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已是公元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六日，距写出第一首诗的一九八七年已经十多年了。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却在记忆中仿佛一忽儿过去了。二十六岁的生日刚刚过去，我又一次拿出了旧日里写的诗。这个习惯自中学便有了，而在三四年前中断。那时候总想着如何在短的时间里进步，让生日过得更有“意义”。这一次却不同，完全是碰巧。
说实话，自三四年前开始，我便自觉有些江郎才尽，不会写诗，写不了诗，不想写诗。偶尔写一点，也完全是应景之作，大家都可看出来。这里面的缘故我不想深究，因为那是自找麻烦，牵出太多的东西来。
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大概是一方面的原因。如果说要作些反思，大家想必要笑话我太矫情，所以我承认自己原本就不是个诗人，至多算得个末流的。
这说的是实话，人要有自知之明，不然就落人笑话了。依据也简单不过，把徐志摩、穆旦、艾青等早期白话诗人的作品拿出来读一读，估计就有一大把的“诗人”再不敢论诗了，当然更包括我在内。更勿论中国古诗词之精妙。我越发认定这辈子还是少谈点诗为妙，并庆幸总算从镜子里找到了本面目——竟也有快意。我原本就不是做诗的料，现在更正过来，也免得熬白了头。
另一句实话是无暇弄诗。做诗讲究才气不言而喻，但没有才气通过其它途径弥补也未必不可。那么，就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作不雅致的猜想，那些古人原本不像今人如此忙碌，才有闲情咬文嚼字，把文字咬嚼出那般的境界来，实属功到自然成。如今的日子虽然有鱼有肉了，可那得花费多少的心思呵，吃饭都只顾得上吃快餐，读书么，也就是遛遛。不急不行呵，房子要买，老婆要讨，孩子要养，时代要跟上，哪一样不是钱作招牌的。钱是什么，钱就是学问呵。
如何弄出这本诗，实在连自己都感到好奇，琢磨不透当初的脑子是怎样运作的。回想这些年来为做诗所走的路，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我也算得是幸运的呵，稀里糊涂把十来年的大好时光抛洒掉，竟然仍有食鱼食肉的福气——尽管丝毫未沾诗的光。不过，人总有清醒的时刻，清醒过来再去重复旧路几乎不可能。就算本人有良好的愿望，但事实上愿望毕竟是愿望。
那么，写出来的诗只能成为历史。历史就像一块布，说它是衣服也好，说它是抹布也好，总能体现益处。我当然是对这个历史最熟悉的人，于是就成了一个记录者，也仅仅是个记录者。
诗第一次真正编成诗集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的家乡。那时我所认识的一位四川老师说可以自费在成都出版社出版。结果因为拿不出那笔钱，就没有出。
第二次结集是在一九九七年二月的家乡。篇数没多大扩充，共一百零二篇。在家乡武穴自费印刷了两百册，分散给亲朋好友。这次花费了一千二百多元，去年才把债还清.
第三次结集是在一九九八年年底的武汉。原准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但随后的两年始终没能筹到这笔钱。
第四次是在二零零一年四月的梧州，第一次挪到了电脑上。加入了在梧州写的几篇，其它的未作变动。
第五次就是这次，我来到了山水如画的桂林。可能受它的影响，做诗的念头又蠢蠢欲动。无奈并无新诗做出，便整理起了这本集子。篇幅作了一定的调整，将两部小说中的诗也摘录下来。
从第一次结集到现在，诗集的名字始终没改，叫做《心迹》。为它写的后记也前后有了三篇，这一篇是第四篇。它们都是我想说的话，尽管写这一篇与前三篇的心境大不一样。心境这词确实有太多的玄妙，稍有不同，便若隔了万重天。这也是我将诗集取名为《心迹》的本意之一。
2001年8月16日于桂林凤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