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30年文学典藏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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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臭妖婆”自述(8)

三个孩子个个争气。老大一九六三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二十六中的高中,寒暑假都回家过,总关在小西屋里埋头读书。为了庆祝他升学,八月份我们每个人都买了郊区月票,一到星期日就去颐和园游泳划船。荔子八岁上就被选拔到北京市游泳训练班,第一次受训,是我带她去的。在太阳体育场的室内游泳池,别的孩子正踌躇着,她却一个猛子就扎下水去了。老大那年十六岁,已经能够不歇气地游上两千米。我和亚带着桐儿划着船,跟踪两个泅水者。

有一次,亚竟乐极生悲,凝望着仿佛沉浸在睡梦里的波光粼粼的湖水,深深叹口气说:“真没想到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多久。”

我觉得他简直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一九六二年,空气宽松起来。机关里不断地开神仙会,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要毫无保留地把肚子里的话讲出来。当时还真有些记性差的人上了当,有那么几个替彭德怀鸣不平的。亚应当说还是笼中鸟。好在他的身份也保护了他。领导虽然普遍号召,但弦外之音是右派分子免开尊口。亚也乐得如此。他一心扑在培养孩子上。他对孩子的负疚之情远甚于他对自己被迫搁笔而感到的遗憾。

一九六四年秋,东城区的少年宫举行讲革命故事的比赛。亚就当一件大事来抓。他为桐儿选了个《泥鳅看瓜》的革命故事,为荔子选的是《一支驳壳枪》。他把两个故事改写得上口一些,又指导孩子们该怎么讲,怎么打手势。亚正导演时,我忽然想起,在一九五六年作协举办的迎春晚会上,他即兴讲故事获得第一名的往事。

两个孩子在家里排练好了,双双被学校推选出去参加东城区的选拔赛,最后都得了优秀奖。在景山少年宫召开的发奖大会上,刚上一年级的桐儿代表全体得奖者把《泥鳅看瓜》讲了一遍。那天我们一家都去了。身穿蓝色灯芯绒海军服的桐儿站在台上,面对着几百个小朋友毫不怯场,讲得生动诙谐,大家报以阵阵鼓掌和笑声。

尔后,少年宫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亚联系了一阵,后来忽然冷漠起来。估计是晓得了亚的政治身份。

桐儿四岁时由育群托儿所转入培新幼儿园,开始表现出绘画才能。他的画获得过电视台的奖品。亚一回京就给他买了个画箱,我带他去北京站等地写生。每星期日,亚还把荔子驮在自行车上,带她到东四三条去学钢琴。

有一次,亚买了两张中山公园音乐会的票,票价是一块二一张,没舍得给全家买。他说,既然让荔子学音乐,就得让她听听名家的演奏。他要我陪着荔子在音乐堂听音乐,这当儿,他带着桐儿在公园草地上写生。

回想起来,亚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反倒有时间来培养孩子了。倘若亚下去体验生活,就得由我一个人负责家庭教育了。然而,当亚于一九五六年搞创作的那几个月,我曾全力以赴地支持他。记得他刚从内蒙回来,准备写《万里赶羊》和《时代在草原上飞跃》时,大孩子突然患了猩红热。他才九岁,我们没舍得把他送进传染病医院,而让他住在里屋,亚搬到外屋来照应。所幸作协医务室很照顾,大夫和护士每天上门打针送药。他一确诊为猩红热,我就带着荔子躲到姥姥家去了,打算等他康复后再回来。

到第三天,亚打电话来说,他无法一边照顾病儿一边写作。这个病要拖上三个星期才能痊愈,而那时他就要陪外宾到全国各地去转了。我立即对他说:“那么你就到八大处的招待所去写吧,我回来照顾孩子。”

那时我正怀着桐儿,离预产期只有几周,为了保护胎儿,我尽量注意了消毒等问题,但多少还是冒了风险的。后来大夫批准孩子每天可以到院子里去晒晒太阳了,我就开始帮他复习功课。他复课后高兴地告诉我,他在家里学的竟超过了学校教的进度。

在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那些岁月中,每逢看见他庸庸碌碌地消磨光阴,我便想:好在过去他能写作时,我从未扯过他的后腿。

搬入“方舟”后,亚一度放松了警惕。一次,他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回家后就对我念叨说:“抗美援朝时的总司令,那么大的功劳,可整个博物馆,连他的名字也不见。”

我明白他指的是彭德怀。我说:“你别以为只你看到这一点,那些长征的老帅不比你懂得?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年的教训你还没有受够吗?咱们得相互提醒着点。现在好容易吃饱了,说不定又该折腾了。万一又来一场运动,让咱们背对背地揭发,怎么办?”

亚听了,就再也不作声了。

5.参加“四清”

果然,一九六四年,风声又紧了。干部奉命批《早春二月》,批《北国江南》。样板戏搬上舞台了。以亚的右派身份,这些都似乎与他关系不大。那时他最担心的是买房问题。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的)竟买了房子,这不是“修”的铁证吗?夜间他有时醒来就小声问我:“咱们算不算修了呢?”

我说:“你就往我身上推好了,说,‘文洁若坚持要买,用的是她的稿费,房契上写的也是她的名字。她口口声声说要给孩子找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怎么拦也拦不住。’这是解放后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的,又不是剥削来的,何况也没出租,该是合法的吧。”

一九六五年,我作为工作队员下去搞“四清”了。前几批是到北京近郊区,我们这次是到河南安阳和林县,规模大,时间也长。这是“反修防修”的一个措施,编译所的冯雪峰也去了,只不过要求他在下面不要用本名。我们预先学习了文件,知道农村出现了“四不清”:经济不清,政治不清……针对农村的“四不清”,要进行“四清”运动,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文革”的前奏。

“四清”工作队是十一月七日动身的。亚由于毕竟摘了帽子,还是来送行了。头一年的七月摘帽后,他曾写信给各地友人,报告这个喜讯。我们都太天真了,以为只要他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前途还可以是光明的。

我们先集中在县里,又分散到各个大队,再从大队下到生产队。我和行政部门的一位女同事,以及三个地方干部一道来到留马大队杨布拉屯。进村时,看见一个电工正在电杆上操作。原来为了搞“四清”,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有史以来第一次接通了电。

村里的基层干部一开始就一律靠边站了,我们发动群众背对背地揭发。群众自然有顾虑。即使真正掌握了什么线索,他们也怕工作队一旦撤走了,会遭到打击报复。

这个村子太穷了,全村连一户地主富农也没有,土改时搞扩大化,曾将三户上中农当做地富斗争过,叫做“割尾巴户”。后来纠正了,但至今那些被斗户仍抬不起头来。开了多少次会,老乡也不发言,地方干部老赵私下里对我说:“这是因为反右时有人鸣放,吃了苦头。一旦划成右派,群众就一拥而上,硬是把头发都给拔光了。”

我听了,不禁打了个寒噤。我原以为农村没有搞反右斗争,原来更加残酷。相形之下,亚要幸运多了。那些农村右派只不过是在哪个小镇工作,将那儿的鸣放情况向乡亲们介绍了一下,就构成了罪状。

比起河北丰润县的张山庄来,这里的农民更穷苦也更愚昧。苦大仇深根子正的秦德隆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破棉被。他是老光棍儿,弟弟、弟媳却养了六儿一女,最大的十七,最小的才三岁。数九寒天,三岁和五岁的竟然一丝不挂。我因事先就听说林县缺水,带了大量旧衣服,打算回京后再洗。我找出几件给他们穿上了。但又想,这又顶什么用呢?农民翻身解放已经十六年了,政府要是把搞阶级斗争的劲头用在消灭穷困、办教育上,对农民不是更实惠多了吗?

农村“四清”,也像城市中当年搞“三反”、“五反”一样,是预先确定好打出多少“老虎”,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在组长的督促之下,我认认真真为每一个“四不清”干部整理出一份材料。队里的小会计被迫交代说,为了娶他那个弱智老婆,先后贪污了一千多元公款。可是他家里穷得叮当响,成年吃红薯面饽饽,唯一的副食是腌得已发了黑的红薯秧子。最后复查,一文钱也没落实。用这种无中生有的办法来“锻炼”干部,能收到什么积极的效果呢?永远让一部分人反对并斗争另外一部分人,固然符合了《矛盾论》的规律,可那符合社会前进的规律吗?

我脑子里既然有这么多问号,纸里包不住火,几乎一言一行都犯右倾错误。地方干部经常对我说:“什么时候左都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后来我就索性只埋头整理材料,旁的什么事也不管了,还抽空为积极分子杨长福改了几篇论文,从而和这个十五岁的贫农少年建立了友情。

原来预定六月初参观红旗渠,但是北京下了个紧急通知,五月底我们就匆匆上了火车。我觉得领队的韦君宜的神色似乎有些紧张,但我想:她是出版社总编辑,而我是一介编辑,运动怎么也搞不到我头上。

十、浩劫

1.社会主义学院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惨遭杀害的中国无辜生灵超过两千万。解放后,人民政府却立足于让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放弃了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利。理由是:由于我国人民过去受够了战争赔偿的苦,所以不愿意让日本人民受同样的罪。

这样就保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日本,不仅在国民经济方面不仅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还有力量不断地大量培养科技人才。而中国呢,一场“文革”浩劫对教育工作的破坏,对人才造成的损失,影响是何等深远。至今每念及此,不禁令人痛心疾首。

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我刚从林县回到北京,亚就悄悄地告诉我,邓拓已于十七日自尽身亡。我们既然没有勇气步他的后尘,就只好听凭命运的摆布,“盼望最好的,等待最坏的”--多年来,我也接受了亚的这一生活哲学。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剃阴阳头、拳打脚踢的事。我随着出版社的革命群众乘大卡车去北大取经。在校园里,我第一次看到挂牌子示众的,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佩云。各地前来串连者,将偌大一座最高学府挤得水泄不通,不消说,他们回去后,立即会在全国各个角落如法炮制。

尽管文件说,这次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我们也仍是忧心忡忡,生怕这只“方舟”会在这次风暴中翻掉,惶惶不可终日。

果然,六月下旬,上边宣布出版社一批人要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名单上既有党员领导,又有像亚这样戴过帽子的人。

走的那天,我茫然地帮他整理了简单行装。过几天,李荒芜就来串门了。他刚听到亚已经“集中学习”去了,登时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连坐都没坐,连忙嘱咐我一声“千万别对人说我来过了”,抹头就神色慌张地走了。

我蓦地意识到,说不定荒芜听说过“集中学习”意味着什么。

周末,亚忽然回家来了,而且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的,共有七百多名,除了各单位的党委成员,还有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作家、翻译家、演员、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等等。吃得好,睡得足,不打不骂,只学习反修。我也不知道亚是故作镇静,好让家里放心呢,抑或确实是那样。不摸底,我只能竭力往乐观的方面想。犹豫再三,我还是把荒芜受惊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怕他过于乐观,局面万一发生变化,精神上会整个崩溃。

业务虽然停了,但出版社也不能没有领导,所以一批空军进驻了。他们也不知道这场运动该怎么搞法。除了一遍遍地叫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就是带头搞卫生。从办公室到过道楼梯厕所,真做到了纤尘不染,建社以来从未这么干净过。

2.福耶?祸耶?

日本文学翻译界有两位泰斗--周作人和钱稻孙。自五十年代起,出版社每月预支给他们生活费,出书后从稿费中扣除。回京后不久,我接连收到周、钱二人的亲笔信,说六月份没收到生活费,问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下去参加“四清”前,二人的生活费就各被砍掉了一半,“文革”正式开始,就索性整个不给了。我把原信转给财务科,当然没敢回信。

此事倒使我联想起亚的情况,意识到他在逆境中的口头禅“是福是祸很难讲”有一定的道理。亚被划为右派后,原定不要他下去劳动,而留在北京为出版社翻书,按月领生活费。后来又改为赴农场监督劳动。当时,他十分想不通,认为是出尔反尔,不恪守信用。他还是咬咬牙下去了。一九六一年又被调回来,降了级,但仍是出版社编译所的一员。倘若当年他也像周、钱那样,成了编外译者,浩劫一来,他又无书可译,会一直失业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头隶属一个机关,毕竟比待在街道上安全多了。机关干部多少还有点顾忌,最倒霉莫过于落到街道手里。那阵子谁只要混上个红箍,就可以为所欲为。红八月中,我亲眼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张友松(马克·吐温研究家及译者,像周、钱那样,也是出版社的编外译者)跑到出版社来要求庇护,但碰了钉子。听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这么打瞎的。周、钱的下场当然更惨,前者勉强活到次年,后者于“红八月”后不久就咽了气。

3.武斗

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其中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然而武斗正是在这之后蔓延全国的。

八月中旬,亚等将近二十人被几个“戴红箍的”从社会主义学院揪回本单位来批斗。他们刚一下车,从社长许觉民起,每个党委成员均被扣上一顶尖帽游楼,亚等“牛鬼蛇神”(其中包括长征干部冯雪峰)尾随于后。有人觉得不过瘾,还把一个字纸篓扣在翻译家金人头上。韦君宜同志是游楼者当中唯一的女性。我看到她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两位女空军奔过来,从两旁搀着她走。这位出身于天津名门的女共产党员,十七岁考上清华,家里准备将来送她留洋,她却不等大学毕业,就自觉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家庭,投奔了延安。她有什么罪!

像一阵龙卷风似的,机关、工厂、学校、街道,通通发动起来了。

突然间,住在东四八条的我母亲那里也出了事。

她是一位孀居的家庭妇女,住在一个小跨院里,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与世无忤。一九五八年,大院子里办起街道工厂,母亲为人慷慨,夏天,经常请工人们吃西瓜,又张罗着在自己的炉子上给这个热饭,给那个烧开水,从未跟谁闹过矛盾。

亚幼年失恃,生活中一直渴望有个母亲。婚后,他同我母亲相处得很好。看到老人家每天要从中院的自来水管往缸里提水,十分吃力,就为她买了胶皮管。他于一九五六年陪外宾,从杭州给她买了漂亮的阳伞,并从广州给她带回凉席。母亲也十分疼爱这位女婿,他的每本译着她都读过。

母亲的头发是天然卷曲的,直到老年,基本上是黑油油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一笑就露出一对酒窝。有一天,母亲到朝内市场买菜,看到有鲜荔枝,就为孩子买了两斤,给我送到出版社。她正要在传达室给我打电话,适逢我的组长外出归来,就托他把荔枝带交给我。组长是新加坡归侨,说自己的妈妈也注意穿戴打扮。他在办公室里将我母亲那天的装束细细地形容了一番:身穿墨绿色薄呢短袖旗袍,配一副同色缕空长手套,肉色丝袜,鹿皮半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