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天门口》的意义不单在于对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性的探索。小说中的梅外婆和雪柠这一类作者所极力塑造的充满仁爱之心的人物不管是在汉口还是天门口，她们都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仿佛总是活在自己的梦里”。梅外婆以一颗良善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不管是马鹞子还是杭九枫，或者是傅朗西，甚至是在日本人攻占天门口时将她打晕而遭受日本人侮辱的林大雨。在梅外婆的眼里没有丝毫的仇恨与恶念，总是以和善的目光去对待周围人，就像她所说的“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她用大爱感化那些被仇恨杀戮蒙蔽双眼的人。雪柠自回到天门口就显现出她的与众不同之处，雪大爹被处死，雪茄、爱栀被雷击死，雪大奶投井自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镇上的人面临大群的驴子狼威胁时，她果断地将四位亲人的尸体扔到大街上，拯救了村民，这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勇气，背后体现的正是她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爱。梅外公曾想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国家，结果却陈尸街头，来到天门口的梅外婆继续着梅外公的意志，既然无法拯救国家那就拯救天门口。在这里她用尽自己的力量，减少天门口的杀戮和血腥。梅外婆去世后雪柠继续着这种使命，当然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有成果的，王参议、傅朗西、董重里他们都非常清楚，天门口不能没有雪家，当然这种认识是雪家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她们身上负载着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消解仇恨的只能是宽恕和仁爱，但同时刘醒龙也将这种理想人格赋予柔弱的像云一样的女性主人公，暗示着这种理想人格的脆弱和易被损害。
另一方面以傅朗西、杭九枫、马鹞子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则集中体现了世俗人性的力量，表现为暴力、血腥、不择手段的计谋和行动。初到天门口为了发动群众，傅朗西无中生有地将斗争的怒火引向并无恶行的雪家。以杭九枫为首的独立大队和以马鹞子为首的自卫队在天门口展开了无休止的争夺战，杭九枫赶走马鹞子后会杀掉支持马鹞子的人，马鹞子赶走杭九枫就杀掉帮助独立大队的人，每次的战斗过后都有很多人会被杀死，砍头示众，肃反期间血腥的乱杀无辜染红了天门口街道边的小溪。在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革命就等同于杀人，世俗人性的恶的表现真是淋漓尽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嗜血，作为革命者却不赞同暴力革命的董重里，他来到天门口名为说书，实为发动群众搞暴动。随着他对天门口的了解，他并不赞同傅朗西作出的首先将雪家作为斗争对象的决策，并且在见识到傅朗西等人的暴力与血腥之后，离开了天门口，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在眼见理想中的革命已经变质的时候，及时地停止错误的举动，体现出人性中自省的一面。董重里的徒弟常天亮在小说中是位预言家式的角色，虽然眼瞎但是心里却是天门口少有的明白。他明白天门口发生的所有事，明白雪柠的心思，明白傅朗西们的对暴力的崇尚。被雪大爹也同时被梅外婆所看重的没有多少文化的段三国却能在乱世中游刃有余，两个女儿一个嫁给马鹞子，一个嫁给杭九枫，在两者之间也在天门口的善与恶之间谨慎地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体现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狡黠。
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冲突中展开的。显然，最后的结果表明，梅外婆、雪柠所代表的救赎的力量并不足以对抗暴力与血腥。可以看出刘醒龙在此时也充满着矛盾，在极力挖掘人性中阳光的一面时，却发现阴暗面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这可能也是刘醒龙所不愿看到的，但是情节的发展已经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能左右的。虽然杭家有家训“雪家的女人碰不得”，不管是出于防备还是真心地敬畏，傅朗西也对雪家怀着敬畏之情，特别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太多的杀戮与血腥让傅朗西明白了雪家存在的价值，从开始的以雪家为斗争对象到最后对雪家的照顾，但是此时雪家几乎已经灭门，只剩下雪柠和雪蓝母子。董重里所代表的革命中的“清流”，也就是非暴力革命的理想随着他逃到香港而破灭。虽然在仁爱的理想人格与世俗人性的冲突中，最后雪柠与杭九枫一笑泯恩仇，但在这个过程中雪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无法拯救天门口，可以这样认为当理想人格无法救赎世俗人性造成的恶果时，实际上就证明了理想人格的无法实现和世俗人性力量之强大，实际上就是这两种东西的冲突左右着历史的发展方向，此时，不难看出小说的结局所流露出的救赎的苍白无力，还有些许的苍凉无奈之感。
三、叙事的民间化和极致化
《圣天门口》在小说的叙事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借董重里的说书人身份，引入了汉族创世史诗《黑暗传》，将小说中的历史连接到汉民族发展变革的大的历史背景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去，不仅在叙事上容纳进民族、民间文化的叙事资源，丰富了小说的内涵，突出了革命在历史时间上的绵延性，如常书亮见人就重复说的“一代代汉民族的兴衰，只不过是将一段段的历史，换上不同衣衫一次次地重演。”而在小说的叙事上，则提供了一个民间的视角，刘醒龙便在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角度和民间视角的双重视角下，去观照革命和历史。这种民间视角的加入，不仅扩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提供了民间视角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使《圣天门口》的叙事有了传统民间文化的意韵，而另一层深层的意味是，《黑暗传》被称为是汉民族的史诗，它的发现和整理出版，改变了过去汉民族没有史诗的说法，刘醒龙在构架《圣天门口》时引入《黑暗传》，其中或许也隐含了一种史诗化渴望，希冀作品能获得大气、深沉的史诗性品格。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圣天门口》也和一般的这类历史小说所走的路数不同，塑造了一批形象鲜明、个性饱满而又深含某种寓意的人物。几乎是所有的人物都与我们以往接受过的形象存在很大差异，是我们没有或说是很少见过的人物，梅外婆、雪茄、阿彩、杭九枫、傅朗西、董说书等等，都不能用常人标准去做框定。他们在刘醒龙的笔下，性格和行为都达到了一种极致，甚至有的人显得有些极端。梅外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仁慈、宽恕、博爱，超越了常人，完全是基督教里的圣母形象。包括梅外婆在内的一些人物都是带有一种神神乎乎的感觉，尤其是梅外婆身上的神秘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杭九枫、傅朗西则带有一种颠覆性的意味，与传统人物相比有所突破。
《圣天门口》中频频出现大段的心理独白和景物描写。就整个中国小说传统而言，心理描写并不是强项，特别是在现当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心理描写几乎是被遗忘的角落。其实心理描写是表达人物个性差异的最好手段，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革命历史小说人物形象类型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小说中，作者大段地进行人物心理活动的叙述，幼年时期的雪柠见到柳子墨的心理变化，在观察天上的云时的心理活动，常守义杀人的动机和前后的心理活动等，为人物的行为寻找心理依据做好铺垫。
《圣天门口》在语言表达上，有一个明显地回归。也可能是因为小说所表达的人和事都发生在大别山，回到了自己所曾熟悉的乡土，所以小说中大量地使用了带有鄂东特点的方言土语，而且在叙述中又有了写《异香》大别山系列时的那种神秘色彩和鬼魅的感觉。
另外小说中景物描写也比较充分，对二十四种云的描写，每当大事发生之前的环境描写等等。可以说心理和景物的叙述延缓了情节的发展，使情节不至于太过血腥和暴力，有效的舒缓小说的节奏，但同时这种叙事结构要做到恰到好处是有很大难度的，否则就会起到反作用，使情节显得拖沓停滞，衍生出过多与情节发展无关的细枝末节。另外也个鲜明的特征是小说在叙述过程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小说中重要人之一的常天亮几乎每次预见死人最后都变为现实，作为一部整体上倾向现实主义的小说出现此类情况还是不多见的，主流的革命历史小说也自觉地排斥这种带有神秘色彩叙事模式。
以文化魂魄穿行于太行脊梁
岳恒寿的《娲魂》试图站在一个宏阔的文化的或是历史的视角，去写一个有关抗日的故事，这种颇费文思的独特的观照视点，能够看出一位优秀作家思考历史的深度和份量。
阐释分析《娲魂》，可以从岳恒寿最喜欢表现的两类题材去深入探寻，一是乡土，这是岳恒寿一生为之歌哭的主题之一。从他最好的小说《跪乳》中，就能深切地感觉到他对故土、对母爱的一往情深。他是个在创作中始终魂系乡土、乡情的人，他所表达的乡土，是北国山西，太行脊梁的一小块才是最佳选择，那就是故乡平定。另一个他所钟情的主题是军旅生活，这和他曾经是军人有关，是部队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作家，所以他喜欢写有关军旅的题材，包括写红军和抗战的小说。《娲魂》可以说是把乡土和军旅糅合在一起，既可以使自己情归于乡土，以故乡为小说背景，也能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置于这背景之上去书写故事，把故土的“小”与抗战的“大”结合在一起，使叙事不会受限于故土。《娲魂》还体现出岳恒寿创作的另一个特点，一生对文学苦恋的他，对自己的创作极其认真，他极为注重从根深叶茂的中华民族传统中去汲取文化精义，并且承接这种文化的沛然底气去进行创作，从《跪乳》、《归骚》等篇名中就可以看到，其中都含括着文化典故，或是特定的文化指义，而《娲魂》也是如此。
《娲魂》以山西东浮山娲皇庙为背景，而这正是岳恒寿的家乡，他曾经写过一首晚年回乡的记游诗《重游东浮山》，写到了童年读书的庙宇。小说以和尚们参与抗日战争的事迹为素材，塑造了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形象。当代写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很多，这类小说的主题主要是表达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勇气，以及对日寇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打击，《娲魂》也不例外。不过在具体的表现对象上《娲魂》则与其他作品有所区别。岳恒寿关注的是最不可能卷入战争的这样一类人——和尚，但是东浮山娲皇庙里的和尚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和尚。在中国文化史上，佛教的传入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佛教被中国化后最终形成中国文化儒、道、释三足鼎立又相互融合胶着的面貌，小说中东浮山上的娲皇庙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庙宇。相传“女娲补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地人建起娲皇庙，奉女娲为生殖和婚姻之神，加之这里发生的各种无法解释的“神迹”，当地人便更加崇奉女娲，和尚到来之后的娲皇庙香火更为旺盛，其实这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一种范型，正是这种融合造就了娲皇庙里那些严格意义上不算和尚的和尚。
日本人炮轰东浮山之后，庙里的住持白和尚被抓，其他和尚纷纷还俗，留下坚守信仰的圆洪和尚与最小的弟子修寰。修寰从一个严守戒律的和尚到成为一个抗日英雄，这之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思想斗争的过程。当修寰知道“大哥”和桃儿等人是共产党的时候，连夜离开豆腐坊回到庙里。这时候的修寰还抱守着出世的态度，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杀戮。师傅却教导他，“倘使暴力侵凌，正法有将灭之忧，在理喻感化都无效果时，佛子也会奋起穷猛大力，起而抗暴的”，所以佛法并不是一味地抱守成规，这点成为修寰“入世”的契机。桃儿的死直接促使修寰“放下佛法，拿起屠刀”成为抗战中的一分子。可以说修寰走上抗日的道路是必然的，是大的形势和环境的影响使然。“修寰在一庙二主的东浮山的修持中，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佛教徒，而是一个既有娲皇思想，又有佛法的特殊和尚”，这里二主分别是指庙里供奉的女娲娘娘和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娲皇思想促使修寰不能在尊敬的住持和心爱的女人被杀的情况下安心修行，佛法戒律又约束着他不能做出有违佛法的举动，所以最初的修寰是处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之中的。但当佛法上的障碍被师父点化后，修寰走上了武力抗暴，与日本鬼子作战的路途。
小说以“女娲补天”的故事为开头，实际上阐述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小说主题。作为“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的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在远古洪荒时代先民们陷入灾难之时，女娲氏挺身而出炼石补天，保护先民度过灭顶之灾。女娲精神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这种精神具体表现为危难关头为了民族大义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小说引用女娲补天的故事原型正是为娲皇庙和尚，或是从大处讲是对中国人抗战的行为所做的注解。“洪荒年代，女娲氏炼五色石补住了一个破碎的天。如今，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八路军，也在炼五色石，补救这个塌了的天”，表明小说的主题是在借女娲精神表现抗战精神，或者说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反抗精神。《娲魂》从文化根源上对和尚做出这种举动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说明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有这种精神的存在，女娲精神处在源头位置，“她渗透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的搏斗史和惩恶扬善的文明史，渗透了中国人的灵魂，她是中国人头脑中第一根文化支撑”。
岳恒寿在《娲魂》中架构了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结构，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驱使卷进战争中的人物的动机寻找解释。他从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中去分析抗战背景下不同的人做出相同举动背后的动因，在小说的叙事中，儒家思想、佛教文化、女娲精神都有所涉及，并努力地去从中寻找共通的成分。《娲魂》的叙事语言质朴平实，但却是精心营构的，堪称为他的代表作。
民歌中还原的爱恨情仇
何存中的《姐儿门前一棵槐》的主题不算新颖，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都在可以想见和意料之中，讲述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农民出身的将军为当初离开农村的妻子而愧疚终生，渴望得到发妻的谅解，这种故事主题无疑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写出了特殊时代背景下一些普通和不普通的人物的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