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怀着感激与喜悦，走进环境幽雅的昙华林，开始崭新的学习生活。成天里，怎一个“喜”字了得。喜看昙华林的校貌，喜进排满拐手椅的课堂，喜阅浩如烟海的图书，喜上激情奔放的操场，喜约中学同学来昙华林欢聚游览。向亲友喜传信息，向同学喜发信件，连做梦也喜得放声大笑，把同寝室的新学友闹醒。
喜日不长，我模糊记得，进校仅个把月，就开始了“反右倾，鼓干劲，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的鸣放运动。在动员会上，系党总支书记说：“党，就是我们的母亲，现在你发现母亲的脸上有块锅巴烟子，你擦不擦。应该擦嘛，让母亲更年轻更漂亮……”还说：“这次鸣放动动，我们实行四不：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并要求大家达到四放标准：“放真、放深、放透、放光。”
我是贫农的儿子，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50年戴上红领巾，54年身为少先队大队旗手，不到14岁就戴着红领巾宣誓加入共青团。56年保送上高中。57年参与汉阳事件，尽管犯有“严重错误”，还是被破例上了大学。我以对党无限感激，无限忠诚的情愫，参与了鸣放运动。将自己亲眼看到的农村的虚报，浮夸等种种现象，用李有才板话的形式，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寝室里的床架上。
哪知，鸣放运动后期，在总结会上，系党总支书记变了口气，他说：“我说过，发现母亲脸上有锅巴烟子，要你去擦，是要你擦呀，不是叫你用手去挖呀。”是啊，“擦”是温和，“挖”是狠毒。接着，借此比喻，上纲上线，说是有的人不怀好心，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与庐山上的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遥相呼应，进行反党活动。我的天呀，当时我浑身上下紧张起来。说的是“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同班的沔阳籍同学杜子春，被开除团藉，撤消学习委员的职务。一年后，彻底平反，烧毁了所有鸣放大字报。而对我呢，我的鸣放，可能都是实情，且不是采取“挖”的态度，只在班上作了重点批判。但有一点，他们装了“袋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作为参加农村四清的“五好工作队员”，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向左派学习，向左派看齐”的动员大会后的讨论会上，针对所谓“左派”的表现，发言说了真话。惹怒了“左派”，惹怒了工作组，认定我是：“打击左派，破坏运动，把矛头直指党中央。”他们翻阅我的档案，发现我是57年汉阳事件的闹事头子，59年鸣放的5张大字报，再联系66年打击左派，说我是一贯反动，反动透顶，是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认定我是当阳第一大“右派”。大会小会没完没了地批斗。
华师啊，59年，你大胆破例录取了我，让我大喜。
母校啊，由于你装了我的袋子，66年补划我为“极右分子”，令我大悲。
再通过我在昙华林四年学习生活的仔细思索，与以后他人的叙说，以及后来有关材料的披露，我才知道：我是作为“内管分子”被华师录取的。只作了一次被录取的“坏变好”的典型，而并没有把我当作儿子继续关心我，爱护我，培养我啊！
在昙华林的四年间，尽管我表现如何的突出，作了干部们的一切工作，而没有当过学生干部。毕业前夕，我以四年来，凡考试没有打过“3”分的优异成绩，报考研究生，结果取消了我的资格。当年的中文系副系主任万立丰老师在“讨论留校生”时，提了我的名，而系党总支书记说：你知不知道他的历史。万老师说：57年，他还是一个高一的学生，有什么历史问题？书记回答：“他是汉阳反革命暴乱事件闹事的八大领袖之一。”一句话，铁锤定音。
纵然四年的昙华林岁月，没有出现过一次大喜与小奖，但我怀着对党的感激，满怀信心、坚毅顽强地做到了一个学生应有的表现：思想上进，学习刻苦，积极参加一切活动。
63年3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读日记，写心得，表决心，写申请，无条件服从学校的分配，申请愿意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所提口号是“到边疆去！”“到恩施去！”“到襄樊去！”“到宜昌去！”。当年的宜昌是被视为落后地区的。我被宣布到宜昌，记得宣布后，我兴奋得高声大喊：“乌拉！”还与宣布名单的班支书紧紧握手。
63年6月的一天凌晨，楼下高喊：分配到恩施、宜昌、荆州去的同学快到汉阳门码头去，上“江津号轮船”。喊时，我正在暗室里为班上的同学冲洗影印毕业照片。当我把暗室的显影液、定影液处理好后，拿着底片与照片回到寝室，有好多同学都走了，只剩下我们冲洗照片的三个武汉同学。陈国武同学，急忙帮我挑起行李，穿过粮道街，向汉阳门码头跑去。不到二十分钟，江津号轮船鸣笛起航。我站在轮船上，高喊“陈国武，再见！”一如四年前离村见城的微笑，我扫视了武汉三镇。葱郁的树木掩映着龟蛇二山，乳白色的烟雾笼罩着江面，穿过长江大桥，随着滚滚的江涛，向西逆流而上。这时，我噙着热泪，情不自禁地喊出“别了，武汉，再见！”
就这么一声再见，来到三国故地一一当阳。来时青青学子，而今苍苍老翁。华师啊，我的母校，你破例地大胆录取了我，我终生感谢。苏轼词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纵然你把我进校时放的大字报装进了我的档案，几乎害得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我还是感谢你，衷心地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步入大学殿堂，受到高等教育，得到文学熏陶的机会；感谢你——给我与人为善、真诚待人、求真务实的品质；感谢你一一给我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的性格；感谢你一一给我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精神；感谢你，华师，我的母校，我终生感谢你、感谢你。
难忘啊，昙华林！
难忘那——修筑汉丹铁路冒着风沙长途跋涉，如同长征的情景；难忘那——徒步到葛店挑萝卜白菜充实口粮的艰辛：难忘那——到桂子山劈山开路、手磨新建图书馆地面的汗水；难忘那——夏雨田在文艺晚会上，脍炙人口的快板、相声；难忘那——在放映场观看昙花盛开萎谢的生态画面；难忘那——坐在大树下，收听宋世雄解说庄则栋夺冠的播音；难忘那——虽不算高，但象征着刻苦攻读的钟楼；难忘那——找遍武汉三镇书摊，搜集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的傻劲；难忘那——抗日诗歌大联诵的满腔怒吼；难忘那——朝读时，年经助教督促检查我们背诵精典诗文；难忘那——由教授们组织参加展出的书画作品；难忘那——石声淮教授倒在课堂上的身影……难忘啊，难忘昙华林的楼宇、台阶、道路、树木，难忘啊，难忘昙华林的笑、昙华林的泪、昙华林的情、昙华林的梦……华师，令我魂牵梦绕；昙华林，教我怀念思萦。
为表寸忱，特赋一律寄意：
进出昙华五十秋，牵怀顿觉日星浮。
曾因发轫勤推毂，更为培苗奋展猷。
忆旧何分悲与喜，待人毋记恨和仇。
一如尝胆难忘苦，追念悠悠天地悠。
（陈荣权，1959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
昙华林里现昙花
【何念龙】
你见过昙花吗？许多人可能没见过。“昙花一现”也许只是一种比喻意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过昙花一现的时刻。
满怀憧憬向明天
1962年9月初，夏末的暑热还未完全消退，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文华院里，迎来了较为特殊的新的学生群体——62级新生。
报到后不久，中文系在后院的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迎新大会。中文系当时著名的八位教授、副教授全部出席，大会主持人专门对他们予以一一介绍。曾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语言学家高庆赐教授也坐在主席台上。众望所归的系主任方步瀛先生热情致词，他对这一届新生寄予厚望。这说明当时系里对这一届学生们的重视。
“当，当，当”，文华楼的钟声响了，伴随着这沉雄厚重的钟声，学校很快步入了教学活动的正轨，学生们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第一学年主要是公共课和基础课。系里对基础课十分重视，安排主讲的老师可谓精兵强将。记得当时讲授“文学概论”的是孙子威老师，讲授“阅读与写作”的是熊庚甫、朱伯石先生，讲授“现代文学”的是陈安湖、田蕙兰老师。现代汉语则是由邢福义、郑远志老师担纲。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后逐年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分别由石声淮、王凌云、欧阳德威、黄清泉诸先生主讲，其教材则分别由石声淮、王凌云、谢善继、方步瀛诸先生主编，洋洋洒洒七大本教材，足见当时系里对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实际上当时系里各教研室都重新编写或修订了教材，如《古汉语通论》（包括《文选》、《常用词手册》共四册）、《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稿》（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共四册）等等。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1958年以来所谓“教育革命”的拨乱反正！
不过，令人感叹的是，这种正常的教学秩序大约维持了一年，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风声渐紧，到了1963年10月（也就是第二学年开学不久，学生们便奔赴黄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约三个月；而在1964年10月（也就是第三个学年开学不久），学生们又奔赴孝感县参加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这次前后共有近一年的时间，同学们撇下课本，在广阔的天地里去锻炼成长了。紧接着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文华书院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所以，严格些说，我们这些62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安心学习的时间，不过一年的时光。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年啊！
百花园里荣与衰
稍知一点抗战史的人都知道，昙华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文人的聚集地，文人的习气也许从昙华林的街道里浸润到毗邻的文华楼。抗战的烽烟已熄灭了十七年，但文人的气质还依然在中文系各年级学生中闪现。
在投入紧张学习的同时，大学生们不知哪根神经被拨动了，他们竞相勃发了办刊的激情，一时间昙华林里百花齐放，琳琅满目。这些刊物大都是手抄的大字报形式，配以彩绘、刊头、插画，或张贴在文华楼院子里的墙壁上，或贴在通往饭厅的过道间。大家争相围观，议论纷纷，形成了昙华林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当时中文系各年级均有墙报式的刊物，基本上以各教学班为主力，一时间，五彩缤纷，好不热闹。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高年级办的“扬子江”、“钟山”，61级办的“拾花社”，6202班办的“碧桃”，6201班办的“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