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谨防反动派糖衣炮弹的袭击……谨言慎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取得的全国胜利十分清醒，对全党发出了谆谆忠告与教导，也设计出了共和国的宏伟蓝图。
1949年3月5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
会场设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食堂北半截则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两边是以镰刀、斧头为标志，写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红旗。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朴素、整洁。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时，华北的战争还在进行，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残敌。为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周恩来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先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向他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
周恩来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了敌人从空中来、投下空降部队怎么办的问题。因为此时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为此，周恩来设法从前方调来几门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西面的山坡上。这些高射炮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来开会的不少领导人还饶有兴趣地观看了高射炮的操作表演。他们看后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这种装备，敌机如果要来偷袭、轰炸，就可叫它有来无回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周恩来还向方志纯交代了三点。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康生、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
参加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方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
列席会议的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
记录人员为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
3月5日下午3点半，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脚步稳健、满面笑容地走进会场主持会议，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幕后，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等问题。
在通过递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和通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后，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
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万作战部队。解决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人民解放军不仅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以便开展新解放的广大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颢。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针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基本经济政策。他说：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他指出，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但是必须通过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的途径，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毛泽东说，它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常采取参加或中立的态度，并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必须有所限制而不能任其泛滥，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几方面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做了描绘。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全国胜利后，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它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对新中国政权的领导力量、阶级基础和这个政权的任务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必须克服对民主党派的关门主义态度或敷衍态度。我们总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他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他告诫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党同志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3月6日到3月13日，先后发言的有：滕代远、徐特立、林伯渠、王首道、陈毅、朱德、邓子恢、李富春、邓小平、张鼎丞、饶漱石、王明、康生、李立三、林彪、王稼祥、聂荣臻、习仲勋、云泽（乌兰夫）、吴玉章、彭德怀、张闻天、陈伯达、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
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同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认真分析了战争形势，交谈了解放新疆、大军渡江等问题。
3月13日，毛泽东作了会议结论。他在结论中又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说：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现在编了12本干部必读的书，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他还谈了党委的工作方法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还作出几条规定：1、不做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以人名作地名；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七届二中全会勾画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韩泰华：《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