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把文明界定为“促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1]。政治秩序是依靠习俗、道德和法律而得到保障，经济秩序则是依靠连续的生产和交换而得到保障。文化的创造则是由观念、文学、礼仪和艺术的原创力、表达、测试和生成的自由与便利而来的。文明是错综复杂又很不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来很辛苦，摧毁则很容易。
为什么历史上到处都是文明被毁灭的遗迹？难道是像雪莱（Shelley）[2]在《奥西曼达斯》（Ozymandias）中告诉我们的一样，死亡是万物的定数？在历史的成长与衰亡过程中，是否有任何规律可循，能使我们得以由过去存在的文明的进程，去预测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有些想象力十足的古人就是这样想的，甚至还详细预测着未来世界的细节。在《第四田园诗》里，维吉尔（Virgil）[3]宣告，总有一天，变化的能力耗尽之后，整个宇宙，或因预定的计划，或因偶然，将陷入与已被遗忘的古代完全一样的境地，将因在劫难逃的天命，一一重复那种境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会有另一个先知提费斯（Tiphys），
也会有另一艘神船阿耳戈（Argo），
载来受人爱戴的英雄；
又将会有另一场战争，
伟大的阿喀琉斯（Achilles）将会再次被送回特洛伊。[4]
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因为这种“永恒循环”的幻觉而发了疯。这真是再愚蠢不过，但在哲学家中间确实能看到这种事。
历史一再重演，但只是在大的方面与大的事件上是这样的。我们也许可以合理地推测，在未来，就像在过去那样，会有一些新生国家兴起，而一些古老国家会衰亡；会有一些新的文明伴随着畜牧业和农业开始，随着商业和工业扩大，进入到奢侈腐化的阶段。思想，就像维科（Vico）[5]和孔德（Comte）[6]所认为的那样，一般而言，会历经超自然解释、传奇解释到自然主义解释的过程；新的学说、发明、发现和谬见，也将会激励各种思想潮流；新生的一代将会反抗老的一代，但是会经历由反叛到适应再到对抗的阶段；道德上的实验也会稀释传统，威胁到它们的受益者；创新的狂热会因时间的无情而被遗忘。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在面对经常发生的状况，以及像饥饿、危险以及性爱一样的刺激时，总是准备用最古老典型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在高度发达和复杂的文明社会中，个体要比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体有更多的差异和独特性，许多情形中包含新奇的情况，需要修正直觉的反应。习惯在减少，推理在扩展；结果变得更加不可预测。未来是否重复过去并不那么确定。每年都会有奇遇。
一些大思想家，一直想把不那么严谨的规律变成充满威严的范式。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克劳德·昂列·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7]将过去与未来划分为“有机时代”和“批判时代”的交替：
人类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两种不同而又交替的社会形态：一种是有机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是分等级的，能被预见的，受一般理论控制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很明确；另一种是批判社会，所有思想上的联盟，所有的公共活动，所有的协调都停止了，社会仅仅是相互斗争的分散个体的聚合体。
每一种这样的情形或状况，都占有两个历史时期。希腊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哲学时代，但应当更公正地把它称为批判时代，在它之前是一个有机的时代。之后新学说出现了，很快蔓延到各个方面，最终形成了支配西方文明的强大政治力量。教会制度开启了新的有机时代，它结束于十五世纪，此时宗教改革敲响了批判时代到来的钟声，这个时代至今仍在继续。
在有机时代，各种基本问题（神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已经得到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然而之后不久，借助于这些暂时性解决取得的进步，以及在它们所实现的制度的保护下，会让那些答案变得不够完善，会催生新的事物。批判时代—辩论、抗议……过渡的时代，将用怀疑、个人主义和对重大问题的漠视取代旧思想……在有机时代，人类忙于建设；
在批判时代，他们又忙于破坏。
圣西门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立，将开创一个包含统一信仰、组织、合作和安定的新的有机时代。如果共产主义证实了是一种取得胜利的新生活秩序，那么圣西门的分析与预测就是正确的。[8]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9]改变了圣西门的提法，他将历史划分成各自独立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像四季循环一样，有着独特的生命过程与轨迹，不过，它主要包括两个时期：一个是向心的时期，它将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独特的、具有内聚力的艺术形式。另一个时期是离心的时期，破坏有机体的力量使教义和文化陷入分裂与批判精神，结果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畸形艺术的混乱。圣西门是向前看，期望社会主义成为新的综合体，斯宾格勒（像塔列朗[10]一样）向后看，认为贵族制时代生活与思想都是连续的、有秩序的，而且创造了生动的艺术品。他说：
西方生存的分水岭是1800年—这道分水岭的一边，生活充实而自信，它是在一个内在的、伟大的、不曾中断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从哥特人野蛮的孩提时代一直持续到歌德和拿破仑。在它的另一边，是我们大城市里那种迈入暮年、造作而无根的生活，为它塑造形式的是理智。这种结果是必然而不可改变的，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必须打消理解历史的一切愿望。[11]
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即文明都会经历生长、繁荣、没落、消亡的过程—或者说由以前生机勃勃的洪流变成一潭死水。那么，文明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消亡的原因又是什么？
今天不会再有学者严肃看待17世纪的概念，认为国家的起源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者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也许大多数国家（指组成一个政治组织的社会），都是由一个集团征服另一个集团，以及征服者持续使用武力加诸被征服者之上形成的；征服者的命令就是被征服者最早的法律；这些命令再加上民族的民俗，就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家，明显地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当统治者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像埃及和亚洲的河流），组织被统治者劳作时，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又构成了文明的另一个基础。当思想与感情的活动，超越了原始部落的常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对于发展的进一步刺激，来自于周围环境的一切挑战性的改变[12]，如外部的入侵或者是降雨的持续短缺—这种挑战可能通过军事上的改革，或者建造灌溉水利系统而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问一句：一种挑战是否会引起回应，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答案是，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有主动性与创造性的个体，他们思路清晰，意图强大（这几乎就是天才的定义），能对新的情况做出有效的反应（这几乎就是智慧的定义）。假如我们再问，怎样才能成为有创造力的个体？我们就得从历史回到心理学和生物学—也就是从环境的影响和染色体的奥秘中去寻找答案。总之，如果成功地回应了一种挑战（就像美国在1917年、1933年以及1941年的情形一样），而且胜利者又未大伤元气（就像英国在1945年的情形一样），则这个国家的地位与士气便会上升，从而使它有能力去应付更进一步的挑战。
雅典学院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彰显了人类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