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失眠的夜晚，是通宵达旦都没有合眼的那种彻头彻尾的失眠。
这种失眠对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不应该有的，但是，那一夜我真的就这么失眠了一次。
也就是这一次，它开创了我人生失眠的先河。
下午，我到连长、指导员办公室报到，汇报我在外三个多月的情况。坐了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连队只洗了把脸就急着见他们。借调在外几个月，回到连队，看见什么都亲切，看见谁的笑脸都感到春天里太阳般温暖。
听了我的汇报，指导员话语虽平淡，但我还是感到了安慰和鼓励，特别是末了还说了句：“你在外创作，代表的是咱二连，为二连争了光。”这两句话差一点就把我的眼泪感动得流出来。可林连长的几句话，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我把《苗家亲人》的草图打开，摊在连首长面前。这张草图是一张八开宣纸，说草图，实际上也是一幅正图，只是两幅相比，另一幅更好的送北京了，这一幅带回来汇报用。
这是一张未装裱的宣纸，国画不经装裱本身就没有看像，加上折叠后塞在提包里，打开时像腌菜一样皱皱巴巴，当然很不好看。本来想借机露它一小手的，可碰上了对绘画一窍不通的头儿，结果弄巧成拙，碰了一鼻子灰。连长只淡淡地瞅了一眼，用力吸了两口香烟。这两口底气很足，是吸到腮帮子都深深凹下去那种，烟卷上的红火闪了两下，那根烟至少烧掉了三分之一。他用冒着青烟的烟头朝《苗家亲人》点了两下，说：“离开连队三四个月，就画了这么一张画？”
我回答：“是的。”
我知道这样的回答连长会很反感，本可以做些解释什么的，但我突然就不愿解释什么，因为看到林连长那副神情，我很无奈，也很讨厌，也就这么随声附和了一句。林连长接着说：“咱连文书画刊头，一天能画好几幅，比你画的还好看呐。”
指导员接过连长的话，说：“这不一样，小赵这是创作。”
连长大不以为然，傲慢甚至有点下流的说：“什么床作不床作，还不都他娘的在白纸上画画嘛。”
指导员把我从凳子上扶起来，说：“回来就好，回来后安心工作，回班里去吧。”
出了连部我竟一时不知往哪里去了，觉得自己的脸肯定是铁青色。我不愿班里的战友看出我的糟糕心情和狼狈像，于是朝连队猪圈的方向走去，从猪圈旁边插过去，是连队的一片菜地。我来到菜地里找块干净石头坐下，把头埋在两腿之间，委屈地哭起来。
弄不懂为什么那段时间我感情特别脆弱，一军人，一男人，突然变得十分爱哭，而且一哭起来便泪如倾盆，甚至无法自抑。我就这样一直哭着，哭得酣畅淋漓。
不知什么时候李新站在了我的跟前，李新是一个村穿开裆裤长大的好伙伴，在战友中间，他是最了解我的人，俩人是无话不谈的。但李新未必知道我此时的心情，他当时内心正处在极度的喜悦和幸福之中，急切地找知己分享他的快乐，但他忽略了我此时无比糟糕的心情。看得出来，他表面平静而心里却沸腾着，他语气平缓却多少有些颤颤巍巍地告诉我：“我提干了，是咱连的司务长。”
我突然就睁大了眼睛，吃惊地望着他。一个月前他写信提及过此事，我还以为仅仅是传言或者动议而已，不料这么快就成了事实。我一下子还无法从很恶劣的情绪里调整到欢欣鼓舞的样子来为他祝贺，平静地问他：“你写信告诉你爸你妈了吗？他们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李新点点头，说：“俺爸俺妈收到信了。俺爸俺妈都哭了。俺妈说是李家祖坟埋得好。”
我说：“胡扯，是你干得好，与祖坟没关系。他们为你高兴，那是喜极而泣。”
发自内心说，李新当司务长我举双手拥护，且绝无嫉妒之意，潜意识里觉得还是有些突然。李新的家人在村子里本份老实，兄弟姊妹多，家里穷，没有威望，属容易遭人欺侮那类人家。李新是老大，勉强读了个初中，其他几个孩子都没有正经念书。李新秉承了父辈的安份，言语不多，埋头干活。入伍不到三月，因甩手榴弹不得要领把个右手腕给撇断了，住了两个月院才把筋骨养好，部队考虑李新已不能作为战士训练，准备做退兵处理。李新听到这个消息死活不干，哭着闹着坚决留队。后来就留了下来，放到炊事班养猪。李新这小子特能吃苦，也不嫌脏，母猪下崽，他就把铺盖搬到猪圈里守候，喂了两年猪，把猪的数量增加了二十多头。李新的事迹惊动了北京的《解放军报》，军报记者一篇文章，《一个战士的成长足迹》改变了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立功受奖，省军区、武汉军区党代会党代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参加了省军区五好战士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好家伙，一串串闪光的荣誉都来了，提拔干部，不提拔他还提拔谁？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当炊事班长，当司务长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李新当官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只是觉得，无论是才气、能力、文化素养啥的，他提干应该在我的后头。可现在的我，八字没一撇，什么都不是，来时一张白纸，现在白纸一张。
我说：“李新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坐一会儿。”
李新却不，他说：“我知道你有心事儿，我坐这儿陪你。”
以上就是我失眠的原因。
一夜的痛苦失眠，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金盆洗手，坚决不再画画了。
痛下决心之后，我要一鼓作气，免得夜长梦多，又自我反悔。因此，第二天上午，我把笔墨纸砚连同速写本、草稿本、素描本抱到伙房。灶膛里燃烧着熊熊火焰，我义无反顾，一把拉开灶膛的风门，甚至不敢犹豫，我生怕稍一犹豫就会改变我的决定。正准备把一堆曾经心爱之物投进炉膛的瞬间，被炊事班长拉住了。
班长早我两年入伍，是我尊敬的老兵，他往炉膛前一横：“赵红继，你疯了！”
“我没疯，不但没有疯，而且非常清醒！”
我有些冲动，甚至有点失态。我没有给炊事班长面子，把他往旁边奋力一推，抱起文房四宝往炉膛内投去。一下，两下，三下，毫无迟疑，没用几下，那堆东西全被我扔进去了。
我蹲在灶台前，看着毛笔呀，书籍呀，画册呀，塑料调色盘呀，各类纸张呀，在炉膛内被火舌舔起来，然后一口一口吞下去。火苗挟裹着黑烟，从烟囱冲上天空，只几分钟工夫，灶膛便恢复到先前的燃烧状态。
我的心爱之物没有了，它变成了另外的物质随风飘散。
但无论怎么说，看着曾经心爱的东西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一瞬间，我的胃囊里涌起一股难以按耐的燥热，我的鼻腔里一阵酸疼，我的眼眶里立刻就蓄满了泪水。我警告自己不许哭，可是我忍了又忍还是忍不住，泪水伴着哭声“唰唰”淌下来。
有那么一刻，我甚至怀疑自己的举动太过鲁莽和草率，会因此抱憾终身的。但这只是一刹那的反应。理想与现实形成两条并行的道路摊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终于发现，理想虽然很美好，但望过去却有些虚无飘渺；而现实虽然很残酷，很坎坷，可前方有驿站，我因此不得已选择了后者。
还好，烧完了，没有了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带来的苦恼和牵挂，追求与梦想，做一个与别的战士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士兵，有什么不好？这样一想，突然就一身的轻松与自在了。
回到寝室，木然然的静坐了两个时辰，然后，找来稿纸，向连队党支部郑重写下一份“申请书”。
申请书
敬爱的连党支部：
由于我对美术的偏爱，未能处理好爱好与履行职责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革命工作。今天，我焚烧了全部绘画书籍和工具，我郑重向组织承诺：今后将全身心投入到连队的训练和执勤之中，并申请调到连队最脏最累的炊事班工作。
恳请党支部批准我的请求，并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赵红继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九日
找到连长、指导员，我一脸凝重的表情，把申请书递交给他们，并汇报了我焚烧绘画工具的事情。
我想，连长、指导员听后一定会表现出相当的惊讶与不安，不论是真做还是假装，都会表现出很痛惜的样子对我进行一番严厉的批评和动之以情的劝导，但他们却没有，听后都出奇的平静。连长无动于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指导员居然也莫名其妙地沉默着，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在理所当然之中。
那一刻，我的心有种被重重刺伤的感觉，我甚至有种莫名其妙的愤怒。
不仅如此，连长居然还歪着脑袋斜着眼问我：“真下决心还是一时冲动？”
你看看你看看，都到这个份上了，还问这样的话，你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就很干脆很生硬的回答：“军中无戏言，请首长放心。”
连长、指导员只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当即做出决定：“炊事班人手够了，你就去农场那个班吧。”
2
爱上一门艺术跟爱上一个女孩子可能是一样的，无端的把她割舍，的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神情一直有些恍惚。
不由得我又想起了我的一段往事。
十七岁那年，我拉着架子车，跟着家兄，到禹县小煤矿上拉煤。哥哥要娶嫂子，得拉煤烧砖盖新房。路过许昌市西郊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路边作画，我的腿不由自主的停下来，站在路边观看。哥哥知道我喜欢画画，没有催我赶路，把架子车停在一边，点上一支自卷的香烟，抽着，陪着我。
其实，这位艺人不是在画画，而是用一种很别致的笔，蘸上三四种色彩艳丽的颜料，在白纸上画字。说这种笔别致，是因为它有点像排笔，但比一般的排笔宽，而且没有那支长长的柄。这种笔的毛和柄都很短，加一起两三寸长，黑不拉几像截树根。先生蘸颜料时也很特别，他先把笔润湿，然后将笔划分成若干等份，用毛笔把需要的颜料一截一截涂上去。这样，先生专用的笔上有了几种互不融染的颜料，之后，用这支笔在白纸上龙飞凤舞的书写，几种颜料在书写过程中达到自然融合，十分贴切流畅。书成之后，字有点像画，画却是字，或者叫画中有字，字中有画。那师傅书的灵巧，笔走的顺畅，一气呵成，字的一点一撇一捺，或用一朵花儿、一只喜鹊、一个蝴蝶来代替，别具一番雅趣。
我上前向先生询问这毛笔是什么做的？是如何做的？画人就眯起一双小眼睛望着我，并不答话。
哥哥给先生递上一支手卷烟，并点上火，毕恭毕敬。先生抽了一口，点点头，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我又问，先生还是不答，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你买我的字吗？”
哥把话接过去：“多少钱？”
“五毛”。先生指指摊在桌上的两个条幅。
哥摇摇头：“太贵”。
我看看哥，又望望先生：“能便宜点吗？”
“四毛”。先生说。
哥又摇摇头，但他肯定看到了我渴望的眼神，对先生伸出两个指头。
“三毛”，先生说：“不能再少”。
哥掏三毛钱给先生，把两幅字收了。然后就把画笔是什么做的，怎么做成的重问了一遍。
先生把那支怪怪的笔举到我的眼前：“喏，一截柳树根，要新鲜的，放在石板上，用棒槌慢慢的砸，用力不能大，砸几锤沾点水再砸，一直砸到像毛发一样细，剪齐晒干，用薄铁皮包好就可以了。”
回来后我挖了节柳树根，就照着做了，做好后我又照先生的样子书写，居然获得了成功。把先生写的那幅和我写的这幅搁一块，街坊邻居们居然分不出哪是先生的，哪是后生的了。
我向堂兄借了一块钱，买了十张白纸，买了几瓶宣传颜料，趁暑期放假，我书写了十幅。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带着这些字画到了临颍县城。我脸皮薄，从未做过生意，但是我想用我的手艺换点学杂费。而且，我喜欢打篮球，见别人穿“回力”牌球鞋，曾偷偷用手捏捏那鞋的海绵衬底，好软，好有弹性，好馋，特想买一双“回力”牌球鞋穿穿。
在县城里，我找了个行人稠密的地方蹲下来，把挎包里的字画掏出两幅，打开，摊在地上。怕风吹飞了，找两块砖头压着。然后，红着脸，犯错孩子似的，羞答答站那里等待买主。
从对面饭馆里走出一男人，肥肥硕硕的身材，一只手里提着一扎油条，一只手里捏着一根油条，嘴里还嚼着一截油条，满嘴流油。他使我连咽了几下口水。那胖男人走到我跟前，惊讶：“哎嗨，这字有点意思”。用脚尖朝字画上指了指：“咋卖呀？”
“五毛”
“啥五毛？球，不值。”
“那就四毛”。
“就两毛”。
胖男人拿油条的手心里刚好攥着两毛钱，他把手指一松，两毛钱就滑落到我的面前。他命令我似的：“叠起来叠起来，装我口袋里。”
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笔生意竟这么顺利，也就不再坚持要三毛，把两个条幅叠好了，塞进男人的中山装口袋里。胖男人走了，我急忙把两毛钱捡起来，装进我的口袋。心里舒坦极了。
于是就作了个小核算：一张白纸五分钱，颜料，还有别的加一起顶多五分钱，成本一毛有余，工钱路费不花钱，忽略不计，净赚一毛钱，如果十幅全部卖完，就可赚一块钱。啊呀，不错呀！
但是，后来，时间过去了至少一个多小时，也不见有新的买主，刚才还有楼房挡着阳光，这会儿太阳到了正午，直直地射在我身上，浑身热辣辣的。
调了个位置，找了个阴凉，继续守候。
中午街上的行人稀少，我坐在那里又渴又饿，但我没带干粮，也没有带水。赶了十几里路，人开始困乏，犯迷糊，后来就睡着了……对面饭馆的师傅把我请到店堂里坐下，给我盛了一碗香喷喷的胡辣汤，端上一盘子才出锅的油条：“吃吧小伙子”。我说我没有钱，我不敢吃。师傅说：“吃吧吃吧，不问你要钱，用你的字画换，行不行？”我点点头，抓起一根油条就往嘴里送，还没送到口中，屁股被人踢了一脚，醒了，原来是个梦。
“小伙子睡着了哇？”抬头发现上午买字画的胖男人站在我跟前，是他踢了我的屁股。
“字画还有几幅？”胖男人问。
“还有九幅。”我答。
“都给我吧，单位上用的。有发票吗？”
我不懂发票是什么东西，就摇摇头。
“没发票就写个纸条作证明吧。”
胖男人口述，我给他写了个纸条，然后把九幅字画交给他。他给了我两块整钱，我把上午他给我的两毛钱找给他。
我很想对着那胖男人喊一声大叔或者大爷，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可感觉那男人也就三十来岁，怕喊老了人家不高兴，就只赔笑，没敢多说话。
我心情舒畅极了，心情好愈发感到饿得慌，来到饭馆门口，看见一些食客有滋有味地喝着胡辣汤，嚼着油条，感到喉咙里的口水特别多，吞咽一口又涌出一口，站在那里做了好几个深幅吞咽动作。我真的就控制不住自己了，真的就迈腿进饭馆了，但我想到这两块钱还有很多用处，就毅然决然转身离去。在转身的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会来的，我一定会来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补上这顿美餐。离开餐馆，还在佩服自己的毅力，是的，这两块钱不能花，一块钱要还帐，另一块钱用来买些绘画的书籍或者颜料和画笔。
出城关，见太阳已经西斜，不由就加快了脚步。
平坦的田野里麦穗开始变黄。那天有风，风虽不大，但风力能使麦田里的麦子形成缓缓的波浪，这种波浪非常富有情调，看来，是个好的年景。
社员们在田里劳作，有女人的歌声传来，嗓子不算太好，音唱得也不太靠谱，但歌者唱得有滋有味，可能和心情有关，觉得歌声有些好听：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连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我嘴里也跟着哼唱，唱着走着，渐行渐远，女人的歌声变得愈来愈弱，后来就被风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