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鄱阳能成为当时重要的移民地？我想有三点：第一、江西地区，鄱阳也就是饶州府，曾是朱元璋建国前较早的“解放区”，洪武皇帝派他既信得过、又有才干的陶安来此任职，有推行和开辟朱元璋治国大略的意图；第二、鄱阳“齿繁地窄”，赋税过重，而幸临过鄱阳，并对鄱阳人留下较好印象的朱元璋，有意从政策上给予一点“保护”，办法就是移民；第三、这也是选择的关键，鄱阳湖赋予了鄱阳四通八达的水系，这对以水为主要交通纽带的六百多年前的王朝执政者来说，是最好的利用渠道。故此，我对瓦屑坝、筷子巷、油墩街这三个移民地，都属于鄱阳深信不疑。当移民数量骤增，需要多个疏散地时，作为瓦屑坝的补充，筷子巷、油墩街也就出现了，于是有了移民留给后裔的记忆。至于说南昌筷子巷，我查了一下地图，它离水不近。当然，它很出名，不但设有派出所，还出了个英模民警邱娥国。
明初鄱阳湖对鄱阳最有影响的两件事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似乎感到在现代鄱阳人眼底，鄱阳湖只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符号，因为她离我们的生活远了，我们对她的依赖少了，甚至在洪水淼天的泛期，也不再感到她力量的巨大。不像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与鄱阳湖休戚与共，依荣依存地那般亲密。其实，当我们翻开发黄的历史之页时，就会惊讶地发现，鄱阳与这个大湖的关系，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尤其是进入大明王朝之后，她为这块土地的发展，不仅奉献了无尽的资源，同时也为我们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鄱阳湖大战，可以说为鄱阳后来的历史地位，谱写了新的篇章。这里，我重点只说两点。
第一、明初的鄱阳湖，不但奠定了朱明王朝天下，同时也提高了鄱阳的知名度。
我们知道，明朝之前，在北纬28度一32度之间的三个大湖中，鄱阳湖是名气最小的一个。而洞庭湖与太湖，远远超过了这个原为第二大，现为第一大的淡水湖泊。这从唐诗宋词，和中国文人的笔底可以看出。为什么？文化含量低，而古人对文化含量的认定标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名人效应。湘有屈子，也就是屈原；吴有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再说洞庭湖中葬有湘君，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太湖近畔埋着泰伯，周王长子，吴氏始祖，那都是顶尖人物。正因为如此，湖庭湖畔的岳阳名传古今；而傍依太明湖的苏州、吴县更是华夏名城。鄱阳湖有什么？五水汇流，一湖清水。尽管此前，她已经有了比她古老得多的鄱阳命名，而文人们依然习惯地把她称作彭蠡。
不可否认，这之中可能有鄱阳湖成长较为缓慢的因素，她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主要是北湖的活跃期；从南朝刘宋起，南湖开始加快了成长步伐；隋唐五代至北宋间，鄱阳湖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据我国着名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隋至北宋这段时期，我国的气候变暖，雨量增多，长江的径流量相应增大，水位上升。长江上游的来水，除部分分洪于洞庭湖之外，大部分倾泻东下，这就在湖口一带形成两种结果：一是分洪进彭蠡泽，也就是北湖；再就是顶托北湖出水。而这两种结果的结合，造成了鄱阳湖的南扩。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缺乏可以炫耀的人文资本。然而，是鄱阳湖大战，才让这个湖彻底走出了彭蠡的阴影：“太祖平陈日，楼船下此湖。波涛吐壮色，天地见雄图……”李梦阳首先道出了之中的缘故。也正是从这个事件起，鄱阳湖因鄱阳得名，鄱阳以鄱阳湖扬名，才算是真正的名副其实。这个大湖已经让世人刮日相看了：“鄱湖百丈锁蛟宫，向夕飘飞广漠风。云里匡庐看出没，天边日月挂西东。三江水涨银河接，万里湖面铁瓮通。此地一经龙战后，千年人识帝图雄。”袁懋谦的这首《鄱湖》，应是一首极有代表意义的诗作。昔非今比，在当时中国的五大湖中，鄱阳湖显现了无比的气魄，从此才以恢弘的气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给鄱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以致明太祖洪武皇帝，一度将饶州府改为鄱阳府。
第二、明初的鄱阳湖，不但张扬了鄱阳的名气，而且成就了瓦屑坝这个移民点。
瓦屑坝移民因为是一段历史，且不见记载，加上朴素的瓦屑坝地名，被后人为凸显儒雅，变成了瓦燮坽之称，结果让一个本应是明初较着名的移民点，变得扑索迷离，让人费尽猜测，并差点让人张冠李戴。
莲湖的瓦燮坽，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瓦屑坝？清朝就有两位学者写过相关的考证文章。一位并非鄱阳人，号作石虹，真名却叫张希良的，居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说此瓦屑坽非彼瓦屑坝，其实他否定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与张英攀亲。另一位是我们本县的史弭，他对此也有考证，史先生对瓦屑坝的由来，虽然考证细致，但似乎并没有抓住要害。依我浅见，瓦燮坽无疑是当年的瓦屑坝，是它现在的地理位置。瓦屑坝之能成为明初的重要移民点，关键是它拥有的得天独厚地理环境，而这个得天独厚，正好与鄱阳湖的赋予分不开。熟悉瓦燮坽的都知道，它处在莲湖东部，四望湖的西岸。鄱阳的水上航线，自唐以来，经由鄱阳湖进出的最佳路线是：从饶河进祝君坽，入黄沙港西行，便是湖夹港。去南昌方向，走表恩，入鄱阳湖，然后过康山，经梅溪行经赣江支流。去湖口，洪水时，顺饶河，穿洪家叶，走北河入鄱阳湖西行；枯水时仍经表恩，绕瓢山，最后都得过老爷庙、松门山，再入北湖抵达长江。近代的航线改由龙口入湖，经瓢山或往北或往西行。至于我说的湖夹港，恐怕人们感到陌生。我认为现在曾沿莲湖东岸，那条称作为“胡家港”的水道，实际上是湖夹港的讹音。因为这条港在大莲子湖与四望湖之间，洪水时连成一体，枯水时两湖相夹，对于没有航拍准确定位的古人来说，这条深水航道，当然是湖夹之港了。那时，莲湖被称作为莲荷山，是被水与陆路隔离断的一座孤岛。孤岛东岸的瓦屑坝，就在湖夹港与黄沙港的交汇处。稍北，就是四望湖，从这里往北可以入饶河；往南通航的范围更大，鄱南及乐平、万年乃至德兴，都可以从乐安河经黄沙港直达瓦屑坝；余干，包括南昌、抚州、吉安等方向，可穿鄱阳湖经表恩，入湖夹港到瓦屑坽。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真可谓四通八达。粗略了解瓦屑坝的地理位置后，我们还是回到明初的移民政策上。尽管明朝政府，也就是朝廷，给予了移民不少优惠，而真正自愿要求移民的，恐怕人数不多，史料中的记载可以证实，朱元璋的移民基本是强制性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诸如并非朝廷授意的移民，在无法动用较多兵力押送的情况下，怎样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动用少数兵力，就可以控制数以万计的人群？最佳的方案，当然是选择一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毫无疑问瓦屑坝是最理想的去所，即使每次有数万计的移民，这里也能安顿自如。官府只要动用不多的兵力，把自愿或强迫的移民集中到这里，让他们除去按照指定路线，分别登上到达目的地的运送船之外，想走别的路恐怕就非常艰难，因为鄱阳湖为移民设置了天然屏障，能说这不正是鄱阳湖，成就了瓦屑坝的移民工程。
一个新的文化繁荣期的开始
大明王朝前后经了历276年，276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瞬间，但对于一个已经建县一千多年的古县来说，她不但开始走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同时走进了一个经过漫长时间蕴酿的，文化繁荣阶段。众所周知，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经济是文化的原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酵母。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苍白。从明代起，鄱阳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走进了商品经济时代。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加快了水码头的发展步伐。因此我认为，明代鄱阳文化繁荣的最大特色之一，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城镇化进程的加大加快，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三个方面，而这种发展，已经不仅为以前的朝代所没有，同时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突破态式。
首先，我们从农业谈起。进入大明王朝，农业的最大变化，是综合经济体制的发展。这种发展，改变了传统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自给性经济体制，而形成了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机制。尤其是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林渔副较合理的协调发展，生态平衡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利用等，推进了农业经济中的商品地位。考虑到电视机前受众对象不同，我就“集约”一词，在这里稍稍多说几句，什么叫集约？集约与粗放相对，也就是说在同一土地面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增加产品总量，不是完全依靠老天，或水耕火耨，或任其自然。相反在种作上，既注意“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在选种、育苗、施肥、除虫、灌溉、收割、贮藏及翻耕、土地利用诸方面，尚科学、重经验之外，又信神重巫，讲究禁忌。明代的农民耕田，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凡稻田收获不种者，土宜秋耕垦，使宿稿化烂，敌粪力一倍”。到了来春播种时，“一耕之后，勤者再耕、三耕，然后施肥，则士质匀碎，而其中膏脉释化也”。在作物方面，稻、麦、糯粟米、高粱、豆、棉、麻、蔗和若干油料并存。后来又有从国外引进的玉米、山薯和花生、烟草。据明武宗正德年间编纂的《饶州府志》记载，仅帛类，便有“布、棉、麻苎数色，”“货类，棉花。”这里的色字作种类解；货，指商品。
可想而知，素以粮食着称的鄱阳平原，在农产品结构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随着棉织物的增多，染料的需求也显得迫切，种蓝制靛的生产，在明朝中期也在鄱阳逐渐推广。蓝靛是种植物染料，又叫蓝青，简称靛，是从蓝草中提取的。蓝有蓼蓝、菘蓝、大青、马蓝、木蓝、苜蓝。6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有印象，早年我们不少家庭都有这种颜色的印花被心，现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蜡染，用的就是这种颜料。此外，水利设施得到进一步重视。从明宪宗成化年间起，到崇祯年间止的一百多年里，鄱阳先后有东朗、樟潭、北湖、汤湾湖、南湖、大场湖、神宝堂、新坽泉湖、车辆湖、孔目、泗溪、郭溪、荞麦湾、画湖、湘坽湖等24座圩堤建成；据《鄱阳县水利志》记载，公元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全县有大小堰坝171座。所有这些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无论技术还是水利设施，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次，看看鄱阳当时的城镇化发展步伐。明朝初期，人们仍然以农耕为本，工商为末。然而由于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在公元1403——1424年明成帝永乐年间，江西的水运逐渐成了全国商业运输的重要交通枢纽。鄱阳也不例外，饶河——鄱阳湖航道，刺激了本地商业的繁荣，土着人，尤其是南昌来鄱阳的经商者，逐渐增多。及到中期，随着徽商的西进，景德镇瓷业的空前发展，扼咽喉之道的鄱阳，商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1985年出版的《鄱阳县志》《商业》条说：“明万历以后，客籍商贾增加，有十多个省、州、府的商家”。尽管这种提法比较笼统，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但会馆的设立，完全可以证明当时鄱阳的商业状况。那么，会馆是怎么囬事？明代，在城乡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们为保护自身财产和人身安全，开始有了集会结社的习俗。这些行会商社，多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当沾亲带故，同一地区同一姓人，在一个市镇经商、聚集的人多了，为了增进乡谊、维护共同利益，就开始建立一种既含地缘因素，又具同业行会性质的联络场所，这就产生了会馆。会馆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四种功能：一、互助互济，增进乡谊；二、协调价格，排解矛盾；三、同乡旅社，临时贮场；四、义举庇所，集会场地。尽管这些功能，也只是一般化的商业兼地缘行为，但毕竟反映了鄱阳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并且推进了人们市民意识的增强。
明清以来，关于会馆，历来的《县志》都有过记载，先后共建有十所。其中数徽州会馆最早，正好在明万历年间。据《长江文化史》综析，长江流域的会馆，基本在这个时间始建，由此可见，它可以排在中国第一批的会馆之列。徽州会馆额曰：“新安书院”，地址在紧挨德新桥的华光巷下首、李家巷上首的中河街。这座会馆的出现，既使鄱阳最早有了旅县商帮的公共建筑，也使鄱阳商业发展与中国商业文明达到了同步。接下来有时间记载的是都昌会馆，建于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地址在下河街旧名墙角巷的瓷器巷口。其余的如德化桥西的青阳会馆、务巷口东的抚州会馆、华光巷西的婺源会馆、上河街施家巷东的福建会馆、上河街徐家巷口东的湖南会馆，及左家巷口东的广东会馆，都建于清朝。之中，有本省的两座会馆，即南昌、瑞州会馆始建年不详。瑞州又叫筠阳，就是现在的高安。对于这件公案，我认为并不复杂，根据它们的建筑地点看，应该晚于徽州会馆，早于都昌会馆。南昌会馆在下河街的中和巷口下首，瑞州会馆在南昌会馆与婺源会馆之间的桑家巷口上首。当时，鄱阳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街市不但出了永平门，而且形成了三街并行，即正街、现在的解放街，中河街和河街。而明朝中叶，新桥以下的河街最为繁华。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帮，便占据了这些地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大，到明末清初，河街便向新桥以上延伸，这才以新桥为界，形成了后来的上下河街。可见，占据了下河街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抢先，同时也是他们发展规摸的领先，否则，就无法在明朝时，便在这个黄金地段存在。
风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