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方原开着王靓的车直接去舒儿家，然后和她一起去接波比。
舒儿最近很憔悴，因为接二连三的维权官司都败诉了，这对她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羞耻的里程，对她与生俱来的傲慢性情，更是一个极之沉重的打击。她甚至动了想离开海城的想法。可是回美国，她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那边的竞争太大，执业资格要求太高，而且，混了那么多年，她连绿卡都拿不到。
她想起了上海的老房子，必要时她只能杀回那儿去。为此她跟父亲通过电话，预早打底。
那边，父亲很客气地问了她的近况，她一股脑儿诉说了她所遭受的重创。老教授静静地听完后说：
“我年轻时比你对事对人的要求更完美，但你的做法的确太极端了，没有丝毫的建设性，你不改变自己，到哪个城市都很难立足的。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连国家元首都要花心思搞好近邦关系。女儿啊，这儿可不是美国，要在这儿生活，就得入乡随俗。”
他没说不让她回上海，但言下之意她明白。
连亲生父亲也不支持自己，令舒儿很沮丧。但她始终不认为自己应该调整。要调整的是那些主流人群！只要坚持真理，她不在乎别人说她苛刻。但坚持真理又是为了什么，她不知道。
也许除了天生好斗，还跟她最近的身体有关。最近，接近中年的舒儿患上了便秘症，每天吃橙子香蕉都不管用，网上说，香蕉其实还有舒缓抑郁情绪的功用，但她还是天天失眠，皮肤因为睡眠不好和排泄不畅而开始灰黄，咽喉也出现问题，嗓子一天比一天暗哑，直到从高音降至中音。所以，最近每天晚上，她非得吃酚酞片和安定片各一粒，才能关灯上床。
明知长期依赖药物不行，但越是这样想，她越是焦虑，越是焦虑，就越是离不开这两样东西。
舒儿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找个人排解一下，身体迟早会崩溃。
这晚，她请方原陪她和波比一起吃西餐，态度变得比从前柔和了很多。她餐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还漫不经心地问及陶军。
方原告诉她，因正好遇上国际压力，枪打出头鸟，陶军被控以非常经营罪判了一年徒刑。本来以他光盘的数量，刑期应更长，但他交纳的罚款较高，在一些可罚也可拘的条款上，以钱抵过。“但他花在律师身上的钱不少，要打点的费用也多。”
舒儿说：“他应该早点认识我。不过，对中国的刑法，我也不是太熟悉，我还是打我的商业官司吧，你看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见她可怜，方原大胆进言：“其实，只要你不太认真，那些根本不是事。但如果你看不开这些鸡毛蒜皮，一定要追究的话，你这辈子都会不开心的，除非你回美国去吧，但说不定再回来，你会更惨！在别人的国家里，你只是一个边缘人，假设你没去过，你现在可能会很开心呢，也不会天天在意这些小事情……”
他多么想对她说：你那些神经病强迫症，就是在美国憋的。但舒儿不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太重她会质变的。
舒儿居然能听进方原的话。她似乎意识到，再居高临下看世界，她连最后的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否则她怎么会对一个在看守所见了一面的男人还念念不忘呢？
“改天你若是去看你朋友，也叫上我吧，虽然我对盗版行为深恶痛绝，但我看得出他是个人才，我在国外的电视台做过，对影视不算陌生，他干那个可惜了。我想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更多人的鼓励。”
方原张大嘴巴看着她，以为自己听错。
这个女人的演变完全超出了他的阅历。
她身上像变色龙似的，有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在黑夜和白天，不同的光线里，它们透视出来的色彩会扰乱别人的视线。
也许自己屡受打击，对陶军这种被关起来的“弱势人群”，她生出怜悯了。要不就是想男人想疯了，觉得陶军比较接近她。
陶军已关了三个月了，在里面如果知道有人对他一见钟情，那比打了一支强心针还厉害。他要告诉陶军，明年春节，他放出来，不会寂寞的。
命运是无常，一个人桃花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就算身陷囹圄，邋邋遢遢的，还辟啪一声，从天上掉下一坨艳福。可这艳福不是一般人能沾的。沾上了能否消受，要看陶军的造化了。
他答应，下次去时一定叫上她。这也算是对哥们的一份安慰吧，有这一线春光，颓废不已的陶军在黑暗里有了异性寄托，就算梦遗，也有个具体对象啊。
那晚波比睡下后，舒儿破天荒邀他喝一点红酒，看得出她内心很焦噪，也想有个人陪。
最近两周，波比不光不肯说话，还开始自残和袭击她，还有阿姨。刚才看电视，方原让他坐在妈妈和自己身边，希望让他感到安全和温暖。波比盯着屏幕，一点表情也没有，后来把两脚收到沙发里，悄悄地爬到舒儿背后，玩妈妈的白金项链。
舒儿很高兴，侧起头，没想到波比突然用力，用项链使劲勒她的脖子，勒得她咿咿呀呀的，方原马上过去掰开他的手。他攥得紧紧的，好不容易才松开，舒儿的脖子已被勒出一道血痕。她竭斯底里地叫：
“波比，你想杀了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呢？”
波比把手放在后面，不看她，若无其事地走到一边，眼里只看电视，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阿姨从工人房跑出来说，有一次照顾波比洗澡，波比也抓过她的银项链。“他很大的劲，把项链都扯断了。”
舒儿恢复常态说：“阿姨，以后发生这样的事你一定要说，不能纵容孩子，项链我会赔你的。”
阿姨唯唯诺诺，把孩子带进了睡房。
方原帮她的脖子上了点药油，正要告辞，舒儿就留他了。看她眼睛微红，方愿萌生了对女人的怜悯，便重新坐下，陪她聊天。舒儿告诉他，周三波比的老师打电话来，说波比拿头撞墙。“我的心很痛，很担心他会成为问题儿童。”
其实波比早已是问题儿童，只是她无法接受。
晚了，舒儿说，明天一早约了心理医生，干脆就别走，在客房睡一晚吧。
折腾了两天，方原困得要命，便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餐后，他们去了健心医院，测这测那的，在那儿呆了近两个小时。医生说，波比患了妄想症和迫害症，要十分注意，尽量不要让他独处，否则他会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
回家后，方原整个下午都陪着波比。
波比一言不发，只是用忧郁的眼睛看着没有目标的前方。方原把手指挡在他前面，晃了又晃，波比的眼睛眨也不眨，视而不见。
在儿子面前，舒儿的硬刺全收进身体里去，流露出来的，只有一个母亲的无助。她束手无策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她说怎么会这样呢，医生说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她不信自己儿子有精神问题，一定是在学校里受了什么委屈憋成这样的。“如果我有证据，一定投诉学校！但儿子真苦，他有委屈也说不出来呀，他老师还暗示我，说如果有病，就一定要治好才能到学校来，否则学校担不起这个责任……开玩笑，学校难道不应该对学生负责任吗？”
方原明白，要一个母亲承认孩子有精神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跟理性和智慧无关。他轻轻提醒她：
“老师的话也许有道理，因为孩子是寄宿的，除了课堂，老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盯着他，而呆在家里，阿姨可以全心照顾他，你也可以天天晚上跟他在一起……”
“但他过于依赖家庭，将来如何独立？跟同学们在一起，才能学会跟人相处，呆在学校才能学到知识呀，我天天要工作，靠阿姨能教会他什么呢？而且孩子都是未成年的，寄宿生都应有专人看管呀……”
“他现在有病，就不能按正常孩子的标准来要求他……”
听到方原这一句，舒儿爆发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红着眼大喊：
“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不正常了？你怎么能那样说！你这样也太不负责任了，一个医生的诊断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跟你说了，我不相信波比精神有问题，是我早期忽略了他，他不开心，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都会这样，他只是孤独症，不是什么迫害症、妄想症，我小时候也因为父母分离不开心过，你看，我现在有病吗？说他有病等于说我有病！”
唉，女人有时钻进牛角尖出不来，说什么也没有用。他跑到厨房接了一杯半热的饮用水给她，希望她镇定下来。
他受不了女人的喜怒无常，只想快点结束工作时间。
这会儿，他有点想王靓了。
好不容易熬到吃完晚饭，舒儿也平静了很多，他才得以离开。走到地下停车场，他如释重负，觉得这里的空气比地面还要清新。
虽说工作以小时收费，时间越长，收入越高，但这活儿一点不轻松。你得陪玩，陪笑，陪聊。表面是哄小孩，但小孩的妈才是董事长。低眉顺眼了一天，人表情都僵硬，身心也觉疲惫。强装笑颜和委屈时，他脑里会浮起一句台词：“等咱有了钱……”
等有了钱，站稳了脚跟，他就会放弃这一行，做自己爱做的事。
爱做的事是什么？现在还没想到。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等陶军出来吧，好好想想。方原估计那时自己已能挣到首期，可以在海城供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