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对“弱势群体”进行“人文关怀”的角度和意义上，我很欣赏江西青年作家陈然的一些作品。我对陈然的经历和文学创作了解不多，仅知道，他生于1968年，还很年轻。但从这部《幸福的轮子》所选的20篇作品来看，他对社会生活有深切的体察，艺术感觉很好。题材取向极显人生历练，艺术手法也很老到。他的题材的领域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写“弱势群体”的人生际遇；二是写青年男女的现时心态。这两方面都写得很有特色，但我尤为欣赏他描写“弱势群体”的那些故事、那些人物和那种独特的风格。……陈然这部集子中，《幸福的轮子》《亲人在半空飘荡》《我们村里的小贵》《死人》《怀念桑树》《民歌》《张拳的光辉历程》等，都可以说是写“弱势群体”的。主人公有三轮车工人、苦力轿夫、中小学教员、家庭主妇、村姑弱女……他们往往命运不济，遭受着人生的各种苦难与不幸。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不幸者中的大多数，虽有命运的哀叹，但几乎都不怨天尤人，他们善于从苦难中寻找生活的出路，从不幸中剥离出痛苦而取得欢乐，从卑微的境遇中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我读陈然这些作品时深切地感到，作者对“弱势群体”中的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是充满着热情的，对他们的艰辛劳作与幽默智慧充满着赞美，这与我读那些单纯去展览底层苦难和卑微心理的某些所谓“审丑”作品，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我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作家立意新颖、匠心独运，对“弱势群体”不仅同情，也有期望，对这些弱者改变命运的努力寄予热情的关注，表现出一种充满激情的高尚的“人文关怀”。
——缪俊杰《“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
我十分钦佩陈然写作上的这种执著，这种挖井式的姿态。从目前的创作来看，陈然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底层，评论家缪俊杰先生非常称赏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到了2004年，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从他的几篇作品来看，“轮子”不管怎样向前滚动，“幸福”与温情再也不会到来了。陈然已经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做好了充足的心理与认识上的准备，与其把愿望寄托在虚无的未来与美好的祝愿上，不如干脆让现实的残酷逻辑来演绎一切。这从陈然对故事结构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来，《幸福的轮子》那种早期作品典型的悬置式的结尾没有了，那些渐行渐远渐淡未置可否的尾巴被陈然干脆利索地一刀斩断，宁可牺牲作品的诗意，他也要将残酷的现实甩在人物面前，再不作善良的安慰，他明确地告诉他的人物，不管他们作怎样的努力，结果都是徒劳的，他们不配有好的命运。因为陈然不但看到了现实生活铁一样的法则，更看出了这些人物自身的痼疾。
——汪政、晓华《诗意的消失》
近几年来，底层写作的风格似乎定型了，因为一说到底层，那就意味着同情、怜悯与批判，于是其艺术风格也相应地呈现为正剧的或悲剧的，严肃有余而轻盈不足，单一而僵化。陈然不是这样，他的近期小说表现出越来越自觉的主体意识。……同样是写底层，陈然是自信的，也是放松的，他不惮人们说他对底层缺乏同情，也不顾忌人们是不是认为他歪曲了底层的形象。如《手》《蚯蚓》《我们小区的保安》《愚人节》《南瓜籽与伊拉克战争》等作品，都充满了戏剧性、趣味性、夸饰、调侃、反讽等喜剧性元素。《董永与七仙女》等几部作品实际上都是悲剧性的，但陈然却以喜剧的、幽默的语态去叙述；人物如老何、南瓜籽的行为是鄙琐可笑的，但陈然却能以“正剧”的方式很严肃地加以表现，这都是对人物相当成功的反讽式的处理，而这种故事层面与叙述层面的声音则构成了作品的复调。陈然的大部分作品在结构上都是对话体式的，即使短篇，结构也是对话体式，比如《蚯蚓》的冲突实际上是多重的，至于《愚人节》中的文化习俗、游戏规则与人物的悖反行为，《南瓜籽与伊拉克战争》中的故事文本与新闻文本、广告文本，《董永与七仙女》中神话传说、电影文本与故事文本更是具有相当的意义张力的对话。近作《我是许仙》写得更为放松，它首先采取了经典小说常用的愚人视角，现实生活经过黑豆的表达变形了，它与真实的生活形成了反讽的关系，使得在正常的视角下无法形成的叙事成为可能。比如换成一个正常的人，要么不会参与到姐妹俩的犯罪行动中，要么就是她们的同谋。当然，最根本的，黑豆外出寻找白蛇这一小说最基本的故事框架也不可能形成。《我是许仙》充满了一种谐谑的、狂欢的气息。由于采取了愚人视角，事物残酷的、严峻的一面被弱化了、遮盖了与忽略了，一些行为的性质被模糊了，一些事件的意义被隐去了，比如姐妹俩的犯罪行为，在黑豆眼里成为神秘的、神奇的游戏，而他本人的不幸也因为其幻想与超乎常理的夸张而变得滑稽可笑。《我是许仙》从文本上看是复调的，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它是小说的，也是日记的，又是戏剧的，它的潜文本就是《白蛇传》。陈然好像对这种方式情有独钟，在此之前，他就曾经写过一篇《董永与七仙女》，它的潜文本就是《天仙配》。在《我是许仙》中，黑豆一直以《白蛇传》的人物与剧情来看待现实。小说是表现当代生活的，但这个当代生活被《白蛇传》的方式处理过了。它实际上完成了两种叙事，一种是显性的，即黑豆的，也是《白蛇传》式的；一种是隐性的，是姐妹俩的，现实的。这一显一隐，构成了富于张力的审美空间，形成真实与虚构间的荒诞和错位，也形成阅读上的失重感与虚无感。所有这些，当然是美学的，但又是认知的，因为它给了人们别一样的视角，而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在对底层的表现上，它使更多的可能成为可能。
——晓华《底层如何呈现》
陈然的小说，艺术上有一个鲜明的共性，那就是以轻微的笔触描画细节，这其中包括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但陈然更关注的还是人的心理世界，所以，读陈然的小说，你不要试图读到一个多么惊奇的故事，但你肯定可以得到一些心灵的启迪，可以领悟到心灵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感受到心灵的震颤。就像有一把锋利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的手术刀，在轻轻地引导你，去摸索与触碰那最敏感也最隐秘的人类心灵世界。
陈然展示的心灵世界，并不是无所不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针对着人性的软弱。……也许，在陈然看来，虽然这些弱点是作品主人公的，但它同时也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只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没有那么极端的机会爆发出来罢了。
所以，读陈然的小说，很自然地产生类似读俄国小说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感觉。虽然他的小说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么阴暗，揭示的人性世界也没有那么深邃和宽广，但将人性世界和细腻的细节描写结合起来，去准确地捕捉心灵世界的每一次律动，以细节方式展示人类最隐秘的心灵世界，他的小说确实具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魅力。相比之下，陈然的笔触更为轻柔，也更为细腻。我们有理由对陈然寄予更多的期待。
在当下中国文坛上，像陈然这样执著地关注人类心灵、关注人性世界的作家已经不多了。人们都热衷于涂抹现实中的种种浪漫或传奇故事，热衷于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关注。其实，人性是一个更丰富也更内在的世界，也更值得作家们去关注。因为，我们所生活的，首先是一个人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物质的社会。
——贺仲明《轻轻触碰人性的软弱》
一个好小说的针对性和探索性，大概就是类似的方向：人身上的永恒特征和永无止境的想象。以陈然先生的审美，他设计的小说款式不太可能流行开来，相对适合一部分人。喜欢克洛德西蒙、胡安鲁尔福、马丁瓦尔泽等人的小说款式的人也不会多，他们多变的、极不稳定的款式，正是基于对人类纷繁的内心、想象力的尊重和引导。
……那些照搬生活、循规蹈矩的小说，对读者无疑是一种侮辱，读这样的小说，读者的思路大多会自作主张，会任性。陈然的小说不给读者这种机会，任性的是他本人。任性就是不断地变化，这需要勇气。陈然在我眼里是位任性的梦想者，随着梦想的深入，他已经在尘埃覆盖下的人性里发现了诸多蛛丝马迹，这些充满疑虑的东西，逐一成了他小说里的吉光片羽。他由此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也是对一部分读者的生存安慰。我想，这才真正叫精神文明。
——朝潮《陈然小说中的山鲁佐德》
陈然的短篇小说没有固定的题材类型，各种题材几乎都有所涉及。有反映官场黑暗的，如《剃刀》；有回忆儿时往事的，如《水画》；有表现农民工情感生活的，如《幸福的轮子》；有展示农民艰难生存境况的，如《死人》；有书写城市人精神空虚的，如《热爱明星》……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个大杂烩。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映入眼帘的总是林林总总的人和林林总总的事，每一篇都会给你新鲜的感受，你仿佛穿梭在这个世间的每一处角落，不由自主地就听到、看到了许多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最终，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生活。不怎么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却显得格外真实自然、沉重悠远。陈然的小说，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官场、职场、情场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用他们并不怎么深邃甚至是多少有些世俗气、猥琐气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然后把他们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向你一一道来。
陈然的作品虽然也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和底层情怀，但其对于底层的观照，却并没有陷入新写实主义自我创造的桎梏之中，而是在袒露其对底层悲悯同情的同时，以一种中庸仁和的姿态来看待底层，书写底层。他笔下的底层，既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歇斯底里与非理性解构，也不是新写实主义式的向现实屈就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而是在困境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出自我的反抗。或乐观积极地面对繁琐又充满着幸福感的生活，或以决绝果敢的气概向现实中的种种不如意发出不平的控诉，从而达到维护自己尊严与提升自我价值的目的。
——王春林《营筑短篇里的大千世界——陈然短篇小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