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回望昙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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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学缘师恩(9)

老师,您好!1960年刚进大学觉得最新奇的是见到老教授(那年代通称老师)。石声淮老师是我系统学习古典文学的启蒙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大段大段地背诵《离骚》、《国殇》,他用古韵吟诵《诗经》,我常常沉浸在那不敢言表的享受之中。他讲先秦文学史,从不看教材,烂熟于心,出口成章,见解独到。学生自习的教室,也能见到他的身影。他身着长衫、高高个头、鬓发灰白、操着湖南口音。有时,他看见某同学阅读那本大大的《先秦文学作品选》,便笑眯眯地摸一下他的头;有时,他会略微弯下腰来小声问某同学,“我的课你记笔记吗?”往往有同学尴尬地答“记不赢”,这时,石老师会抬起身子拖长尾音轻轻地“哦”一声,似乎是在思考,对我们这一代学生讲课不能太天马行空吧……石老师通过生动地讲作品来串讲文学史,使我们对先秦文学有了清晰的轮廓。1987年我得到新华书店发行的《短文精华》,署名总主编:石声淮。今年9月,我在报上看到缅怀石教授的文章,称他是带出多名高徒的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祖师爷”,他早年曾在“文华大学”当教授,他还是钱基博先生(钱钟书之父)的高足和“钦点”的佳婿。

高庆赐老师也是一位名气很大、威望很高、通今博古、造诣尤深的老教授。他曾是中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是教“现代汉语”的教授。我们读书时,他已教“古代汉语”多年。学生们都知道高老师经历过坎坷之路,而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却是那样乐观,对我们满心都是善意、关怀,生怕你不能理解他那颗想把满腹经文倒给学子的心。他已经有一把年纪,腰背少许前倾,性格刚直不阿,爽朗外向。为了学生今后当好中学教师,他讲课注重基础理论,又多从范文入手。我的印象里教材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高老师授课不同阶段都从中选取例子,让学生印象深刻,反复琢磨,逐步掌握古汉语的全部要领,他像讲故事一样古文今译,然后维妙维肖地唸诵文中描写郑庄公虚伪残忍、母亲武姜偏心二子、共叔段争权夺利的句子,点出其中的关键字、词、句来剖析古汉语的语法运用。古汉语全部在文华楼小教室上课,高老师那戴着金丝眼镜的脸上,各种表情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他还特别喜欢师生“互动”,上他的课就像听艺术课一样。那几年的教材,几乎全用粗糙的浅灰色或浅褐色的再生纸印制,看书很费神,高老师就叫我们到书店买《中华活页文选》,买王力的《古代汉语》,还让同学之间交换看。那几年,学校很少以老师个人名义出书,但在我们集中学语法结构的阶段,却得到一本高庆赐老师亲自用隶书题写书名的《结构?语气?关系》——古代汉语语法知识,而且是白色新闻纸印成。当时高老师反复强调:学习语法,“你要每种格式牢记一两个例子,必定一生受用。”

我们在校时,陈毅元帅对大学生有一个关于又红又专的讲话;后来又学雷锋,提倡“钉子”精神。所以那几年中青年教师和学生们尊师重教、刻苦读书的风气很盛。我总忘不了,教俄语的熊老师来文华楼上课前,老是在小三楼窗外的草坪上读单词;教“教育学”的严老师,来文华楼上课时总要加上分析中学生心理的内容;更忘不了教外国文学的王忠祥老师告诫我们多读原著,少读评论。王老师毕业没几年,却饱读诗书,精通中外。他讲外国古典作品时,总要提到同时期中国的古代文学著作,以便学生丰富阅历,加深记忆。他的助手是56级留校的戴安康老师,勤奋、聪明,王老师上课,他总来旁听。欧美文学、法国文学的后半部份是他教我们的。同学们调皮地给王老师取了个外号“老列那狐”,戴安康自然就是“小列那狐”。2011年,我请求王老师送我一本他和他夫人贺秋芙(省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共同编写的《圣经故事新编》,他们欣然为我在扉页上签名。

昙华林还走出了一个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一个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劲雄。王老师当年是副系主任,教文艺理论课;哈老师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协助张洪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同时也教儿童文学。三年级下学期,60级要到中学实习。由王主任、哈老师、刘兴策老师推荐,系里选择了我在实习前讲一堂公开课,王主任和哈老师指示,教案自己写,可以“吃点小灶”,由庞老师辅导。我自己还找了余啟瑞、吴芝延、段书文同学讨论。公开课那天,哈老师组织了所有实习带队的20多位教师及60级全体同学,在文华楼最大的教室听课,我讲的是《满载中朝友谊而归》,课后由庞老师点评。

1963年冬季,由中文系推荐,我和吴永德、马肇勇、陈大珍等九位同学报考研究生。整个寒假,哈老师和另外几位老师,陪着我们在昙华林备考,专门批给了炭火取暖,定时派车送我们到桂子山听政治课和俄语课……(我的挚友吴芝延,没有回家过年,特意留下帮我查资料、讨论问题、料理生活)。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哈老师派人把我们送到武汉大学考场,我报的是刘绶松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生,结果名落孙山。度过了这个料峭的冬天,我方才领悟了文华楼的“寒窗之苦”。这个严冬凝固了我考研的话题,却让我永远记下了老师的期望和苦心。

64年毕业留校当了现代汉语见习助教,因孔庆东下乡搞“四清”,让我代替他当几个月分团委书记,谁知这一“代”就被调到了省直机关;69年我又去了神农架,创办广播站、当站长,当记者,当播音员。五年之后调到湖北电视台当记者。一次去“黄麻起义”旧址拍电视专题,同时采访红军团长方和明。刚交谈,忽听外面喊:“华师的哈主任来了!”我立刻起身跑向那辆面包车,下来了,哈劲雄老师,又下来了,戴安康老师,我连喊老师,老师。他们是为写《董必武》传和《董必武》电影剧本来红安,少不了也来看望红军团长。这趟巧遇时,戴老师对我说:“你调走的时候,正是要收越南留学生。张洪同志、王主任(庆生老师分管留学生工作)、哈书记都向学院一再反映,说你很适合教留学生,希望不要调走。不过,走了也好……现在更好。”

离开华师,我避开了那场“运动”,但始终没离开过中文专业。

1981年,在没有一寸公路的情况下,我带队步行七天七夜,从老营登上武当山。中间遇雨,夜宿紫霄宫。看见我们几个是第一批用电影胶片拍武当的人,山上的管理员无私地捧出明代的《太平山誌》借给我。我如获至宝,在煤油灯下边读边记,啃了两整天,总算看懂四、五成,助我完成了这部纯风光、纯传说、纯历史、纯人文的纪录片《武当》,由中央电视台译成四种外文版,送给十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我想这就是高庆赐教授在文华楼说的“一生受用”吧。

到电视台以后,我脱产到北京广播学院进修电视编辑课,回来在湖北广播电视学校中专班、大专班当电视编辑老师,教的都是老三届考进的学生。头一天首映日本电影《追捕》、《狐狸的故事》,第二天课堂上我就用它举例子讲镜头剪辑手法……这就是在文华楼学到的,这就是厚重师恩给予我的。

我的学生,多数是81年82年走上新闻战线的。又过了十年、廿年,我尚未退休,遇见他们,连我都称他们市长、局长、台长……而他们却还是叫我李老师……他称我师,我忆我师。师恩浓浓,桃李满世。鸿鹄高翔,燕雀小志,我辈成材,仰赖真知。

(李昆麟,1960年入中文系。毕业分配留校任助教,高级编辑。曾任湖北省电视台副台长,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

侍坐

【李崇兴】

我上华师的时候,有过一次陪侍石声淮老师、王凌云老师的经历,不过不是在昙华林,是在伍家港。

进大三的第一学期,也就是1963年冬天,我们到黄陂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期两个月。记得住鲁台区鲁台公社伍家港大队的有6103班、6104班的七个同学,四班有阿陆、修志和我,三班有章生、美珍,另两位姓名失记。章生是我们的领队。约莫半个月以后,系里的老教授也来到黄陂,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石老师、王老师分在我们大队。

忆苦思甜都安排在晚上,白天老师无事,未免寂寞。章生嘱咐大家:如果没有工作,就过来陪陪老师。这自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

此后一个星期,我们几乎天天同老师在一起。可惜那时我们太懵懂,提不出什么问题向老师请教,只吵着要老师讲故事。石老师被缠不过,讲了两个故事——民国时期,陕西凤翔县出了一个高小毕业生,立碑以志喜庆,碑上刻的四个大字是:独占鳌头。

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旦,留一部长须。一天,皇帝问他:卿的胡须这么长,夜里睡觉是搁在被子外面呢,还是搁在被子里面呢?王旦不能答。这天夜里,王旦反复试验,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觉得不自在,放在被子里面也不自在,倒腾来倒腾去,竟至通宵失眠。

两个故事几分钟就讲完了,同学们哪里肯依,缠着要继续讲。石老师说,故事就不讲了,书上多的是,你们自己看书,我跟你们吟诗吧。石老师吟的是《离骚》。吟了不到一半,见我们兴趣不高,停住了。

我刚来武汉的时候,曾去汉阳古琴台参观。那里有几块刻石,其中一块题作“琴台记”,全部集古籍文句而成。刻石左方有乡贤杨守敬的署名。当时没有细看全篇,误以为撰文、书石皆杨氏所为。过去我只知道集句为诗,集句为对,不知道还有集句为文的,感觉很新鲜。我就问老师:杨守敬怎么读书那么熟,竟然能把前人文章里面的句子凑拢来成就一篇文章?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幼稚的,要是换了孔夫子,怕是要“哂之”或者斥之以“野哉由也”的吧,可是眼下的两位夫子却没有“哂”我斥我。王老师只是指出我说的那篇文章不是杨守敬所作,要我回武汉再去查一下。我顿时觉得面皮发烫:问题既幼稚,还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正在我愧悔难当的时候,石老师说话了。

石老师说:一篇文章,如果全是现成话,那就肯定不会是好文章。辞必己出,这是作文的基本原则。你们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用了别人的话没有?没有。可是这篇文章千年来传诵不衰,如脍炙之于人口。不知道你们留心过没有,昙华林体育馆左右两边的门上各刻了四个字,一边是“自强不息”,一边是“克壮其猷”,一出易传,一出诗经,合起来是一副绝妙的好对,既贴切,又典雅。可见集句不是全无用处的。集句一道,“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这是《论语》上面的话,你知道吗?

我老实回答:不知道,我只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话把两位老师说笑了。我从这笑里读到了无奈。

石老师有一句经典常谈:书生,书生哪!于书生疏而被“书生”之名,岂不可悲!

(李崇兴,1961年入中文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