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鄱阳并不是交通闭塞、荒芜贫脊、生存条件非常困难的地区，但也不像太湖流域那样发达。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一处美丽富饶的地方，所以自两汉以降，在战争、天灾催化下，来此落地生根流向鄱阳的人口，如同饶河的水一样奔腾不息，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中。这点，我们可以从族谱中得到发现。所谓的原住民，至今能查到的，最早也不过追溯至唐末。又正因为处在这种变化的状态下，这里的先民既与炎黄后裔同根同源，又与百越族裔交相往来，且出身低微。即使是贵胄后裔的吴芮，也只是贬官的儿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余秋雨《文化苦旅》）。”而“贬官文化”只是“平民文化”的一个部分。所谓“平民”者，乃是指无官之人。平民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指与“官”字连边都沾不上的人，这类人包括极多。像落榜的、不想作官的、终生潦倒的、家道中落的……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平民”；第二类就是被贬官的。吴芮的父亲吴申就是受贬落籍“番（po）”的，吴芮后来虽然封为王侯，按照成份划分，还是贬官后裔，无疑属于平民。再说，他尽管是从鄱阳走出去的王侯，又是江西第一位政治家，曾经对秦以后鄱阳的影响很大。可是他的封地在临湘，属今天湖湖南。其子孙对鄱阳没有多大影响。有鉴于此，吴芮本人仍归属于平民。同样，东晋的陶侃也可以如此类推。当然，所有政治都影响过鄱阳，只是鄱阳乃至鄱阳人都不曾处在政治旋涡之中。就是后来，自盛唐吉中孚迄至清代，鄱阳少数人因科举考试走进了“政治”，实际上仍都是边缘人。这些人虽然给鄱阳文化的发展多少有点推动，但始终无法彻底改变鄱阳平民文化的本质，即平民性的品格、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世俗现代性等特点。因为这种本质是平民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所造就，如同周作人所说，是“求生意志”的体现，是要求有限的平凡存在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认为鄱阳的平民文化，是生存环境孕育之果。
悠久历史铸就的文化价值质点
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性质的内化和外化。说通俗点，也就是外在与骨子里的东西。它不是抽象体，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言行举止开始。既然文化是求生意志的体现，受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的左右，那么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平民自身人化积淀的社会质。这种质表现在生活上，平淡无奇，饭稻羹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收，秋播冬藏，不劳不获，聚族而居，安贫守道。在精神上，因为都是出身于一介草民，即平头百姓，所以胸存平常之心，长祈平和之境，乐于平凡之举，安于平淡之为，处以平等之态，唯求平安之福。随遇而安，知足常乐，重义轻利，知恩图报，只重智慧，不耍聪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深受儒家思想教化之后，这种生存追求与方式，构成为了鄱阳平民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将它归纳，便是：吴芮的宽阔政治胸襟、陶母的自强自尊品性、陶侃的志存高远气度、蔡明远的情义如山壮举、彭汝砺的磊落坦荡品格、洪皓的大义凛然节气、姜夔的穷不丧志情操，加上颜（真卿）范（仲淹）遗风，不仅体现了鄱阳平民文化的完整，也形成了鄱阳文化的生命之腱、活力之源，成为鄱阳独有、世代传承、有别于其它地区平民文化的价值质点。
所谓文化的价值质点，是指文化的原生价值、本质价值，这种价值往往通过历史代表人物体现：吴芮，一生关心民瘼，屡择新主，目的是力促统一，功成名就后，安于现状，毫无野心，成为历史上异姓王的楷模；陶母自尊自强，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穷不失礼，贫不贪婪，其截发延宾的美德流传千古，使之跻身古代贤母之列；陶侃志存高远，运璧励志，惜时爱民，节物尚廉、忠贞果敢，终于成为了虽出身低微且位极人臣的典范；蔡明远职位低微，且深明大义，变卖家产，筹金买米，解颜真卿于危厄的壮举，成为后世美谈；彭汝砺正直自重，光明磊落，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律己宽人的坦诚品格，成为后来为宦者的表率；
洪皓忠于宋室，坚贞不二，且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尽己所能传播中华文化的高风亮节精神，被誉之为“苏武第二”；姜夔才情横溢，终生布衣，且清高洁雅，不卑不亢，寄情诗词音乐书法等自尊自爱，并恪守人格是金的情操，才使他死后八百多年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所有这些典型人物，虽说他们经历不一，所取成就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立功立事，持之以恒，追求执着，穷不丧志，富不骄奢，不沽名钓誉，不欺世盗名，一步一个脚印，从平凡处起步，到平淡处终结，为鄱阳平民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代发展要求对平民文化价值质点的守护
我们常常说鄱阳文化底蕴深厚，深厚在哪里？文化是多层面的多维体，它既有物态文化层，又有心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哪个层面凸显鄱阳文化深厚底蕴，我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其实，不管处在哪种层面的文化，其核心是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文化中进步和优秀的部分。而这种价值观，是通过历史典型人物彰显出来的。鄱阳有两千多年的建县史，早在元明之前就完成了鄱阳平民文化的价值质点，即：吴芮胸襟、陶母品性、陶侃气度、明远情义、汝砺品格、洪皓节气、姜夔情操，加上颜范遗风，成为人无我有的鄱阳文化，这是周边地区绝无仅有，这也是整个江西少见的。如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赣鄱文化——我想这就是鄱文化的内涵和精核。不信翻翻江西历史，有哪个地区早在隋唐之前便拥有了吴芮和陶母、陶侃这样的人物？没有。因此我理解，所谓的文化底蕴，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价值质点。正因为我们鄱阳拥有这么多宝贵的文化价值质点，我们的文化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包容性，才有了码头文化的生存空间，才有了后来的更大繁荣和发展。比方东湖十景的确定和形成，比方明清之季商业的发达和发展，比方饶河调的定型与传播，比方鄱阳教育曾经的领先地位，比方鄱阳对新事物接受的敏感和敏锐，比方说新中国建立后鄱阳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做的贡献……凡此等等，无不与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尽管我们后来一度落在了人家后面，这是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磨合期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既不能否定鄱阳传统文化价值质点，也不能否定鄱阳平民文化价值取向。恰始相反，暴露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质点的守护缺乏坚韧性，是“邯郸学步”带来的不良反应。
现在，鄱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湖城战略的实施，是鄱阳重新发展和崛起的新起点，为了早日实现湖城建设的四大目标，我想，构建和固守我们的文化价值质点，不仅必要，而且是应该铭记在心的和认真见诸于行的崇高责任。为此，不顾才疏学浅，敢冒大方贻笑，以此三篇浅识，聊作一个没有文化（初二学历）的鄱阳人对鄱阳文化的浅肤探讨。
码头文化——鄱阳文化的底色
以“中国湖城”为发展方向定位的鄱阳，构成了这个古县新的文化生命体征，因而在两年多短短时间里，不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中，提前对接，凸显了起步优势，而且文化建设也宏图大展，一个全民性参与的鄱阳湖文化热正在形成和不断高涨，这既是鄱阳文化发展的难得机遇，也为建设湖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文化不是一件时髦外衣，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文化也不是花朵、树叶，文化之成为文化，它至少有两个重要条件，思想性和传承性。如果一个地方是一棵大树，文化就是大树的根，而这些根除去主根之外，还有不少其它的根脉，在这些根脉的滋养下，干才粗，叶才茂，花才艳，鄱阳湖文化也是如此。
关于湖文化，我没有深入研究，但至少体会到：鄱阳文化除包含了以吴芮胸襟、陶母美德、陶侃气魄、汝砺品格、洪皓精神、姜夔情操和颜范遗风为核心价值的主流文化之外，还应有其它的底色文化，而这些底色文化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与水关连密切，有自己的特点。由此我想到鄱阳在历史上的地理优势，和因这个特殊地理优势衍生的现象——码头，进而感觉到码头生成的文化，也应是鄱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支撑鄱阳文化的根脉之一。
码头文化在鄱阳的起因与形成
什么是码头？“码头”原指水边供船停靠的建筑，古人骑马到水边，把马拴在石头上，这就是“码头”，码头是临水而生的产物。码头到后来衍伸为三种含意：一是指码头工人在港区从事搬运或装卸作业的组织，一般是一条作业线或一个地段组成一个码头组织，并按轮趸、过载、起肩、上下力、杂项等分工组成若干个“小码头”。这种由把头统制的码头，既从事港口装卸，又从事陆地搬运，彼此都有固定业务范围，人们且称之为搬运码头；二是指交通便捷的集市或商业区，即所谓的旱码头，又称为集市码头；三是指商埠或口岸，如上海、汉口、安庆、芜湖、镇江等。旧社会称跑单帮和行商外出，叫跑“码头”，民间艺人走江湖，到各商埠卖艺的，称之为闯“码头”或走“码头”。这里的“码头”指的是商埠码头。由此可见，码头的功能主要是便于集散与流通，说白一点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
鄱阳自始有之日起，就处在河港纵横，水系丰富的地理条件下，而且一直是交通咽喉，河流经济时的航运枢纽。随着商业交往的日益繁荣和鄱阳湖东扩，是水使来如行云，去如流水的船只，不断加大了她对周边的影响。中转、停泊的商贾和舟车，把鄱阳在赣东北的轴心位置固定下来，成为自古以来江西境内的重要商埠，赣东北地区无法取代的水码头。
追溯鄱阳码头的历史，有据可稽的从漕粮和漕运开始。在中国，自有封建制度起，就设立了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北征匈奴，便从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大运河。至今我们在旧县志中还可以看到，“隋大业间，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乃将永平关外到姚公渡一带，培土为市，且构筑江岸，以利航民之停泊”的记载，应该说这个“构筑江岸”，已经具备了码头的性质和实际上的功能，只是当时并没有称作为码头而已。
唐以后鄱阳湖的进一步东扩，宋以后城镇化的扩大，明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的门户开放等因素，加速和加大了码头功能的发挥，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有了码头，就有了吃码头饭的人。码头最需要的是搬运，从船上搬到船下，从船下搬到船上，从东搬到西，从南搬到北，赚的就是一个辛苦搬运费；有了码头，就有了货物中转囤集的场地，就有靠经营场地赚钱的人……于是，码头形成了一条链，一条以码头为主线，链接政权、商业、农业等各种政治、经济载体的链。
码头文化在鄱阳的具体体现
1、帮会文化。中国文化最能体现其内涵的是汉字，比如这个帮字，原字应该这样写：从封从帛即帮，意思是群、伙、集团，多指因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为的群体。鄱阳自明朝徽商突起后，不但有了以乡情为联谊的会馆，而且逐渐形成了既含地方色彩，又具行业性质的商帮、船帮、箩帮。这些组织发展到后来，会馆有10个，商帮分徽、抚、南、饶4大体系，船帮也是祁、浮、都、鄱4个类型、箩帮则有张、李、牌楼、新桥、都佬、东门、南门7个派别。这些以码头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制约，各霸一方，除拼命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目标外，又以江湖的潜规则，即义字当先，来拉拢、凝聚依附的人，久而久之，礼义不但为江湖上的人所看重，也为鄱阳人所崇尚。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民间人际关系的基础，仍旧是礼义大于利。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敬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进我一尺，我进你一丈。在礼义的浸润下，热情、重义、好客的古朴淳风，得到充分发扬。
2、餐饮文化。鄱阳的餐饮与水码头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茶馆的兴起，饮茶从高雅到俚俗，从清心到消闲，从一般的礼仪到排解纠纷，都是随着码头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帮派之间发生利益冲突，首先是到茶馆喝茶或酒楼摆宴，如不能解决再升级。这种“先礼后兵”的调解方法，使茶馆酒楼的经营不仅在形式上得到改变，经营内容和手段也同样得到改善。
多大的矛盾，冲突方的地位，决定了茶馆酒楼的档次。因此，鄱阳的茶馆酒楼不但规模和数量可观，而且陈设讲究，追求高档，设施齐全，对烹饪的要求也非同一般。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博采南北风味之长，并蓄江南水乡之美的饮食特色。既融汇了京、徽、川、湘、鄂、鲁、粤、淮扬各种菜系，又诞生了自己的风格——饶州或称作鄱阳菜，使鱼米之乡“饮食丰赡”的美誉，特别是水产类菜肴的制作与烹调，得到传承与创新。
3、娱乐文化。饶河调之冠名饶河而不是别的地名，关键是鄱阳水码头的地位，它从起初的弋阳腔到崑、徽腔的接受，直到皮黄、乱弹各种腔调齐全，完全是吸纳包容的结果，是码头文化特有胸襟产生的效应。大鼓、渔鼓、号子，无不催生于码头。一个看似简单的徘河——在夏天的夜晚，划着船在饶河上唱小曲——体现的正是码头文化的风韵。
码头文化的内涵与传承
一是码头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放意识强，接收能力快，有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包容而不狭隘的胸怀。这一点可从鄱阳人的衣食住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穿戴打扮得时尚、前卫、漂亮，住屋追求讲究、时髦，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
二是充分体现了城市格局的非政治性，完全以市民文化为特征，这就产生了明清以降，投身功名的人日渐减少，弃士经商增多，不少人开始将文化知识转为商品。
三是码头文化“俗”的原素加重，这里的“俗”可以理解为下里巴人的幽默和风趣。由于码头工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喜欢的是民间文艺，或街头巷尾的杂耍，或民间武术，或浪语油腔的小曲等等。鄱阳城乡茶馆密布，说书场遍地开花，专业与非专业演出团体并存，串堂班成为大众文化勃兴的典型符号，都可说是码头文化的结晶。
四是码头文化培养了鄱阳人吃苦耐劳、团结奋进的精神，一支搬运号子，喊出了码头工人团结才有饭吃，扎成一把，脚步一致，不怕负重，勤劳勇敢，忍耐宽厚的道德观。
当然，码头文化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和因此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敢为人先，宽厚容忍，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价值取向和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的精神，仍是今天应该传承和发扬的。尤其在这种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大环境下，更要以上海、武汉、天津……这些大码头的文化为榜样，让码头文化发出更加璀灿的光焰，以加快实现建设湖文化名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