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一起攻破镐京，幽王和太子伯服均于骊山脚下被杀，西周自此灭亡。幽王死后，诸侯共立原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平王继立初期，帮助申侯讨伐幽王的犬戎，在得到周室国库内的金银珠宝后仍滞留在镐京一带，肆意劫掠，不肯退归草原，同时虢公翰另立王子余臣为周王，与平王两相对峙，西周局势一时间动荡不堪。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后，申侯在卫、郑、秦、晋等国诸侯的帮助下击败了犬戎，收复了镐京。但犬戎经镐京一役，熟识了周原地区的山川地理，成为了时常骚扰周境的祸患。公元前770年，面对残破衰败的镐京，一方面为躲避犬戎势力对王朝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支持平王的申、缯等国都在东部地区，平王便在晋、郑、秦等国诸侯的支持下，放弃了宗周，迁都洛邑，东周由此开始。
习惯上，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平王迁都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为战国时期，“三家分晋”是春秋与战国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战国时期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东周王朝实际存在的时间范围。公元前314年，东周王朝的直辖区内发生分裂，形成了东周国与西周国。公元前249年，苟延残喘的东周国并入秦国版图。公元前256年，居西周国的东周王朝最后一位天子赧王逝世，周人的国家自此不复存在，这以后又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战国时期才在秦人的武力下结束，天下尽贵于秦。
“春秋”一词来源于鲁国的编年史《春秋》。其实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以写《春秋》记史，可惜现今只流传下了经过孔子修订的鲁《春秋》，其内容简要地记载了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事件。鲁《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间的历史，这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周敬王44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大致相当，所以后人就习惯于用“春秋”一词来指称这段历史。
进入春秋，平王东迁洛邑，丧失了在宗周镐京地区的大片土地，周室所拥有的领土，东不到荥阳，西不过潼关，南不越汝水，北不过沁水，仅有六百多平方里，力量不足以控制整个王朝，失去了对各方诸侯的实际号令权。不过在春秋初期，相对于尚为壮大的四方诸侯而言，周王室的实力还不算十分虚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室的土地或被封赏给诸侯，或被诸侯蚕食侵吞，到春秋后期，王室仅局限在成周附近一块很下的区域内，拥有的土地面积只剩下一、二百平方里了。这一时期，诸侯大国的疆域已增至数千里，周王室在诸侯林立的天下，势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诸侯国罢了，因此彻底被诸侯所摒弃。
春秋初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一百几十个，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的东部、南部、东南部及东北部一带。在这些大小不同各形其政的诸侯国中，东周王室以东及东北地区，比较重要的有郑、宋、曹、卫、鲁、齐、邢、燕等国；西北主要是北部的晋国和西方秦国，这里更多的是戎狄等华夏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南及东南地区则是许、蔡、陈、楚等国。另外，在今江浙一带还有吴、越两国和今四川东部地区的古蜀国，他们也都是当时重要的军事势力。
春秋时期的总体特征是少数民族入侵和诸侯争霸。东周室迅速衰微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要依赖于强大的诸侯国，诸侯国从此不再向周天子纳贡、朝觐、述职。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社会政治秩序被彻底打破，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些势力强大的诸侯国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这种局势下，大的诸侯国为了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相互间开始了激烈的争霸战争，诸侯争霸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现象。为了能够取得“霸主”地位，诸侯间互相兼并，“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至于取得了霸主地位的诸侯，不仅可以对弱小的诸侯国，甚至会对周王发号施令。兼并战进行到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势力的兴起，诸侯国内的卿大夫家的势力也开始逐渐壮大。到春秋晚期，诸侯们也逐渐丧失了对于国家政治的主导权，如晋、齐等大国的实际权利旁落到卿大夫们手中，进而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一些卿大夫家的实际权力也开始丧失，转道家臣手中，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可以说，春秋时期是政治权力中心不断下移的过程。
在春秋时期，由于秦、晋两国的生活地区有羌、翟、义渠、白翟、林胡、楼烦、潞氏、狐氏等少数民族。他们虽然不时对秦、晋两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总体说来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文明发展程度都低于华夏诸国，便为秦、晋等国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两国在春秋时期迅速壮大起来。楚、齐两国同秦、晋的情况相仿，都是在对周边民族的征伐兼并中不断壮大。经过近300年的兼并，到了春秋晚期，诸侯国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形成了强国更强、弱国更弱的政治局面。春秋的兼并战争虽然残酷，但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一步步消除了华夏大地上的局部分裂，为战国后期，天下统一，皆归于秦奠定了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