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斯大林答应军援却又一再变卦？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出兵援朝，斯大林连连称谢？为什么林彪托病不挂帅出征？中国志愿军战士到底有多少异国捐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国内战争爆发。
朝鲜半岛的战争，本来是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反对南朝鲜李承晚统治集团的国内革命战争。但美国却指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方为“侵略者”，令其驻远东的海空部队全力支持南朝鲜一方的军事行动，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以“联合国军”名义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借口中国领土台湾的地位“未定”，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称他已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驻台湾。这一侵略行动，旨在制造所谓台湾“中立化”，以此作为美国威胁亚洲、进窥中国的战略基地。
美国纠集“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是新中国外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危险讯号。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较量将不可避免。
对于美国参战后朝鲜战局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估计，并把如何对付美国的侵略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加以审慎考虑。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就是迅速组建东北边防军，以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任务。据此，中央军委7月7日决定将驻屯河南的第13兵团3个军调往东北，与东北1个军合编为东北边防军。这时，朝鲜人民军解放祖国的战斗正在胜利推进，已占领南方首府汉城，并将敌军压缩至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8%的地域内。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清醒认识到朝鲜问题已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强调必须从应付最坏的情况出发加紧各项城争准备，以作“绸缪之计”。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我们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以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的基本设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又可以不使中美两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有利于继续保持国内的和平环境，同时也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8月下旬，毛泽东、中央军委根据各种战况分析，准确地估计到美军下一步行动最大可能是从朝鲜人民军侧后的仁川港登陆，即将此估计通报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建议预作防范。同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要求东北边防军务于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为此，中央军委又从中南军区增调1个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配备达到5个军26万余人。这样，就赶在朝鲜战局发生恶化之前，做好了最重要的战前准备，从而对取得入朝作战的先机和主动权起了关键性作用。
果然不出毛泽东、中央军委所料，9月15日，美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在洛东江地区后方空虚之机，以优势兵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川大规模登陆，于28日占领汉城，将朝鲜人民军大部切断在朝鲜南部。接着，大批美军和南朝鲜军迅速进抵南北分界的三八线附近，并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与此同时，美国空军频繁出动飞机侵袭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东北境内的城镇乡村，严重危及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此战局逆转的紧急关头，金日成首相和朴永宪外相于10月1日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称：“……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封紧急求援的电报，迅速送至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
10月1日夜晚，首都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节日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便在中南海住处菊香书屋的东厢房召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开会，讨论金日成的电报和朝鲜的严重局势。在兄弟邻邦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在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要不要出兵？敢不敢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直接较量？这个严峻问题，刻不容缓地亟待决断。可是，仅仅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正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运动才刚刚开始；军队的复员工作也正在按计划进行。面对一场具有复杂国际背景的新的战争考验，担负着领导5亿人口大国重任的执政党领导核心，不能不慎之又慎，反复权衡。为此，中央核心会议一直持续到天亮才休会，接着于2日下午继续在颐年堂会议室举行，与会者逐渐扩大到中央政治局成员及有关方面的领导人。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都有过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历史命运。从本世纪初起，就有许多朝鲜革命者辗转来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奋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数万朝鲜人参加了东北抗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也给予东北解放区以多方面帮助。对此，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中央应金日成的要求，已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同志连同武器一起送回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也给予朝鲜以各种支持。在应该支持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是一致的，并共同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委员会（后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为后来抗美援朝运动的掀起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现在，朝鲜方面已正式向中国提出了直接出兵的请求，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所要慎重研究的，主要是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朝鲜，能不能直接与美军作战并战而胜之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内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一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20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国内恢复工作头绪很多，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的同志何尝不是这样想，但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现在是我们的朝鲜邻居家里着了火，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如果金日成危急了，我们要是不管，那我们将来危急了，斯大林也不管，都这样的话，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成了一句空话。何况帮助朝鲜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中国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决不能让敌人推进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大工业基地的安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还认为，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者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的观点来看，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以再建设。
基于上述考虑，中央领导核心经过两天反复研究讨论，基本确定派军队入朝作战。10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斯大林，向苏联方面通报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者；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营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在电报中，毛泽东还对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所需苏联提供援助的问题作了提示：第一，须待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到达并将志愿军装备起来之后，才能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第二，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希望苏联作好给予空中支援的准备；同时，志愿军需要二三千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对付美军的强大火力。这些武器装备及空中支援，应该说是这场以弱胜强的军事较量所必需的。
在基本确定入朝参战的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仍试图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尽量避免中美双方直接交战，决定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连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他报告印度总理并转告美国和美国政府：中国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救，我们要管。但美国政府根本不相信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敢于出兵与它交战，对中国政府的最后警告置若罔闻，下令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将战火烧向中朝边界的鸭绿江畔。这样，在世界舆论面前，中国出兵援朝就完全是出于迫不得已，在政治上更加立于主动地位。
10月3日、4日，中共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出兵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让大家尽量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在前一天写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对此也作了分析，他说：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这表明，毛泽东在决策出兵时，已经对最坏的可能性作了适当的估计和考虑。尽管如此，在继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于出兵问题仍有意见分歧。概括地说，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理由是：一、我们的战争创伤还没有恢复；二、土地改革尚未完成；三、国内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四、军队装备和训练尚不充分；五、部分军民有厌战情绪等。在这些不同意见中，林彪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我们1个军才只有36门；且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故不赞成出兵，以免“引火烧身”。
在会上，主张出兵的同志也发表意见，谈到美帝国主义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即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后方太远，同盟者不强，资源和优势受到限制和抵消，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胜负。周恩来还根据外电分析说，美国在最近和将来主要是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对中国实行进攻，与其让美国迫使我们在台湾、越南同它较量，不如选择在朝鲜为好。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苏接壤，也便于获得苏联的援助。与其坐等美国打进来，不如主动打出去，等等。
毛泽东认真倾听了各种意见，认为我们确有困难，出兵确要冒很大风险，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他很动感情地在会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这里包含的辩证法则是：尽管有许多理由强调困难，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正处于危急存亡时刻的形势及其严重后果联系起来考虑，就不免陷于狭隘民族主义的小天地，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在这里，毛泽东提示大家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出不出兵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不为相对于整个国际战略而言是局部的、狭隘的不同意见所左右，定下了出兵援朝的决心。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讨论，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内部进一步统一思想，加深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认识和理解。
事实上，党内认识不统一，对实施出兵决策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就在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酝酿志愿军司令员的人选时，曾首先考虑由林彪出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现在集结待命的东北边防军都是原属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东北的地形气候和民情风俗又与朝鲜北部大体相似，由他率军援朝是适宜的。但林彪对于出兵决定思想上搞不通，一再强调身体不好要去苏联治疗而予以推辞。这样就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核心在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上受到很大困扰。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量，毛泽东考虑到南征北战共同战斗了20多年的彭德怀，深知他在出兵援朝万分火急的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为此，毛泽东让周恩来立即安排专机，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到西安接回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请他来中央参加会议。
10月4日下午，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毫无所知的彭德怀，急如星火地飞抵北京，一下飞机便径直赶到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这才知道政治局正在讨论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并且会议发言中还有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的不同意见。彭德怀由于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不便轻易发言。会后他回到北京饭店，在沙发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来索兴把被褥搬到地毯上，仍然夜不能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