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篇文章主要想记述陆先生的一次演讲，在进入论题以前，先绕个小弯子，说说认识陆先生的经过。还是在大学时代，就知道陆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现代新诗研究名家，因为读过他的《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和《徐志摩评传》等著作。在一个杂志上还曾看见过陆先生讨论徐志摩小说的一篇文章，记忆非常深。当时的文学史老师和教材上都还以批评性的眼光告诉我们，徐志摩是一位诗人，当我从陆先生的文章里知晓他还是一位小说家时，惊讶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遗憾的是，我已经记不起发表文章的那个刊物的名字了。当时，陆老师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敏锐而持重的。
真正与陆先生见面是1987年的秋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在成都召开，那个时候的学术界似乎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大会期间研究生可以旁听会议，《丛刊》还专门组织了青年学者，主要是研究生的座谈会。记得当时以研究生身份去参加会议的，至少有20、30位，包括今天已是大名鼎鼎的程金城、王兆胜、吴俊、余斌等都还是以研究生身份出场。我也是以研究生身份去“混”会的，由于都是从武汉到成都，乘上同一列火车，陆先生在卧铺，我和另外的研究生则在硬座车厢，在李俊国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陆先生，和蔼可亲，满脸笑容。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已无法回忆起来，只记得说到了徐志摩存放在凌叔华那里的书信，引出了人们的种种猜疑。从此开始了与陆先生的交往，真正接触比较多的是到他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亲炙他的教诲。所发生的故事清晰如昨，我想其他同门肯定会有详细而生动的记录。这里，我只记录陆先生在西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从一个侧面见出陆先生的学问精神和研究方法。
时间是2004年9月中旬，陆先生到西南大学新诗所参加世界华文诗歌论坛，我邀请他在文学院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做了一次关于“新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在征求有关演讲论题的时候，他说他曾经也到中山大学做过同题讲座，内容非常熟悉，也想再次给研究生讲讲。我如获至宝，这应该是他最拿手，最有话说的题目。
他讲的题目本来是新诗中的几个问题，但在讲的过程中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他首先讲到要多读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而言，古典诗话词话，其他艺术门类的书籍也应该有所涉猎，要有广博的知识。什么领域，什么流派都应该有所涉猎，特别是哲学，可以训练人的理论思维，并且认为学术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思维能力强的人，肯定有学术潜力，而一个理论思维能力不好的人，即使他很用功，他的成就也有限，所以，人的理论思维能力非常关键。培养理论思维能力应该多看书，多思考问题，不论哪一天，哪个时候，你的脑海中都应该存在一些问题，逼着你去思考，要是很长时间，人的头脑里没有问题，这也说明学习没有读进去。有问题，就会有文章，没有问题，那写的文章绝对是不行的。
这里，陆先生由学术思维进而谈到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要研究问题，除了要勤思考以外，还要多读书，快速阅读，要多写作。他说，你如果写了50篇文章，那我想你的文章肯定写的差不多了，平时每天都要写，你并不一定要写出文章，几十个字，几千字都可以，成文的不成文的都可以，但一定要每天都写，你如果每天不动笔，那你的笔怎么能快起来？他说他年轻的时候6000字的两篇文章，都只花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也就是不是一整天，6000字的文章就可以写完。这样快的速度，是因为平时有思考，有积累，另一个就是写的比较多，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平均每年至少发三四篇文章，写的比较多，手也就快了。怎么写好文章呢？他提出“三点论”，第一，要新一点，有一点新的见解，第二，深一点，也就是说观点并不新，但你说的比人家深，这也可以，最后是细一点，你的观点不一定新，也不一定深，但比较细，比较细也带有深的性质。他说，这三点能做到其中的一点，也就有点价值，如果这三点中一点也没有，那你的文章发不发也就无所谓，发了也没什么价值。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引出了听众的笑声，因他的口气里含有一种反讽。
接着，他讲到做学问的资料文献问题，说到他80年代初查阅、抄写资料的困难，以及全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图书馆的藏书特色。认为现在全国资料的收集、藏书最多的几个单位一是北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包括原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燕京大学图书馆，这是解放以前两个大学的图书馆合在一起的，它的藏书就现代文学来说可能还超过了现在的北京图书馆。第二家是文学研究所的资料室，第三家就是北京图书馆，但书借出来很困难。陆先生还回忆起他曾经和师母两个人去北图借书的艰难情景，一天只能借到两三本书，中午在那儿吃快餐，吃完后就再借，一天也只能借三四本，你去借来回就是半个钟头，你写了卡片出来，来回又是半个钟头，浪费很多时间。上海图书馆藏书比较丰富，另外还有一些大的图书馆，省级的像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还可以，其他的高等学校都差不多，各有所强，像北师大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的民族主义资料最完整。他特别强调写文学史资料的重要性，他以自己写新诗史为例，他说，资料没收集完一直不敢写，后来敢写了，是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资料已经收集到了，觉得写起来有把握了。他还提到李欧梵到他家里去，看见他收集的一些资料，在给孙玉石先生的信中说，陆先生收集的诗集之多，海外学者不能望其项背。
他讲到资料对研究的重要性，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的版本基本搞清楚了，但究竟是谁起草的还没有搞清楚，哪些是秘书写的，哪些是毛泽东自己的，都需要搞清楚，他举例说，有一段话肯定不是毛泽东的，而是秘书的，如文章中的“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毛主席说，……”如果是毛泽东，那他就会说“文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文学是从地上产生的吗，不是。”他不会使用这样一种理论的方式。“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反映的产物”，他绝对不会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你看在《毛泽东选集》里面，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这些肯定是其他人的，不是毛泽东的，这都是可以研究的。另外像理论问题，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以，比如说这个讲话，究竟是针对谁的，是针对张闻天的，还是针对胡风的，因为毛泽东发动一个运动，一般是针对党内的一些同志来的，张闻天的观点从30年代就和毛泽东不太一样，张闻天在20年代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是懂文学的，也搞翻译。一些基本的问题，好像很清楚，实际上是不太清楚的，似是而非的现象是存在的。
最后，他讲到研究文学的方法问题，特别是诗歌的研究方法。他主张用诗学的方式来研究诗，不是不能用其他研究诗的途径和方法，比如说政治学，也可以从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来研究诗，但不能忘记了诗学，因为我们是在研究诗。并且，他提出研究诗要从诗歌文本特点入手，用适合它的理论来关照，研究文学作品研究诗都是一样的，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要是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那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可以办一个短期班，要求大家把这些规则都背下来，最多一个礼拜就可以了，那大家都成为了理论家，可问题不是这样，任何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没有独特的创造就不可能成为文学作品，因此就不可能用一套固定的方式一套固定的条文来衡量它，因此你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价现代主义的作品，也不能用浪漫主义的标准来评价现实主义的作品。每一个流派都有他不可替代的长处，也有他不可避免的短处，每一个流派都不能例外。后现代主义也不能例外，任何一个流派大多数作家都是平庸的，只有少数的才是优秀的，个别的才是伟大的，有一些甚至连伟大的都不能涌现，后现代主义现在至少还没有出现真正伟大的诗人吧，因此不能站在任何一个流派的立场来说话，而要超越他们，俯视它们，对研究对象我们要避免崇拜的感情，崇拜它就看不见它的真面目。他还幽默地说，你跪在我面前就只能看见我的下巴，就看不见我的头部，因为你是跪在地上，所有你看不见我的头，但如果你站在高处，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看见我的头部，因为对任何对象，哪怕是伟大的对象，我们也不能崇拜他，我们都应该拉开距离，包括感情的距离。他说他自己和一些诗人、文学家都有一些接触，但害怕有很深的接触，很深的接触之后就下不了笔，因为从接触来看，有一些诗人确实很好，但还是有一些诗人希望你要怎样，这就令人很不舒服。一个研究者总应该冷静一点，不要太情绪化，至少太情绪化了不行。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要敏感，要有直感，另一方面要有冷静的理性，要有超越性，要俯视一切，过去我们强调立场，但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要对一切文学现象采取俯视的态度，不要把一部分情绪化，理想化，不要对任何一部分抱有成见和偏见。
时间过得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陆先生讲到激动的时候，还引发了咳嗽。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不得不控制时间。最后回答了学生的提问，其中有学生问到对未来诗歌和文学的看法。陆先生认为，恐怕今后诗歌的发展还是在交流和演变中发生蜕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是多样的，任何时候多样是主流，因为文学是最有创造性的，如果某一个理论反对文学的多样性，那这个理论肯定出了问题，如果是某一个社会流行这种看法，那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如果是某一个权威人士说了，那就是权威出了问题，文学始终是多样的，没有多样就没有文学。
应该说，这次讲座带有漫谈性质，也没有完全让先生尽兴发挥。但先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其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和学术经验托盘而出，呈现出了一个文学史家的理性眼光，以及融合诗性激情和反思精神所升华而出的学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