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一阵秋风刮过，天气说转凉就转凉了。身边没有衣服添加，张士民又鼓动我把那件灰色的棉线背心穿上。开始不穿，后来天更冷，扛不住了，又一次在诱惑和鼓动面前败下阵来，没再坚持，也就穿了，不料却惹出了麻烦。
穿上这件背心就被编织这件背心的女同学认了出来，她找到张士民又哭又闹又说要寻短见，吓得张连忙找我索回，并且自己穿上安抚女生那颗受伤的心。后来那女生见到我，目光里流露出一百个蔑视与不屑。
很汗颜啊，我去向这位女同学解释，她根本不睬我。
冤家路窄，真叫冤家路窄呀，此时，坐在我面前的正是这位多情的女生李巧满。
往事历历在目，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
中学生，那个年龄基本不懂爱情。年底，我和张士民都参军了。若干年后，我们再次聚时，张士民的太太却是郑州市的一位姑娘，并不是几位争先恐后编织棉线背心的其中任何一位。后来，在一次同学聚会时，我曾问过张士民为什么要把那件背心送给我？张有点玩世不恭地坏笑，还诡秘地告诉我，那几个女生中，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李巧满。
听后我还真有点为李巧满感到一缕不平。就骂张士民，你这坏小子饱汉不知饿汉饥，那些女同学从不拿正眼瞧我。你倒好，拈花问柳多了，拿女同学的感情不当回事儿。张就高兴的什么似的，要与我干杯，于是就干了一杯。
张士民微醉，提起当年的艳事话也多了，他指着我说：“你老兄要做君子，我不当君子，不瞒你说，咱们班总共八个女生吧？好看点的四个吧？哈哈，全都被我那个了。”
说完，张士民更得意了，又斟满了酒杯，举得老高，喊：“我提议，为往事干杯！为青春干杯！”
我说：“我不和你干杯，我没有往事，也没有青春，我的往事和青春全是苦难和心酸。”
平心而论，在我的眼里，受到伤害的这位李巧满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假如她一开始就把那件灰色棉线背心送给我，凭那时的眼光和标准，或许，我的婚姻史有可能会改写。
可惜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五年后的这次邂逅，不仅尴尬而且注定了没有结果。
然而，就在二零零九年，已经五十五岁的李巧满突然给我打了个长途电话。听筒里一口浓重的乡音，但开始时我听不出她是谁。三十多年没有联系了，连名字都差点忘记了，怎么会想到是她呢？可她却总是在电话里说：“你猜猜，你猜猜。”
我当时手头正忙，没心思猜，就催他自报家门，有话直说，别绕弯子，可能多多少少表现出了一些不耐烦的情绪。
电话里传来低泣声，我有些慌了，就放缓放柔语气，我说：“喂喂，你是哪位？怎么称呼？你这是怎么啦？”
电话里就哽咽着说：“我是你的老同学李巧满，我知道你记不得我了，我也知道你看不起我的。”
我“噢”了一声，多少有些惊诧，她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肯定有什么事情。我调整了情绪，说：“你是李巧满呀，哎呀，是老同学呀，你这是哪里的话呀，我怎么会看不起老同学呢？”
寒喧过后，我问她有什么事。
李巧满告诉我，她有个儿子叫帅志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闲着，都二十五了，想托我帮他找个正经点的事做。
听完李巧满一番罗里罗嗦的诉说之后，我刚要张嘴说话，李巧满就又抢先说了：“老同学你可不能推辞啊，你千万别拒绝我，你一拒绝，我这张老脸就没地方搁了，我是鼓足了十二万分勇气才给你打这个电话的。”
经她这么一说，我还真的就没有勇气拒绝她了。
三天后，李巧满的儿子帅志雄果然就背着个行李包找到我家里，一进门就跪下给我磕了个头，喊了我一声“叔”，然后从背包里取了一个包裹，双手恭恭敬敬递给我。
我诧异的问：“这是什么？”
帅志雄说：“不知道，俺妈让俺原封不动交给您。”
接包裹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手竟出现了轻微的颤抖。我把这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打开，发现里面竟是一件手织的灰色羊毛背心。
5
北京开往广州的火车继续奔驰着，临颍站一掠而过。
六七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临颍火车站，那时觉得站前广场是那么的空旷，楼房是那么的高大明亮，就连站台上竖着的几根水泥电线杆子都令我感到伟岸。可到外面走了走，稍稍见了点世面，再看临颍火车站，感觉怎么就像低矮的民房一样不起眼了呢？
在武昌站下了火车，去寻找公汽。
武汉的公汽和这座城市一样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公汽总是这么拥挤。来了一辆，上面的人还没下来，下面的人就往上挤，胶着了半天，车门还没关上，门框上还挂着几个人呢，汽车就摇摇晃晃开走了。我只好摇摇头。穿着军装，得注意军人形象，就不凑这个热闹了，决定步行去《长江文艺》编辑部。
到武汉出差的机会多一些，也去过《长江文艺》两次，路熟，在距武昌站不远的紫阳路上。求见编辑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尴尬而又痛苦的事情。人家编辑整天被文学青年追着围着也着实心里烦，热情和礼数已被耗尽，剩下的尽是厌烦和无奈。我这个人又天生敏感和自尊，很在乎别人的脸色，编辑的态度能很快影响我情绪的变化。在《奔流》被弄得灰头土脸，糟糕的心情勉强恢复平静，在《长江文艺》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境况又使我忐忑不安起来。我是怕求人也最不愿求人的人，别的事都可以放弃求人，唯独在文学上我无法割舍，因为我始终怀有个文学梦想。
接待我的是李文女士，一个阿姨般的编辑。她认识我，因为我给她送过稿子也寄过稿子。李文女士说话爽快，善于单刀直入，不怎么留情面。
她一见面就发现了我的变化，大声说：“哟，小赵穿上四个兜了，不错不错，当军官了嘛！祝贺祝贺！”还给我倒了杯开水。
别小看这杯开水，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之前两次，没有这个礼遇。
我接过杯子，受宠若惊的样子，说了些感谢的话，同时从挎包里掏出两个短篇小说呈现在李文女士面前。李接过，没有像《奔流》老编辑立刻丢在写字台上，她是拿在手里跟我说话，说话之间，把文稿卷成卷握在手里，作着手势，成了她的道具。
李编说：“小赵呀，你的小说我读过几篇，还是挺好的，文笔很好，故事编得也不错。好的就不多说了。问题是，我总觉得，文章要达到一个高度，或者说要达到能够发表的水平呢，总好像还有一层纸没有捅破。”她略作停顿和沉吟后说：“这是作者对小说的悟性问题，也叫灵气吧，我以为呢，这种悟性和灵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的。”
李编并不看我，又沉思了片刻，继续说：“当作家有什么好？苦差事不说，喜欢写的人很多很多，成名的人却很少很少，成大名的更是寥寥无几。你现在当官了，有了这么好的职业，干嘛还要守更熬夜爬格子，凑热闹往这根独木桥上挤呢？”
李编这时才把目光投到我的脸上，她的神情告诉我，她想听听我的回答。
我不知道该不该同意她的观点，但出于礼貌，我还是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嘴上也附和道：“是的，是的。”
李编是以一个长者的身份给我的忠告和提醒，现在看来，她看得很准。但当时我口中虽然应着，心里不但不能接受，而且产生了不小的抵触情绪，认为这是当编辑的对文学青年的偏见，是给文学青年泼冷水，是压制文学青年的创作热情。
我正想说点什么，编辑部来了几个人，一进门就大声地寒喧握手，房间狭小，我就站起来退到一角落里。李编顺水推舟：“小赵，那再见吧，我说话可能不中听，谨供参考啊”。
李编的话像西伯利亚吹来的寒流，差一点就把我的文学激情给压灭。咀嚼李编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说写小说需要悟性，需要灵气，又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悟性和灵气。我虽迟钝，但还不傻，话外之意，我是没有悟性和灵气了！
有两个多月，我真的就没有提笔的勇气，很痛苦，很纠结，我甚至尝试过放弃。
可是突然有这么一天，我的激情又被重新点燃，要放弃的念头被一扫而光。
这天，我收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寄给我一封信。经常收到文学杂志社寄来的信件，大都是退稿的信件。但这次却不一样，信封很薄，里面不像装有手抄文稿那么厚实。一种莫名的兴奋袭来，手就有点颤抖，连心跳也迅速加快了。撕开一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信笺纸”上有这样两行铅字：
“赵红继同志：您的短篇小说《关于父爱》被我刊第五期采用（稿酬另寄）。感谢您对我刊的支持，欢迎继续赐稿。”
幸福说来就来。
幸福是什么？幸福其实不是什么！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是一种美妙无比的感觉和心态！
我激动啊，兴奋啊，关起门一个人在房间里发狂，神经上出了毛病似的，情不自禁地拍打桌子，顿足，做打篮球的扣球动作，还快活地扯着嗓子大吼了两声，管他有没有人听见。我张狂了好一阵子才得以安静下来，我想，这可能就是文学爱好者追求文学梦所想达到的至巅至狂的境界吧？
为了名？是，又不完全是；为了利？是，也不完全是。一种文稿变成铅字后的满足和惬意，是的，还要什么？不要什么！这就够了！
夜深了，我无法入睡，打电话给司务长李新，问他有什么吃的喝的庆贺一下。李新睡意朦胧，问你这是干什么呀？现在几点了啊？我说还早着呢，才十二点过一点点。李新睡意很浓的打了个哈欠，告诉我有啤酒，没有菜，但好像有筐皮蛋。我说行啊行啊，有皮蛋就行了。我很快就跑到李新的寝室，关了门，两人一口气喝了六瓶啤酒，生吞了十二个松花皮蛋。
我醉了，醉得摇摇晃晃，看什么都双影。
李新送我回寝室的时候我记得我嘴里还在说：“我就不信我没有悟性，没有灵气，我就是他妈不信。”
李新听的不明不白，问我说什么呢？我就语无伦次告诉他：“悟性，灵气，你懂吗？你小子也有，大家都有！”
6
军装一上身，就是二十七年，职务到团，军衔至上校。这算不算个官？应该算吧？县团级嘛！
说到县团级想起一件既有趣也无趣的事儿。
在新兵连的时候，班里组织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文件很长，班长读的口干舌燥，就递给我，命我接着往下念，且要我全文照念。于是，我就一字不漏地念下去。念完了，发现左下角括弧里还有几个字，就接着念：“括号，此件发至县团级，反括。”
班长笑起来：“这句话还念？”
“这句话不念吗？”我说：“你不是说全文照念吗？”
班里的同志跟着哄笑起来。这笑声多少给我带来某些刺激，我的脸红了。但“县团级”这三字在我的脑海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真心话，那时候，觉得县团级是绝对高不可攀的。我没野心，并没有想过要当官。后来，我竟稀里糊涂弄到了这个“县团级”。现在看，这个级别并不高，在古代吏治中也属“芝麻官”之类。可话又说回来，能混个县团级还真的挺不容易，你看，一火车皮拉来的新兵一百二十个，混到县团级的也就俩仨鸟人。
如果说“县团级”是个官，那我得说句掏心窝子里的话，我不是当官的料。在军队是个团级，在地方是个县级，县团级加一块也二十年了，我还是这么认为。人家当官有官运，有官味，有官瘾，有官韵，有官威，有官相，我却不行，这些我统统没有。我甚至从没体验到当官的快感，恰恰相反，我在官场上显得特笨拙，别说八面玲珑了，连左右逢源都捉襟见肘。在数理化上的迟钝或许不叫迟钝，在仕途上的迟钝也许真叫迟钝。这么多年了，怯官的德性硬是改不了，本来嘴皮子还挺利嗦的，见了长官就有些口吃，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活的很累，很窝囊，一直游走在文学与仕途的边缘，总想二者兼得，却无法既有鱼又有熊掌的本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没有一头扎进文学的圈子随社会旋转，而选择了在仕途上艰难地挣扎，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也许路子是对的，也许是最现实最明智的选择。写写小说，画画画儿，成名成家了，当然好，可又有几人能成名成家呢？若功不成名不就，弄个半生不熟，连养家糊口都难。
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文学有文学的套路，从政和为文在思维上是很难相通的。在官场得装，脸要绷着，架子要端着。文章要八股，只有八股才官样。用官场这一套搞文学行不通，弄文学你得癫狂，你得神经兮兮，甚至必要时男人留大胡子扎小辫子，女人不修边幅，最好经常闹点绯闻。总之，你得另类，语言另类，行为另类，形象另类。我无法自如转换角色，当然也不敢贸然转换角色。
是的，曾经有段时间，对是否彻底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内心斗争的很厉害。红尘滚滚，摊在面前的路有千条，我将选择哪一条？
与当年对文学狂热的时代不同了，现在许多人已羞于提及文学，虽不能说文学已走向末路，但还有多少人在阅读文学作品呢？一些功力深厚的文学刊物只印可怜的几千份，而俗不可耐、神编滥造的媚俗期刊却能卖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册。
在文学上，我没有建树，甚至没有象样的作品可供炫耀，更甚至这一辈子也可能终将一事无成，但是，我曾经痴迷的文学，我没有抛弃她，我以年过半百的人生继续追寻着她，热烈地爱慕她。如果否认了她，就可能否认了年轻的我和我的梦想，否认了自己的一生。如果没有她，这一生我可能活得遗憾甚至荒谬。无论世事变得多么浮华，人心多么浮躁，我最终没有抛弃文学，我心依旧对她情有独钟。虽然在仕途的冰面上走得异常艰难，但怀着对文学的追求，便有了信念，内心有了坚强而又厚实的依靠和支撑。我得感谢这个社会，我也感谢我自已，我因此活得不太空虚。
7
一九八五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那一年中国军队搞了个大动作，小平向世界伸出了一个指头：裁军一百万。于是，一向被中外军事家称为屯兵、战略机动队之地的武汉军区被撤销。武汉军区管辖的河南、湖北两省驻军一劈两半，河南的随了济南军区，湖北的归了广州军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到广州军区机关办事，在政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遇见著名词作家瞿琮。瞿琮是名家、大家，我对他早已熟悉。而他对我只是有些印象而已，最多知道我是位基层的业余作者，其它的可能就不太了解了。
文学青年对文学的酷爱有时显得不够成熟和稳重，一见面我就显得有些激动，又喊首长又喊老师，又是敬礼又是鞠躬，并说出了一个业余作者总希望得到名师指点的强烈愿望。好在瞿琮谦虚，没嫌弃我，寒暄了几句之后，还告诉我军区正在筹办一大型文学期刊叫《虎门》，说要把她办成华南第一军事文学期刊，创刊号要一炮打响，组稿已差不多了，需要业余作者有份量的稿子，瞿琮突然问我有没有作品。
实际上我的挎包里就有一个短篇，那时候创作的东西质量不高但数量不少，总有稿子带在身上。这个稿子是原本打算投给广东《作品》杂志的，经瞿琮这么一问，我想是个机会，回说带了一个短篇，是反映中原农村生活题材的，不知符不符合《虎门》的要求。瞿琮就说地方题材也是可以的。于是我就把这个名为《狗吞》的短篇小说交给了瞿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