到冯道的这段话,他的形象顿时在我心中高大起来。显贵们有几个像他这样为农夫说话呢?不过,他也仅仅是说说而已。

我又想起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重读那些文字,顿时泪眼朦胧。报纸上口口声声说“农民兄弟”,有几个狂妄的市民把卑微农夫当作自己的“兄弟”来看待?所谓的“北京人”向来是瞧不起民工的。

给农民打白条的官僚是一群恶狼。

一百八十六

义成节度使李赞华好饮人血,姬妾多刺鼻以吮之;婢仆小过,或抉目,或刀刲火灼。

相比之下,《西游记》中乱舞的群魔简直就成了慈眉善目的天使。《吸血鬼》是欧美一部流行的影片,根据中古神话改编而成。假如要拍续集,我建议导演学习学习中国的这则史料,从中吸取更多的灵感。

一百八十七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出于行伍,性粗率,恃勇骄暴,每谓人曰:“今世天子,兵强马壮为之耳。”

粗人往往能说出真理。真理的可怕,是阳萎的文人们不敢面对的。当文人们绞尽脑汁完备礼乐制度、增强天子的神秘性的时候,粗人“兵强马壮可为天子”的信念却令他们的纸长城轰然崩溃。

一百八十八

闽康宗昏庸残暴,其叔父及兄弟皆起兵政变。闽主逃及村舍,知不免,投弓谓继业曰:“卿臣节安在!”继业曰:“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

继业所对九字,给了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后,企图坐飞机逃亡,被军队捕获。特别法庭宣判他时,他与闽主一样傲慢:“你们的宣判不符合宪法!”他却忘了,践踏宪法长达几十年的,恰恰是他自己。同样的故事,还将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上演。

一百八十九

闽康宗被缢杀后,新国王谥曰:“圣神英睿文明广武应道大弘孝皇帝。”

最荒诞的小说中也找不到如此夸张的情节。最美好的字眼,属于最卑劣的人。天真的青少年总是以为汉语写的文字都是真实的,日后获悉真相后,受骗上当的感受会给他们带来类似于心脏病发作的痛苦。

墓志铭、悼词是需要在镜子面前阅读的文字——看它们的反面。

一百九十

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倘若中国的帝王们都像唐主这样深知“兵之为民害深矣”,中国老百姓就有福了。事实恰恰相反,穷兵黩武辈层出不穷。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犯有“危害人类生存罪”。李志宁在《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一文中愤怒地写道:“当刀斧呼啸、枪炮轰鸣,无辜百姓血肉横飞、孩子惨叫,而屠杀者狰狞如魔鬼时,这是一幅多么悲惨而恐怖的场景啊!难道这些无辜人民就因为生在古代,为了几个什么狗屁‘英雄’的什么‘英名’,就可以像蚂蚁一样被这些‘英雄’们碾死吗?”史书上向来憧憬所谓的“统一大业”,至于为了实现这一“大业”要死多少人,史家却假装没有看见。

后唐统治者所说的“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我心有戚戚焉。这才是一种大的政治智慧,民众的生命当然比疆土的拓展更重要。

唐主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为此,我尊重他。

一百九十一

闽主曦嫁其女,取班薄阅视之;朝上有不贺者十二人,皆杖之于朝堂。

贿赂制度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五代时,闽主还处在低级阶段,用暴力来强迫行贿,未免太赤裸裸了。而到了如今,则已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在官场上,官僚们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若下属不向上级“表示”,则立刻被穿上“小鞋”,寸步难行。就像武侠高手,遥遥一指,你立即身中内伤,非得拿他的解药才能保命。神不知,鬼不觉。而下级往往抓住这些难得的机会,以“人情往来”为借口大肆实行贿赂,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一百九十二

后晋为契丹所灭。契丹主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时雨雪连旬,外无供亿,上下冻馁。太后使人谓寺僧曰:“吾尝于此饭僧数万,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僧辞以“虏意难测,不敢献食”。晋主阴祈守者,乃稍得食。

“世故”是一种极厉害的病毒,连和尚也逃避不了。人们最善于忘却的,是他人给与的恩惠。所以我们在给予他人的时候,先要警告自己:不要存在收取回报之心。否则,不必给予。

一百九十三

麻苔贪猾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女,必夺取之。又捕村民,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灵而杀之,欲以威众。常以其具自随,左右前后悬人肝、胆、手、足,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

在李约瑟博士的眼里,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美不胜收的国度。但我居心叵测地想:假如这位大思想家落到麻苔手里,他还能这样思想吗?

汉学家看中国的事情,常常如同醉中看花看得模模糊糊。中国人却往往将那些赞美的话语拿来为我所用。

一百九十四

南汉主作离宫千余间,饰以珠宝,设镬汤、铁床、刳剔等刑,号“生地狱”。尝醉,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

把人间变成地狱,这是帝王们的实践;认为地狱比天堂还美好,这是帝王们的理论。权力让他们成为“非人”。假如南汉主自己的人头被他人拿来试剑,他还会觉得好玩吗?

一百九十五

史弘肇尤恶文土,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

极端的自卑导致盲目的仇恨。盗寇最爱做的事情便是屠杀知识分子。张献忠时代,“卒”们屠刀挥舞,“士”们人头落地。暴力的掌握者,不能容忍话语权力的掌握者。于是,流氓与士兵最喜欢杀戮知识分子。

一百九十六

军阀赵恩绾好食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其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及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豸法。

前些年,有评论家指责《红高粱》中剥罗汉大爷人皮的情节,认为它太血腥了。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然而,我们的史书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多如牛毛的、比这更残暴的事件。

恐血症的病人想方设法躲开鲜血,真能躲开吗?

我们必须面对那些血腥的历史,我们必须否定那些血腥的历史。对血腥气味的自觉,是我们恢复人性健全的前提。

一百九十七

军阀刘铢、李洪建与郭威征战,郭威获胜之后,刘铢、李洪建及其党皆枭首于市,而赦其家。郭威谓公卿曰:“刘铢屠吾家,吾复屠其家,怨仇反覆,庸有极乎!”由是数家获免。

郭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他自己全家被屠杀之后,尚能保持相当的理性与节制,令我为之折服。郭威在获得全面胜利之后,依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杀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报仇并不是可以采用的惟一行动。鲜血流淌,终将沾上杀人者的脚;愤怒爆发,终将导致自我的毁灭。灭族是个绝对沉重的词汇,它是人性的反面、兽性的极致。郭威的所作所为,即便是一名现代人也难以做到。我衷心地向他致以一个甘地的信徒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