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清以后的鄱阳县志，就会发现“书院”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15所书院，包括一所称作秦公讲堂的，3所建于明朝以前，5所建于明代，其他全都为清朝所建。也就是说，进入大清王朝，修或新建了7所书院。众所周知，满清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对汉民族实行文化专制，为什么他们又大兴书院呢？这问题说复杂又简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其实，清朝兴办书院，从禁到放也是有过程的。从全国来看，禁止创建书院，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朝廷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可见当时统治者对于书院格外警觉，以致视为“群聚徒党之所”。直到公元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在相隔顺治初年90年之后，朝廷才放话各省省城设立书院。我们知道，“书院”自唐代有了称呼直到清末。但书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唐朝书院是指藏书的地方，图书馆吧。中唐以后到五代，才逐渐演变为求学之所，程朱理学兴起之后，推动了书院的创建。明及以前的书院，虽然也有官立、私立之分，但多数是为讲学而设，是学术研究场所。
鄱阳新创书院的开禁，过程与大体全国差不多，但又不尽相同。据旧县志记载，顺治九年，郡守翟凤翥将毁于顺治三年，原建于胡公祠左，公元1602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创办的“芝山书院”，改建于府治的明伦堂西。从时间看来，这不是有违圣旨。就一般规律而言，一个郡守决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最有可能，事情发生在朝廷敕令之前。然而，公元1684、1685清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知府黄家遴、鄱阳士民又先后创建了“汇源书院”和“希贤书院”，这又作何解释？其实，满清王朝的皇帝深知，要统治中国，必须象前朝的君主们一样，“尊孔重儒”，推崇理学。书院是理学的产物，只要注意回避“群聚徒党”这四个字，把口号放在“尊孔”与“崇理”上，也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事实上地方官兴办书院，重要是在宣传自己的施政业绩，即“公之嘉绩”，再者还可以赚得顺乎“民意”的好口碑。像“希贤书院”就是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士民请为巡道查培继立生祠不许，诸生杨钺等请以为查公讲堂不许，乃请改为书院”，成为追思治饶良牧的祭祀场所。在顺治九年之后，即使有书院创建，也是过渡性质的。因为这时候的书院，既没有明代书院那种因私人讲学而兴起，是开展学术自由场所的这种性质，也不是后来完全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随着用人制度的改变和需要，书院如同府、州、县学一样，主要以服务于科举为目的了。于是，书院统一由官府管辖，并且给予资助。所以从公元1753年乾隆十八年起，“澹湖书院”、“秦公讲堂”、“芝阳书院”相继创建。
这里有件事需作个说明，当时鄱阳虽书院总数不少，但多是属于饶州府七县联办的。后来，通过时间的不断推移，有的书院成了本县独办了。以澹湖书院为例，康熙四十八年设在灵芝门，后因为这个地方为上谕亭，便改建在明伦堂东面。乾隆七年移到二条巷，一直是七县公有书院。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之后于十八坊购买民房，并就张屈二公祠重建，到光绪初年，才为鄱阳一县拥有。
有人会问，鄱阳当时财政不是很拮据，连造县衙的钱都没有，哪里有钱办书院呢？从书院发展的历史看，依靠土地资源的“出息”是主要办学经费的来源。理学家朱熹就说过，置田、买牛等都是书院的“久远之计”。按现在的说法是建立一种基金——买田地，或池塘，或房产，或某一种产业（如田庄、典库等），来维持书院的开支，包括房屋修缮、扩建，教师的束修即酬金、薪金，学生的膏火即灯油古代主要蜡烛，奖赏、仆役的工食银及礼祭等等日常开支。到了清朝中后期，由土地作为主要基金来源发生了变化。鄱阳随着水运事业的日益发展，商业的发达，土地“出息”逐渐被房租、店租、存款的利息所取代。这点我们可以从旧县志中看到：清康熙年间，座落在十七里弄、风雨山、东园里、韩山、朱源等处学田共168亩，岁征早谷103担，糯谷25石2斗，谷折银24两。此外，还有正银5两5钱5分2厘，漕米3担5斗9合；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仍将捐钱置办田地113亩6分5厘；第二年知府王必达，将官军来饶州驻防时，购买的2间房屋租赁出去，收入拨给芝阳书院；又过了三个年头，知县陈志培成立宾兴会，捐钱1500钱，在县城马家巷、张王庙购置房屋2间，将租赁生息挪作教育经费。
尽管清朝期间鄱阳书院的个数，有了增加。但由于书院的性质已经改变，“研究经史真实学问日少，学事入院所肄之业，全为四书八股文，五言八韵诗，所请主持书院的山长，所谓‘乡大夫之耄而无学，并经史之名不能悉数者’充之，所以书院也如府、县学一样，主要为科举的预备机关而已”。这种为统治者所用，只作科举考试准备场所，专习八股时文及诗赋等的教育模式，实际作用无非是笼络社会人心，麻痹青年思想而已。何况自明以来，在商品经济推动下的鄱阳，已经从封闭中走出，这种书院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只以一种现象比照，录取进士的数量，与前几个朝代相比，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每况愈下”。两宋鄱阳有进士116人，元朝也有8人；明朝63人，举人文183人，武4人；而清朝进士58人，举人文233人，武68人。如年按人口比例计算，更少得可怜。鄱阳人口：宋代约13万人，元代平均11万人，明朝平均26万多人。而清代鄱阳全县人口，咸丰以前平均35万多人，咸丰以后平均84万多人，可见进入清朝以后，鄱阳在人才培养的取向上，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下诏，停止科举。此前四年，朝廷已经明令全国书院改成学堂，州、县书院改成小学。公元1902年，澹湖书院率先改为“鄱阳县高等小学堂”；芝阳书院改为饶州府中学堂。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开始推行。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鄱阳的有识之士，纷纷接受新的教育，办新学之风盛行。农村集镇及人烟稠密的村庄，办起了初等小学。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鄱阳第一所女子小学——竟成女子小学成立。截至辛亥革命止，全县共有小学六所、中学一所、师范一所、中专一所。教育机构之多，可以说在周边乃至赣东北地区，都属不多见的。但就教学内容和形式上，还没有完全脱离科举制度的巢臼。在学校教学科目和内容方面，无论小学或中学，都重视经学，安排读经学的钟点较多。学生毕业考试，仍仿照科举形式，毕业生仍给以科举出身的资格；同时对于科举出身的人，也得分别进入各级学校。
新学对鄱阳产生的影响
清末新型学校的开办，一方面体现了对人才培养方法的改变，另一面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鄱阳当时的文化进步程度。尤其是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时这个地区的综合素质，有了进一步了解。即使站在今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末鄱阳的教育，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这种教育，为后来鄱阳人积极投身旧民主义革命，以及在旧中国涌现出不少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打下了基础。下面我想以四个旧民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来说明这种转型教育所产生的结果。这四个人就是何犹兴、李守诚、姜伯彰和周雍能。这四个人，在旧民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孙中山在世时，不但参与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而且分别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和秘书。不过，前两位有的人感到陌生，后两位知名度高，是新中国成立以前，鄱阳姜周两派的核心人物。
先说何犹兴。何犹新，字无文，鄱阳镇下河街人，1883年光绪九年生，1946年病故。何犹兴是饶州府中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体育会步兵科学习的。这个人从小就立有大志，到日本后，通过与孙中山等革命先躯的接触，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和后来的中华党。1910年，何犹兴毕业回国，不久即和革命党人李烈钧走到一起，积极协助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枪响后，何犹兴与江西本省的革命党人一道，策动清军五十五标的新兵起义，光复了南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何犹兴奉黄兴之命，奔赴南京任警卫营营长。在总统府，他尽心尽职，勇敢顽强，获得“忠勇之士”的赞誉。1913年在讨伐袁世凯的“湖口起义”中，何犹兴骁悍果烈，率部浴血奋战，直至兵败。湖口起义失败后，何犹兴回到鄱阳，不久被北军逮捕囚禁在南昌。袁世凯病逝，何犹兴获释，此时他度过监狱生活长达两年。出狱后的何犹兴又积极投奔孙中山，以图东山再起。1923年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他奉命离开大本营，回到鄱阳策动里应外合。陈炯明叛变，他响应号召回粤讨叛。1925年孙中山病逝，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7月9日蒋介石誓师北伐，何犹兴服从革命需要，留在广东办理税务工作，筹措北伐军需，此后又到江西负责税务工作。然而，向以清正廉洁自律的何犹兴，团深痛政权腐败，慨然离开江西，客寓上海赋闲，过着粗茶淡饭、清贫拮据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何犹兴生活更加困难，每天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一些守不住艰苦的人变节投向汪精卫伪政权，何犹兴不但守节无暇，甚至连变节亲翁的接济也拒不接受，并与之断交。
李守诚，李守诚又名儒修。1884年光绪十年，出生于鄱阳镇土井巷的一个书香门第。这人自幼勤奋好学，“通经史，识时务”，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烈钧，称他为“江西才子”。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在县学入学考试中，李守诚以排名案首的优异成绩，入邑庠也就是县学。后来又以“超等”成绩食饩，食饩即不仅免交学费，而且还能享受一点补贴。1904年光绪三十年乡试时，他本来可以考中正榜举人，因答卷中不完全依据孔孟学说，结果列为副举，以致主考官惋惜不已，认为他的答案“直可上追两汉，下匹曹刘……惜二、三场文字，杂有异端，却置副车”，并连连两声“可惜！可惜！”科举废除后，李守诚到省城求学并接受了新思想，成为先进组织“易知社”的成员。不久，去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积极参与策划1911年的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他竭力敦促李烈钧下决心反袁，并协助李烈钧举行了有名的“湖口起义”。“湖口起义”失败后，为避袁世凯通缉，他再次东渡日本，参与孙中山的建党活动。接着受孙中山委派，到马来西亚主编《光华日报》，写了不少有影响的，鼓吹旧民主义革命的文章。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他为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对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不满，而受到排斥。抗日战争，汪精卫曾派人拉拢他，他予以了严辞拒绝，并辞去一切职务回到鄱阳。虽然这时候他已经是贫病交迫，但念念不忘抗日，最后在忧愤中辞世。当时，他只有56岁。病逝后，连葬殓费也分文未有。
姜伯彰，字信暄，号芝阳老人。1885年生，1971年在台湾病故，鄱阳镇磨刀石村人。1907年，姜伯彰在饶州中学堂预科毕业后，考入南昌髙等学堂，三年后入江西高等巡警学堂续读。武昌起义枪响，江西九江率先响应，姜伯彰闻讯后与九江取得联系，又迅速回到鄱阳，敦促管带黄金龙响应武昌起义，成立饶州军政分府，使之成为继九江之后，江西第二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州府。湖口起义时，他受李烈钧委派，在修水县的吴城襄办兵站。湖口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1922年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孙中山病故后，姜伯彰追随蒋介石。1929年，鲁涤平主政江西时的，姜伯彰出任鄱阳县长。在此期间，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反动镇压，给鄱阳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1949年姜伯彰去台湾，先后担任过立法委员、主席团成员等职。在台湾的姜伯彰，成为江西同乡会的领导者，在台北建造了江西会馆，编纂出版了《江西文献》，对唤起在台江西籍人对故里的热爱，作了一定工作。
周雍能，字静斋，1895年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鄱阳镇十八坊。1906年就读于鄱阳高等小学，1909年，周雍能入南昌陆军学校学习。当时，有5千多名考生参考，正式录取仅仅80名，他是这80人中的一个。周雍能在陆军学校三年学满结束时，正值辛亥革命和南昌光复，时年17岁的他，则以军校学生身份，荷枪巡街维持秩序。1912年4月，周雍能考入南京陆军中学第五期。这个时候，南京发生兵变，各省改制军官学校，江西设讲武堂并开设将军班。8月，他回南昌入读李烈钧办的南昌讲武堂。“湖口起义”，他任调练团第二营营副。1914年，周雍能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织织的、讨伐军阀龙济光的敢死队。1920年，他接受国民党派遣，到古巴开展建党工作。1921年，在上海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逝世后追随蒋介石，主要从事财政工作。1949年去台湾，先后担任预算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党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后从事教育和工商工作，1986年在台湾病逝。
姜伯彰和周雍能一度是鄱阳的风云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为争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鄱阳的选票，拉帮结派，互相倾轨，给这片土地带来较坏影响。但是，作为因接受新教育而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不得不是鄱阳历史上的，两位着名人物。
“五四运动”给鄱阳文化的巨大推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虽然远在北京，但很快影响了鄱阳，鄱阳人予以了积极响应。先是鄱阳五中就是原先的饶州中学堂，和陶业学校的学生罢课，接着县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在大龙桥集会，并高呼“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反对军阀卖国政府”等口号游行示威。随即，工商界相继罢工罢市。可以这样说，随着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鄱阳人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渴求自由、民主、新生，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和专制政权的革命思潮，已经在悄然潜入人心，不少有志于改造时代、改革社会、改变命运的人，以自己的行为，甚至是生命，谱写了一曲为人民谋解放的壮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