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铁屋中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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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口吃的人

我是一个口吃的人。

小时候,因为口吃,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我曾哭泣着奔回家,责问母亲,为什么、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母亲也陪我掉眼泪。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父亲患肝炎,下了病危通知单。母亲抱着我到医院,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鲁迅说的“于浩歌之际寒”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从此,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偶尔开口,也会口吃。

我选择纸上的世界、笔耕的生涯,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读汉代扬雄的《法言》、《太玄》,读不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不可能完整、流畅地读过一句话。“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裙。”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法言》、《太玄》。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他一开口,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他一落笔,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花开花落,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法言》、《太玄》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

口吃是一种特殊的“残疾”。毛姆把它夸张为“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毛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叔父一起生活。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对小毛姆管教严厉,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毛姆进了学校,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他在《圣经》上读过,只要信仰上帝,山也可以搬动。叔父曾说,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一天晚上,他拼命地祷告上帝,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入睡的时候,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

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

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也不是父母的错,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好比一道门槛,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永远也跨不过。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小说。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膨胀,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作知识人,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了!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否则,保持沉默。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