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不幸的人、受难者、孤儿和老人来说，宗教带给他们超自然的安慰；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把这种安慰看得比任何自然的援助更为珍贵。它帮助家长和教师管教年轻人。宗教让社会最底层的人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尊严；通过宗教的一些仪式，人间的习俗变成与上帝的神圣关系，从而形成稳定的力量。宗教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拿破仑语）。因为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注定我们有许多人经受贫穷和失败，对于失意的人而言，某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希望是替代绝望的唯一选择。摧毁了希望，阶级斗争就会愈演愈烈。天堂和乌托邦，就像是一个井中的两个水桶：当一个下降时，另一个就会升上来；当宗教衰退时，共产主义就会兴起。
起初，宗教似乎与道德没有任何联系。显然，[因为我们只是猜测，或者说只是回应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1]的话，而佩特罗尼乌斯又是重述卢克莱修（Lucretius）[2]的话]“最初是恐惧创造了神”[3]—恐惧那些隐藏在大地、河流、海洋、树木、风和天空中的力量。宗教通过祭祀、供奉、咒语以及祈祷，成为了抚慰以及崇拜这些力量的手段。只有当牧师利用这些恐惧和仪式来支持道德和法律时，宗教才成为维持或者对抗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力量。宗教告诉人们，当地的道德和法律条规都是神祇授意的。它描绘了智慧神透特（Thoth）通过国王美尼斯（Menes）赋予埃及法律，沙马什（Shamash，古巴比伦太阳神，译者注）通过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给予巴比伦人法典，耶和华通过摩西给予犹太人《十诫》和《613条戒律》，圣女厄革里亚（Egeria）通过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给予罗马人法律。异教徒的祭仪与基督教的教义都宣称，地球上的统治者们是受神的指派，并受神保护的。出于感激，几乎每个国家都会与祭司分享它的领土和税收。
一些持反对观点的人，怀疑宗教是否曾提升过道德，因为即使是在宗教统治的年代，不道德行为依然猖獗。诚然，淫乱、酗酒、猥亵、贪婪、欺诈、抢劫和暴力，在中世纪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牧师的谆谆劝诫、圣人的以身作则，以及使人宁静、统一的宗教仪式来维护人心，可能五百年间因为蛮族入侵、战乱、经济萧条和政治混乱所催生出的道德失衡，将会更加严重。罗马天主教会努力减少奴役、家庭矛盾和民族纷争，延长停火与和平的时代，它用正规的法院审判取代了决斗或神裁断案。它减轻了罗马或蛮族法律规定的酷刑，并广泛地扩展了慈善的范围和组织。
尽管教会为国家效力，但它声称自己高于所有国家之上，正如道德也必须高于权力一样。它告诫人们，不受更高的忠诚约束的爱国主义可能会变成贪欲和犯罪的工具。它颁布了一部道德法典，适用于基督教世界相互竞争的所有政府。教会声称自己有神圣的起源，享有精神上的支配权，从而将自己当成国际法庭，要求所有统治者对此法庭负起道德上的责任。1077年，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5年在位，译者注）在卡诺莎（Canossa）不得不屈服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Ⅶ）的压力，确认了这一主张。一个世纪后，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又把教皇的权威和尊严提升到新的高度，似乎完全实现了格里高利的理想，即教会是一个道德上的超级国家。
这个宏伟的梦想，在民族主义、怀疑主义和脆弱人性的攻击下支离破碎。教会也是由凡人组成的，他们往往也会犯偏执、腐败、巧取豪夺的罪过。法兰西的财富和权力不断壮大，便利用教皇制度作为她的政治工具。国王足够强大时，便会迫使教皇解散对教权忠心耿耿的耶稣会。教会也自甘堕落，编造各种圣徒故事，伪造圣迹圣物，杜撰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译者注），宣称君士坦丁大帝将西欧的统治权遗赠给教皇西尔韦斯特一世（SylvesterⅠ，314-335年在任），编造了一系列人称“假赦令”（约842年）的文件，将教皇的无上权力说得既神圣又古老，数百年来让罗马教廷从中获利无数。[4]教会上下越来越把精力用于促进其正统地位，而不是用于促进社会道德；宗教裁判所几乎丢尽了教会的脸。虽然嘴上倡导和平，教会却煽动了16世纪法国的诸次宗教战争，以及17世纪的德国三十年战争。在废除奴隶制这一现代道德的一大进步过程中，罗马教廷仅扮演了一个很平庸的角色。当然，它允许哲学家倡导人文主义运动，从而减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罪恶。
历史已为教会正名，因为它相信广大民众渴望一种充满奇迹、神秘性和神话的宗教。虽然在仪式、教士服饰以及主教的权力方面，可以出现一些微小的改变，但教会却不敢改变受到理性嘲讽的教义，因为如此一来，就会使无数人原本希望和神联系在一起的鼓励与安慰随之破灭。在宗教和哲学之间，没有任何和解的余地，除非哲学家承认他们找不到其他办法来取代教会的道德功能，教会则承认宗教信仰和知识选择的自由。
历史是否支持对上帝的信仰呢？如果“上帝”不是指自然那富有创造性的活力，而是指一个智慧和仁慈的、至高无上的存在，那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虽然不大情愿。就像生物学的其他分支一样，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个个人和群体中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它从不优待善心，它充满了不幸，最终的考验全看生存能力。除了犯罪、战争和其他的一些人类暴行外，还有地震、暴雨、龙卷风、瘟疫、海啸与其他一些“神之所为”，它们周期性地摧残着人类和动物的生命。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了一个可以说是盲目，也可以说是公正的宿命存在，它的偶然性或随机性的景象，被我们主观地赋予了秩序、荣耀、美丽或者崇高的品质。假如历史支持任何神学解释，那想必是一种琐罗亚斯德教或摩尼教那样的二元论：一个善良的神灵和一个邪恶的神灵彼此争斗，以求获得对宇宙和人类灵魂的掌控权。这些信念和基督教义（本质上是摩尼教的）都向它们的信徒保证：善良的神灵最终一定会获得胜利。不过历史没有为此提供任何保证。自然和历史并不认同我们的善恶观念，它们把那些存活下来的适者当作“美”，而把那些失败者和被淘汰者看作“恶”，宇宙对基督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也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
莱昂·热罗姆作于1863年的画作《基督教殉教者的最后祈祷》。在基督教早期，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迫害政策。
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人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点，这进一步损害了对宗教的信仰。在基督教世界，我们可以把衰退开始的日子定在1543年[5]的哥白尼（Copernicus）。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是到1611年，约翰·多恩（John Donne）哀叹，地球已经成了世界的“郊区”，并且“新理念使得一切都受到怀疑”；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偶尔会歪戴帽子去见主教，宣称：“科学是已经被解放了的现代人类的宗教。”从那一代人开始，人们相信作为一个外在的神的“上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