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时代（一）
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民族祖先的栖息地，多数地方还处在小国分治的状态。《汉书·东夷传》记载：“乐浪郡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文献里第一次提到公元1世纪的“倭人”已分为百余围的状态。同书还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有奴国朝贡东汉光武帝朝廷，光武帝并赐使者印绶。这个“奴国”就是倭奴国，即当时北九州博多地方（即今福冈附近）的一个部族国家。
汉武帝灭朝鲜之后，日本已有30余国通汉。这些部落小国的族长都称为“王”，为世袭制。这些部族小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也好，东施效颦也好，纷纷派使者远赴东汉洛阳，他们采取“奉贡物朝贺”的形式，与中国发生了交往关系。其时，这30多个小国里就有邪马台国。
上古日本最初没有文字，所以有关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不是出自日本人之手，而是由汉族人士提供的。古代日本人看到的第一篇文件，大概便保存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238年12月曹魏政权致日本邪马台国女工卑弥呼的国书。它不仅把汉字和汉文记事的方法传到日本，而且还创立了用汉字标记日本语的方法，其中用汉字记日本人名，如将该国女王称作“卑弥呼”，其遣魏使节被写成“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这种方法很快由从中国大陆到日本列岛去的移民传人日本，在几个世纪里被日本人采用。
此后，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朝鲜百济王室应日本朝廷的邀请，于4世纪遣学者王仁到日本任宫廷教师，他把中国儒家经书《论语>10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到了日本，这是将汉字正式传授给日本人的开端。日本人开始学会使用汉字和写作汉文，到奈良时代和平安朝前期，时为中国的唐朝，日本更努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仿唐制建立学制，在中央设立大学，专司教授汉字发音、书写汉字和阅读汉文。
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有许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叫阿倍仲麻吕，因其聪慧好学，颇有诗名，深得唐玄宗之喜爱，并赐其中国名“晁衡”。他与李白、王维等诗人多有交往，李白曾记有“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句，王维为其返国作过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已葬身鱼腹，李白又为其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晁衡实幸免于难，辗转回到长安，再蒙唐玄宗召见，并挽留他在长安继续住下来。他亦作诗一首，一方面欲报恩玄宗，一方面又思念祖国，其忠孝难以双全的心态游移于笔端：“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晁衡诗《失题》）晁衡最后殁于唐土。
大多数留学生回到了本土。留学生及遣唐使们让当时的日本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全面地受到了唐文化的辐射，以至于形成所谓的唐风时代——根据日本《茶经详说》，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僧侣百人念《般若经》，第二天赠茶犒劳众僧。在《茶道入门》中又记载，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皇宫的茶是由遣唐使带回来的，而当时的交通条件是平均20年才能有遣唐使穿越惊涛骇浪往返两国一次，因为来之珍贵，用之不凡，当时的茶主要作药用，能参加天皇以茶犒赏的仪式也就非同一般。到了平安时代，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上层社会开始爱好饮茶，渐渐地，民间社会亦盛行起饮茶之风。日本人的民族服装也是1000多年前从唐朝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
几年前美国摄制了一部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动画片《花木兰》，一些人看了，认为人物服饰不像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指责这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好莱坞的设计师们对此下足了功夫，在史籍的钩沉里，他们发现汉人服装1000余年来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人关后，被强迫留了辫子的汉人其穿着更是变了味，以至在今天汉人的眼里，反倒是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成了中国民族服装的衣钵真传。在书法、音乐、绘画上，日本人受中国人的熏陶很是长久。
钟爱自然的日本人，不喜欢呆板、沉闷的“古书”（即篆书、隶书），一下就喜欢上了洒脱如行云流水的“今书”（即楷书、行书、草书），并用于自己的“片假名”书法。清末民初，东京、京都等城市的街头，常可见的一景是——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走着，看见店铺招牌、广告上用汉字写就的某字体或某文句，总不禁停下步，指点赞叹，把味再三，不忍离去，其感觉此身一半是在异域，一半却是在盛唐……
唐风时代（二）
在音乐上，日本人亦对中国的二胡、古筝、琵琶等乐器情有独钟，这或许与日本人清雅的生活方式有关，或许与他们含有某种“悲悯”意味的审美方式有关。在日本的传统音乐会上，不难听出古典中国的天籁与禅意；而在日本的许多画里，哪里又能够分得三何为唐宋意境，何为东瀛笔墨？虽说明治维新以后，西洋画渐成日本画坛盟主，但在明治维新以前，沿袭中国水墨画的日本“墨粹”乃其国粹。
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唐朝的影响。744年，唐朝改变纪年的称号，从此改“年”为“载”。11年后，日本也跟着改变，从天平胜宝7年（755年）起也改“年”为“岁”。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为国家庆祝的节日，称千秋节。775年，日本也设置天长节，作为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唐朝于713年把中书省改称为紫薇省，日本于749年也设紫薇中台，以代替原来的皇后宫职。唐玄宗特别重视《孝经》，744年特令家家户户都必须要有一本，日本于757年也下令户藏《孝经》……
至于游戏娱乐，凡在中国风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张灯，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觞曲水、分韵和诗等事为乐，这些在日本也同样传开，只要翻翻日本当时的记载或诗文集，几乎触目皆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胡麻要叫唐胡麻，因为胡麻对中国来讲已是外来的，得冠以胡字，传到日本后，变成了双重外来，故又加唐字……在日本，直到本世纪初，进口货还叫唐物，洋货店还叫唐屋。甚至一种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又凝结成块的被称作“羊羹”的小点心，也由去中国的和尚们带了回来，日后流行为列岛许多家庭的第一茶点。据周作人考证，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
汉唐时代便已豪放、瑰丽的中国文明，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屡屡打断，蹂躏糟蹋，元朝是一次大的断裂，清朝则是更大的一次断裂。汉唐文化却因日本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得以在这片列岛上保存。对此，辜鸿铭曾感慨道：“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如是说，当下的许多日本人肯定以为是冤假错案，当下的许多中国人更会以为是奇耻大辱。但客观地说，中国文明对于日本文明的哺育，至少在唐朝以前充满着云蒸霞蔚，光风霁月。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的余波流末。联军中打头阵的是日本军队，当时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注意到：“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着《日本皇军兴亡记》）在日本期问，我的目光像一对花丛中发情的蝴蝶，老是在街头、车站、机场的标识、广告、店名上闪动。在日文里仍在使用的汉字中，琢磨当年造字者们的某种心态痕迹，对我来说不啻于旅途中解乏破闷的一件趣事，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广岛的广，与广州的广，本是一个字，日文却写成庞艺术，写成芸术。纪念，写成记念。介绍，写成绍介。募集，写成招聘。外国人写成异人。
有些完全以汉字组成的名词，在日文中意思也大相径庭，或者只是水中望月，有些朦朦胧胧的影子。如：汽车是火车。手纸是书信。引越是搬家。宅急便是快递。风吕是洗澡。有料是收费。无料是免费。料金所是收费处。殿汤是男子温泉，姬汤是女子温泉……
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异里，你是否能察觉，就是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里——在恭谨地放有徐福、鉴真高僧的画像的神龛前，在那世世代代缭绕的轻烟淡雾与素菊的幽香中，其实日本人也有着很强的压迫感，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阴鸷的一只眼，憋着了一股向中国文化挑战的劲头？以中国为师的集体有意识、无意识，或者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虔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天朝体制（一）
1977年6月，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巾国，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会见了他们。
会见开始时，他们为日本在“二战”巾给巾国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进行道歉。没有料到，邓小平听完后，以其富有个性的言语回答说：“过去的年代里，我们也使你们的民族背上两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和汉语文字。在巾国，我们首先已摆脱了前一个包袱，现在也在探索摆脱第二个；但你们在以后的日子巾好像还要承受这两种后果。”
其实，这两个包袱对于日本民族并不太沉重。
在平安朝初期，日本人就发明了从汉语语言文字巾变化而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阅读字母。日本学者西乡信纲在所着《日本文学史》巾，谈到发明假名文字时说：“到平安朝初期，终于发明了假名文字，这正是输入汉字以后长期进行种种努力的结果，它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确实是伟大的……只有日本民族主动地将巾国文明加以消化和变形，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从巾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字。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从汉字的束缚巾解放出来，自由地、正确地、简明地、亲切地书写出自己的思想上的变化，就是依靠这种新的文字——假名文字。”
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包袱，日本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打开了。在海的那边，武人被文官取代的历史，比起日本大约早出1000年。建立王朝，当然非武人不可。一旦王朝建立，政府便重文轻武。巾国的官僚政体总是警惕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自古以来，难有例外。
中国实行以科举制度遴选文官来管理社会，隋唐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但官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0000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650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是50000。即使算上不在编的胥吏跟班和乡绅秀才，有学者估计总数也不会超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平均200人才摊上一个，与今天几十个老百姓就要承担一个公务员的花费相比起来，那时倒真是“小政府大社会”。
中国人以文领政，书生们以“四书”“五经”，乃至半部《论语》治天下，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影响到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风气——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
盛名于士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如果不是五斗米而是五石米、五十石米，他折不折腰？如果五斗米不用向他人折腰而是他人向自己折腰，是不是弃官不做？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上秀才，所以才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是因为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以后才决意起来推翻满清……在专制时代，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只不过有的走上了，有的走不上，而走上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一则史料里说，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到任的第一天就问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大官当发大财，近年里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蕃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的富豪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排在前面的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做官发家的。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与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于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苏、浙江、江西这些省份，可谓是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有意愿走这条路，大力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荜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当地人津津乐道。很多中国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只要在这三条中占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监生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出身。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获得监生以后，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差役，有事上了公堂还能稍稍摆点谱，用不着和平民一样下跪。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有学者告诉我，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如“州同知”，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多是虚衔，不需到任，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不同的是没有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