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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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残简:1958(6)

自然不会是所有的工农群众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的遭际里,我们仍可发现有不少的普通工农群众,为蒙垢的知识垂叹,为蒙难的知识分子解忧,好似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描写的那位女主人公“马缨花”一样,他们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为这阴暗的遭际里一泓澄明的春泉,几支飘逸的水仙,并或多或少地给了右派们在严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气……

但不可置疑,这段话,的确概括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自1958年以来,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心理。

右派们也会染上幼稚病

在社会的大街上,知识成了过街老鼠,就是知识分子自己,也因为知识,而有了一种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国后多少次运动、斗争,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里淘洗床单、麻袋一样,异常卖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观,可世界观大象无形,你说你已获“释迦牟尼”的真传,可在口含天宪的“佛门”眼里,你依然是个尘缘未断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落到了“实处”--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所在的医院,奉上级命令,连人带设备,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个寒风呜咽、疏星几点的夜晚,王贤才夹着一大包东西,左顾右盼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又似幽灵一样,闪进了医院旁的荒地里,看这诡秘的模样,颇有几分像电影里的特务,转去荒山野地里给龟缩在那个孤岛上的主子发报。然而,他夹着的并不是电台,而是他译完不久的《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几块砖头……

希氏是美国的一位着名医学教育家、内科专家希塞尔的简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观点,即由于现代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分支科学好似人的神经系统越来越细密,过去那些同时精通好几门学科、而且在各个学科上都能达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在20世纪已成了昨日黄花,百科全书式的着作,在今天,已经是个人无法企及的一项集体工程。

希塞尔凭着他在医学界的崇高威望,组织了一百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着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教学书,于1927年出版。为了适应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以后每隔3至5年又改版一次。这部在希氏谢世之后仍被称之为《希氏内科学》的巨着,它的权威性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当时除去苏联之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其视为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王贤才是在山东医学院读书时知道这部书的,等了半年,总算在校图书馆借出来了,有同学特意称了一下,重达11斤半。此后除了上课,他的身心几乎全淹没在这11斤半里。

这真是一片大海啊,蓝晶晶的海水,折射进水里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阳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们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满各种规则的几何图案的鱼儿,或是在色彩绚丽的海螺间转着圈儿,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对对踏青的情侣们不忍离去;或是对着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状,那鱼腮里鼓出的串串气泡,不知缭绕了多少神秘的思绪。

王贤才深深地沉醉于一种理论体系的美。如果一个理论体系,能够从容、细腻而又鲜明、深刻地阐述一种社会或自然的现象与规律,这个理论便一定会有着大海般丰富的色彩美、大海般流动的韵律美。

一个周末的夜晚,同寝室的同学有的去看电影了,有的去参加周末舞会,他一个人坐在窗前读《希氏内科学》。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天上那轮光华如银如练的月亮,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电源开关,陡然,他年轻的生命里感觉到一股伟力的震撼--自己必须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么不凡之事!

这事情便摆在了他的面前:我国的医务人员,只有少数人能够直接阅读英文原着。能够直接阅读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这部价值昂贵、进口数量有限的书。为了让更多的医务人员读到《希氏内科学》,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决心要独力翻译出这部国际医学界的经典着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风吹灭了,擦第二根火柴,风又吹灭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牵扯他的心机。他团起一只巴掌,心机终于溅出了一点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面几页稿纸,就像浓妆的妓女发现了猎物,张开了阔大的猩红色嘴巴,立马有了妖冶、放荡的笑影。

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个小时、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枯;希塞尔,还有几十年来数百位医学专家在万千病体上凝结成的智慧,也在异常凄婉的一阵觫动之后,升腾为灰蝶,它们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离去的冤魂。

并没有人要王贤才这样做,是他自己决定要这样做。

他不会没有隐痛,如同溃烂过后新肉芽的生长必然伴随阵阵隐痛,他以为唯有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世界观来,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锅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双手麻木、机械地将一页页的稿纸投入火焰中,远远看去,那在寒风里无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将他勾勒成荒原上一株被雷电击过的枯木……

大约就在王贤才主动烧掉那部巨着译稿的同时,北京市一些文化单位的右派,在远郊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建造一座市委疗养院。为了让这里日后风景如诗如画,他们还担负着将周围的山上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干部和女右派,大伙儿都住在打着地铺的棉帐篷里,外面冰棱垂挂,里面冷得似座冰窟,睡觉时也得全副披挂,戴上帽子,裹上围巾,有的脸上还蒙个口罩。早上起来,一夜呼出的气息,在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干的活儿,多是抬几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疗养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浇灌果树苗。空手走在斗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趟下来,这帮文化人也气喘吁吁。现在实打实地干一天下来,一个个踉踉跄跄,软软瘫瘫,浑身汗透,好像是一条打断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里,还只能带这身臭汗钻进冰冷的被窝,再没有气力去换衣抹身,也没有时间去换衣抹身,挑灯夜战,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饭……

在这大概让愚公见了也得叹为观止的艰苦环境里,尚未闻到花果飘香的右派们,心头却绽开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诗果。一个名叫张永经的青年人,创作了一首名为《一担石沟之歌》的歌词,它的第一段是--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担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飞战歌……

三十年后,当上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永经,监制出了让多少国人哭湿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让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的《编辑部里的故事》,也许他正是在大山洼里开启了自己的创作才华。很快,有人将这歌词谱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们学习、劳动时一曲飘荡群山的战歌。

从维熙也心里痒痒,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内的右派们自发组织的上山挑水竞赛中,迎着五六级的凛冽西北风,身上脱得只剩下背心和短裤的他,也有了一片浓郁的诗意,随滚滚的热汗滔滔而下--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并没有人要张永经、从维熙戴着“镣铐”唱歌,是他们自己要表达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

是否如被人卖了之后却还帮着别人算钱,或者是逼你出家当了和尚,你还兴致盎然地敲起木鱼?

左派会染上列宁所批评过的幼稚病,右派也会染上幼稚病。

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涌

从1960年隆冬开始,次年达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里撤回了城市。他们不是先摘帽再回来的,而是先回来再陆续摘帽的,似乎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将远远赶不上一场令举国日月失色、山河凝滞的大饥馑吞噬生命的速度,他们不想给一堆白骨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