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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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上告(2)

一天,有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来病房看望小A。小A和她不熟,仅在区机关大院里见过面,只知其姓叫不出其名。那女人说是专程前来探病的,说了几句闲话便走了。小A虽觉有点蹊跷,也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谁知那女人竟带了人参、奶粉、蜂王浆、水果等价值100多元的营养品再次来探望她,小A不禁警觉起来:平素无交往,如此厚礼、关心,所为何来?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发挥一下枕边那台袖珍录音机的作用。这袖珍录音机是公婆为阎长印要上门认罪叫小B买的,为听磁带解闷她带到医院里来,不想派上了用场。她借口方便,悄悄把录音机带进卫生间,装上磁带,按下“红键”,藏入衣兜,回到病床。于是,录音带上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女人:听说你告阎长印的事了……出了这个事,你怎么能给你对象说,你真傻。

小A:那我得对他讲。我一辈子清白。我受不了这个污辱。

女人:你到家就说了?

小A:对,到家就说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和小B一点隔阂都没有,什么事都给他讲。

女人:那你也不该对外面说呀,你说出去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怕扩大吗?

小A:即使扩大我也不怕,你知道,我那两天都不想活了……阎是个大流氓,俺老婆婆、老公公救过他爹的命,没想到他干这个缺德的事……

女人:你这么说,人家不承认,说没有这个事,你也没办法。

小A:不承认?人证物证都在。

女人:你有证据?

小A:我当然有。

女人:那衣服,人家说是你自己撕的呢!

小A:我自己?我自己做那个傻事?我反正有证据。

女人:人家问你有啥证据,你怎么说?

小A:我有人证物证,除非把我杀掉,杀掉还有证据哩。

女人:你有物证?什么物证?你衣服是你自己撕的。

小A:我自己撕的?我是神经病吗?咱别提这事了,我都想自杀了,我恨死了。

女人:别,别,别,小A,你放心,我觉得我比你大两岁,出于关心你……

小A:……我不能提这事,提起这事我就能气死过去,唉……

女人:证据就是那脏东西吗?时间一长,根本就化验不起来……

小A:我能伪造吗?我哪能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你想想……别说了,说起来我气得浑身发颤,我确实受不了这个污辱……

这段对话的时间,1991年10月23日上午9时许;地点,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科病房28床。

录下这段“对话”的录音带,小A保存着,直到交给后来的办案人员。

可是当时,在这女人飘然而去后,小A一回味,惊讶极了。她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她怎么知道“撕破的衣服”?甚至连那“脏东西”、那色狼留下的“斑迹”这个女人都提到了。她为什么对“证据”那么感兴趣,一次次探问?又暗示这些证据不算数:“人家可以不承认”,“那衣服,人家说你自己撕的”,“那脏东西时间一长化验不起来”;既然这些证据“不可靠”,便激你另举出证据来,这便巧妙地摸了底。至于“你不怕扩大吗?”“说出去你有什么好处?”则是明白地给你一个不软不硬的警告:你还是不要上告的好!

小A把这神秘女人“莅临”的情况告诉丈夫。两人左思右想,头脑里不由把这女人和阎长印相连,莫非是他派来摸底兼警告的说客?

从这一两天里出现的种种奇怪的迹象里,小A夫妇意识到阎长印的巨大能量。摆在他们面前的告状之路将是崎岖险峻的。

“不管他们怎么威胁、阻拦,我非要告!告不动我也要告。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这个坏人!”小A说。

小A病未好,加上一个接一个的刺激,吃不下,睡不好,身体更虚弱了。“不告阎长印,再好的医院也难治我的病。”她坚持要求出院。小B未能劝住,只好接她回家。

未能告得动阎长印,阎长印似乎更“红”了。徐州的电视频频出现阎长印的镜头;凡有沛县的新闻报导,几乎总有阎长印的“光辉形象”。小A每看到阎长印的镜头便浑身发抖,有一次见阎长印坐在主席台上神气十足的模样,气得抓起枕头向电视机砸去。小A的父亲,这位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退休老人,闻知女儿遭受强暴,又见这个强暴的恶人仍然威风凛凛地当着他的父母官,一气之下,把自家田里的花椒树砍得精光,把还未卖的花椒全部烧掉。祸起于花椒,老人把对恶人的愤恨发泄在一大片丰茂的无辜的花椒树上。

告不动阎长印,怎么办?小A猛然想起一个人:袁成兰。对,找袁成兰老师,请她帮助出出主意。

袁成兰非官亦无权,乃一做诗、画画、写剧本的巾帼书生。其诗、书、画、文颇有名气。但尤为人们称道的是她的一身豪气。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热情似火,坦诚耿直,喜欢打抱不平。她曾为被恶势力逼疯的姑娘鸣冤,为遭遗弃的老人写状,为沉冤于狱中的教师奔走,为被过重负担所压的农民呼吁。被人称为“女济公”、“女宋士杰”,也有杂志报纸称她为“彭城侠女”的。小A在画展上见过她,很喜欢她的画,对她以师礼相待。当小A告状无门之际,她想起了袁成兰。

一个夜晚,小A和丈夫、公公、婆婆一家四口,来到袁成兰家里。

这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彭城侠女”,听了小A和其亲属的诉说,激愤不已:“怎么有这种事呢?”她沉思片刻,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小A说:“我不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治不了阎长印这种坏人。我要到省里上告。”袁成兰说:“这很好。上告本身就是相信共产党。我知道省领导XXX就很主持正义,关心群众,喜听下情,你们不妨向他上告。”她还叮嘱小A夫妻,领导同志时间都很紧,除了简要的口头诉说外,要准备好精练的书面材料。小A夫妇谨记,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与信心。

到达南京,正值金秋,天高气爽。小A夫妇没有想到,一下就顺利地见到省里那位领导。在那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那位省领导仔细地耐心地听了他们足有一小时的诉说,又看了他们带来的上告材料,然后说:“你们马上到省纪委去,这事由他们调查处理。他们会很好接待你们的。”亲切和蔼,有如春风暖心。

官衔、职务的大小与架子的大小,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这位省领导对普通群众的亲近、随和、关心,和有的领导之难见,见到后之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小A夫妻不禁感慨万千。

到省纪委后,立即受到三位分管这一类案件的同志的热情接待,他们认真倾听和记录了小A诉说的受害经过,收下了他们的上告材料。鉴于强奸之类属刑事案件,小A夫妇又到省公安厅报了案,并呈交了阎长印作案的罪证--那条有他发泄兽欲后留下斑迹的小A的短内裤。

省纪委对此案处理算是果断的,不久便派出调查组赴徐州调查。1991年12月,省纪委调查组再次赴徐州调查,并由省公安厅办案人员从阎长印身上釆血,以化验那条短内裤上的精斑。为确保无误,还送到北京最权威的化验所化验。化验结果,证实那精斑正是阎长印的。想当初,当这位被兽性扭曲了灵魂的县委书记,狂暴地蹂躏一个瘦弱多病的女子时,他绝未想到,同时也留下了无法掩盖的罪证。

读者会庆幸:小A的上告终于有了结果,阎长印将依法归案。人们这么想是合乎常理的。可谁知道,这件事到此,却又无下文了。

小A的丈夫小B在办公室又接到匿名电话:“趁早撤诉吧,告阎长印是告不倒的。再不撤诉,3天之内叫你们见血。”

阎长印仍然神气十足地出现在徐州电视荧光屏上,其出现频率,比以往更多。从12月5日至12日,仅仅8天时间,就有4天徐州电视上出现阎长印或主持会议或讲话报告的镜头。

如此简单的案情,不知为何迟迟拖延?更不知为何出现上列奇特现象?小A又一次困惑了。

莫非仍然未能告得动这个阎长印?!

小A于是再上省城。一次,两次,跑纪委,找有关领导、找调查组同志,访公安厅,得到的回答,要她耐心等待,并劝她安心养病,保重身体。

可阎长印照样神气活现上电视。1992年1月,又上了3次。那张小A一见就毛骨悚然的肥脸,仿佛向她挑战似的,在荧屏上威武地炫耀着,似乎说:告吧,告吧,你能把我怎么样?

她受不了,她的精神支持不住,她几乎要垮了。小B看着日益憔悴的妻子整天流泪,心如刀绞。“快了,快了,等吧,等吧!”他强忍住心疼,只能用这几个自己也感到渺茫的字眼,宽慰她。他知道这种等待,不啻是一种精神折磨。难道告官的百姓都得承受这种精神折磨?

一天,他去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办公室询问处理此案的消息,一进门,看见阎长印坐在沙发上。一个心灵受伤害的丈夫,忽见对妻子施强暴的恶人洋洋自得地出现在面前,焉有不怒火中烧的?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阎长印的衣襟,怒斥道:“你这个流氓,强奸犯,你不是人!”阎长印也不甘示弱,蹦起扭住小B的上衣。这时在场的纪委书记和工作人员快步上前分开两人,并把小B拉到另一间会议室。一场冲突,在刚刚冒出火花时即被制止。

冲突一刹那过去,事情的发生可以理解,亦很平常。然而冲突的另一方为县委书记,便不平常了。这位县太爷马上一个电话,一会儿便来了两个“大盖帽”保驾。这还不算。第二天,小B的罪名便下来了。其一是在领导人的办公室“打人”,“妨碍公务”(尽管在场的纪委书记直言:只见扭扯衣襟,随即拉开,并未打成);其二是“侵权”。接着便要传讯“打人凶手”。一位市公安局执法干部打电话给小B的领导:“你们如果不管,我们来管。”

果然来管了。像发现江洋大盗或抓大案要案一般,竟成立了一个以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为首的五人调查小组,调查“小B打阎事件”。并拟传讯、拘留小B。

小A、小B夫妻,状告县委书记阎长印强奸罪,至此达5个月之久,未见徐州有何动作;而受害者的丈夫一怒之下抓了作案者阎长印的衣襟,不到3天,公安局副局长、纪委副书记亲自出马,立案侦查,还要施以拘留,其时间之快速、阵容之强大、处理之严峻,实在令人瞠目!

其实,杀鸡焉用牛刀,被强奸的弱女子小A的丈夫,乃一小小的普通的工作人员,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市纪委副书记之尊,亲自出马,处理这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打人”未遂案,岂不过于小题大做了吗?

大题不做或不敢做,小题大做或无题也做,我们的这些公仆们难道就不怕老百姓说官官相护、以权代法么?

徐州市委机关有好心人,向小B亲属透露出要拘留小B的消息,于是这个满怀激愤的丈夫,带着病歪歪的妻子仓皇离开徐州,又一次奔南京上告了。

这倒和《水浒》里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命运有点相似。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污辱,自己反而被抓、被囚,而后亡命他乡。在戏曲舞台上,在电影里,在旧社会的报纸杂志上,我们也常常看到、读到妻子被豪强、恶霸、地主、衙内霸占、强奸,丈夫被打、被押、被杀的悲惨故事,想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这种悲剧还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影影绰绰地出现。

小B乃中文系毕业,读过《水浒》,看过戏曲中古代传奇,他说他和妻子这次出走,其心情就和“夜奔”中的林冲一样,真是一腔愤怨冲天阙。不过林冲“夜奔”是投向梁山;而他和妻子奔往南京是找共产党江苏省委。他们相信共产党能为他们鸣冤,惩治恶人。

走得匆忙,小B和妻子到南京后才发现身无分文。幸亏连夜小B父母让一位亲属赶到南京,给他们带来500元,并在信中叮嘱:“孩子,没有我们的信千万不要回徐州,就是在外面流浪也不要回来……”

拿到父母的信,这对受害的夫妻抱头痛哭。仓皇出走,有家难回,告状告到这一步,只得向苍天悲呼:公理何在?党纪国法何在?

但他们还是坚强的。他们悲愤地又一次走进省纪委。

小A并不满足于省纪委具体办案人员一般安慰,尽管这种安慰是很温暖人心的,在徐州难以得到的。但她不能再等待下去。等到如今,连自己丈夫也将被拘留了。如果丈夫被拘留,自己又抱病在身,谁能陪她上告?

她要丈夫和她一起找X有关领导。偏偏这位领导事很忙。到办公室,有秘书挡驾;到家里找,家里回说,有事情到办公室,或者便说不在家。没办法,于是他们又采用老办法: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