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鉴赏】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应有的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着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的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忧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