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评论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要求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做斗争，要求“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5月23日，中央电影局也向全国电影从业人员发出“通知”，“均须在各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并须将讨论结果及经过情况随时汇报来局。”
自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讨论和批判运动。《人民日报》社论成为此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思想武器。影片刚刚公演时的那种自由讨论变成了一面倒的猛烈批判。
政治与学术的混淆
1951年5月时，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又先后发出指示和通知，指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说“武训精神”已经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要求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检查自己。
各个报刊、杂志发表大量的批判文章。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与此片有关的领导干部，以及发表过赞扬文章的同志都被迫做了检查。在一些学校甚至出现人人过关，批判“小武训”、“活武训”的现象。
与此同时，由人民日报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武训成为历史罪人。
1951年6月，调查团由江青等人带队到山东进行调查，在未告之调查目的前，被调查人大都对武训加以赞扬，称他是好人、圣人。
然而调查团的目的是为武训已定的罪名找罪证，带着框框去调查，不愿听赞扬武训的话。
由于武训曾买了几百亩地，调查记中就称其为大地主，然而武训的地都为义学所有，并未盘剥群众，过地主生活，当地人也都称他叫化子。“大债主”的罪名，是说他拿积攒的钱去放债，武训确实积攒了上万贯钱，这些钱除了一部分寄存在钱庄银号外，有一部分借了出去，大部分借给了商人。借债也得了一些利息，这些钱也都用在了义学上。
“大流氓”的帽子，更是以流言蜚语为根据，无从证实的一个罪名。开调查会时，有的群众当玩笑说：武训曾认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为干娘，还吃过他干娘的奶。同时调查组认为武训经常为讨钱在地上打滚、学爬、出洋相等是流氓行为，并且揣猜当地可能有个流氓集团，武训可能是这个集团的头头。
显然，这些结论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
同时，调查记还指出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是依靠封建统治势力，剥削、敲榨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学校。断言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及其他关于武训着作的作者，是站在反动立场上，颠倒黑白，欺骗人民。这篇调查记的发表，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武训传》的批判作了总结。
影片《武训传》确实存在某些缺点，带有某些消极的东西，对于它的不同意见、赞与毁的争论都是正常的，对于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通过讨论、辩论得以解决，对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是有益的。然而采用大批判的政治运动形式来解决文艺创作问题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显然是不恰当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也过于简单和粗暴，而且不够实事求是，甚至错误地上纲，把《武训传》说成是反对土地改革、反对镇压反革命、反对抗美援朝。在运动中，在党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公开点了43篇赞扬文章、48个作者的名，对作者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同时，赞扬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人，被迫作公开的检讨。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创了对文艺创作干涉过多，用政治运动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问题的先例，对于文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
绵长的阴影
由于电影《武训传》是在陶行知先生的提议下创作出来的，同时，陶行知也极为推崇武训，因此，在这次运动中，陶行知先生在逝世多年后，被公开点名受到批判，他辉煌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指责，这对新中国的教育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他早年在金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学习市政和教育，获两个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受教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1917年陶行知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等课，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20年，他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不久他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呼吁改变农民没有文化，不懂科学，得不到教育的状况。并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1，把他的教育思想进行实施。抗战爆发后，他把生活教育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使生活教育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5年，积极开展民主教育运动。“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又说：“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
1946年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办学的目的是使失学青年有进修高等教育的机会。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脑溢血突然去逝，年仅55岁。中共中央在延安为陶行知先生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他的死，是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的。”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陶行知提倡平民教育，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读好书，做好人”。以改造社会，富国强民。他的教育思想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把教育从“少爷小姐”手里变为人民大众的教育。并把教育作为启迪人民觉悟、激发人民爱国精神的手段，引导人民追求美好的未来。
陶行知最根本的教育思想是生活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相脱离，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教育只能培养既不劳心也不劳力的“书呆子”，陶先生则主张实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他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
他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批评传统教育只管教，不管学，只教书，不教人，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教书，而在教学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手脑并用，不要把学生培养成书呆子。对于教师，则要“教学相长”，不断进步。
作为为寻找中国大众教育出路而奋斗一生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武训是极为推崇的。他曾说过：“武训先生的精神，可以用三个无，四个有来表现他。他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但他所以能办三个学校，是因为他的四有：一、他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二、他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三、他有公私分明的廉洁；四、他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因此，陶行知曾发起“新武训运动”，创立以武训命令的学校。
武训和陶行知办学所处的环境是相同的，一个是在封建社会，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办学，都是在抗争奋斗中办学，陶先生很重视武训，他曾说：“我对自己说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柳林、临清、馆陶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何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陶行知决心募集200万基金办好学校。他本人“卖字兴学”，节衣缩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
然而武、陶二人的办学宗旨却不同，武训是“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而陶先生则旨在推行“生活教育”，要“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是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具体化，郭沫若称其为“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党老教育家徐特立称赞陶行知“为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他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适合社会主义教育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恰在此时，批判《武训传》，牵连到陶行知，使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受到冷落和批判，阻碍了我国教育制度的正常发展。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刘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