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继续谈判，我方已清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鉴于第三方面某些人士仍有幻想，十分积极，为了争取教育他们，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谈真打的阴谋，我们决定把谈判斗争进行下去。对于我们同意继续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
10月21日我们和第三方面人士到达南京，孙科等人到飞机场迎接，说委员长在等候大家见面。于是就从飞机场直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接见后，就马上飞往台湾，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们要求谈判是虚伪的。当天下午，政府代表约我们与第三方面代表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餐会。会上梁漱溟说：中共代表此来是抱着不妥协方针的，回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周恩来接着说：不可讳言，由于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未能实施，反被破坏，情形已非常严重和恶化。现在政协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25日晚间，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来我方住处，谈他们分头与政府各代表谈话的情况。黄炎培说，陈诚催促快些谈好停战问题。周恩来即问：安东如何？章伯钧答，陈诚说安东已于昨天拿到手了。听他一说，我们一致表示愤慨。周恩来放下手中的茶杯，厉声说：还有什么可谈的！并立即要人去把梅益和记者找来，告诉他们安东被攻占的消息。黄炎培当时竭力请求我们暂时不要发表声明，并说这几天如有什么行动，彼此先打个招呼，请我们转告延安加以考虑。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却背着我们搞了一个所谓的折衷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共）双方下令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依3人小组已有协议处理，双方军队依整编方案整编，驻军地点之分配由3人小组商定（东北军队驻地须在停战前获得谅解，中共军队拟驻（1）齐齐哈尔，（2）北安，（3）佳木斯）；（二）全国地方政权应依照政协决议及和平建国纲领，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发生争议地区应尽先依照军民分治原则解决。长春铁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经接收者外，应由中央派县长和警察一律接收之；（三）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召开综合小组商定改组政府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商定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尽速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商定宪草修正案。梁漱溟、莫德惠等人还商定：这个方案，如果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他们就站到接受方面去。
以上三条中，诸如一律就地停战，片面规定我军驻地，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等，均无视我方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明显地是迎合蒋介石八项无理条件的，即要使我方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方案是第三方面集会后，推黄炎培、梁漱溟、莫德惠起草的，他们签了字以后，派代表分途送往国民党政府、美方代表及我方。我方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个人送来的，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的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重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董必武说这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问他们何以交待国人。我对梁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在我方的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经过商最后，由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李璜跑到国民党政府代表孙科那里，佯称方案里还漏抄了一条，要拿回去补上，收回了这一方案。随后又到马歇尔处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10月28日蒋介石飞返南京，在听取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报告后，派孙科和邵力子去通知民盟，说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是最重要的事，交了就停战。在这种情势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又在交名单以换取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幻想。
10月30号那天，我方参加了第三方面的会议，周恩来再次阐明了我方的态度：对于政府要我方交名单才停战，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我们坚决不接受，但可以把三人小组会议和综合小组会议先开起来。董必武说，军事与政治不可分割，政协五项决议也不能分割。我补充说，如政府答应开这两个会，其程序不能片面规定，须经我方同意。
10月的最后一天，李璜、胡政之、章伯钧来谈第三方面人士昨夜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话经过。告知，孙科表示长春路各县仍须如第三方面的方案（即那个收回的方案）接收，八项条件主要的还是交名单，行政院改组应在国大召开之后。黄炎培和罗隆基当即向孙科声明那个方案已经收回，拒绝他引用。他们还说，第三方面人士一致向孙科表示，中共不交名单则他们也不能交。周恩来再次向他们指出，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停战，我们要的是真和平、美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到了11月上旬，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谈就要我们接受八条。他知道我们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和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两头跑，疲于奔命。同时蒋介石又耍了一个花招，
单方面宣布停战。我方的态度也很明确：宣布停战系片面行动，对此我方持保留态度；国大不能开，如12日照样开，则一切无从谈起。而第三方面仍在积极寻求实际上不可能的调解办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认识不清，某些人的用心则在于“名正言顺”地参加国大。同时，蒋介石也加紧了对第三方面人士的逼迫。如莫德惠、朝政之说，蒋介石曾对他们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他们都不吱声。当胡政之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时，当场遭到蒋的训斥。胡政之还向我们谈了他的难处，说他有一个事业团体要照顾，意即要参加国大。
11月11日，第三方面人士又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12月1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经过张君劢和李璜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把信的原稿给我们看，经过我方向其指出这种自投火坑的错误作法之后，他们三人才去交通银行（这是当时第三方面人士的聚会地）把他们三人的签名涂掉了。12号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我又出席了一次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张申府说出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说的是张申府等人，矛头实则指向中共。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和我都在场，恩来立刻驳斥道：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恩来又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恳切的话，他说20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曾再三向诸位恳切说明，只有一切问题商量好，才能说到交名单。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共事了多年，现在临别了，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会后，我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设（即11日给蒋介石信中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信誉。饭后，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谈判破裂，胜利返回延安
11月15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非法国大匆匆开幕。青年党、民社党和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伪国大。民盟总部秘书处则于11月14日发出紧急通告，民盟主席张澜于同日向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不参加国大的立场。这样，民盟便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政治声誉。李烛尘先生参加国大，是我们同意的，是为了照顾他的困难。于是，历时1年多的谈判斗争就此结束了。
11月16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首先发表声明，指出“国大”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坚决不承认。他历数了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罪行，庄严宣告：“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我于1月19日随周恩来等返回延安，董必武暂留南京，继续领导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天的日记上我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又进一步逼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工作人员全部撤走。3月7日董必武率领驻南京、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南京。董必武在告别南京人民时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从重庆到南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卓越地进行了对美蒋的政治斗争，卓越地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还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他不搞一言堂，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他的房里去开会，大家先汇报情况，议一下，再由他作结论。会议完了，他还要拟电文，向中央报告，每天都工作得很晚。这场斗争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
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美蒋反动派，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周恩来回到延安后，除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蒋管区的斗争，仍由他继续领导。
（李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