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满足了一个灾难事实的描述，还是满足了艺术家以求逼真的艺术心理，我耳边又继续响起那位病中女孩的箴言。现在该由那位黯然神伤的孕妇说出：“雕塑家先生，请不要把我们铸造成已经死去，也不要把我浇铸成我已经怀孕，我们的妈妈还不知道我们躺倒在这里。”
这大概可以成为批判家们批判我想掩盖人间真实苦难的口实，是的，除非他们没有母亲，除非他们只是苦难本身。我也曾以凝重的心态偷偷地欣赏这苦难矿工们的造型细节，我甚至伸手摸摸那个悲伤的孕妇像石头一样硬的肚子，瞬间觉得她忘却了躲闪。我的好奇心以摸摸那个孩子的脑袋作为参观结束，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母亲，这样连苦难都是孤独的。迄今为止我们只懂得口头上的“价值关爱”，却无从知晓“价值悲痛”。因为，关爱只能从悲痛中而来。
在我们这个国度，人间灾难消息的发布，最初有时的确是以“隐瞒事实真相”的方式进行的。一个战友牺牲了，唯独必须相瞒的就是在家乡井边正在提水的他的母亲。所谓悲剧通报的难点就是通报时刻的来临。其他人知晓没有明显的意义，死者的战友们藏着死者的遗物但谁都没有胆量走向老人。那放下木桶的腰身还没有站直，谁敢破坏母亲此时的无知状态，无知就是宁静。所以欲言又止，说出战友阵亡的事实，那话语中的意味真比蚕丝还细。谁都害怕看见母亲因悲痛而崩溃。
在我们这个国家，隐瞒事实真相到后来蜕变成向高级首长隐瞒，但上面下来的首长却听到了什么风声，非要亲自去查看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首长走了一遭后感慨地说：“只知道老百姓苦，但没有料到有这么苦。”一点不错，关于人民的苦难只是首长心中一种挂念。当首长终于在某一天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个冲击不是别的，正是人间的呼吁。
但是艺术家看上去也在呼吁，因为呼吁可以成名。但是，令我尊敬的贺延光先生在说：“直接表现苦难是最简单的，如果仅是为了触目惊心，去展示视觉刺激，而不考虑自己的照片对被拍摄者生活的影响、人格的损害，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因此，要有点忌讳。”
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家们早已把艺术“要有点忌讳”这个准绳抛到九霄云外。愈演愈烈的所谓视觉冲击力和听觉冲击力已如同潮水。最早我注意过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刻，竹竿将大红灯笼挑起，在某个屋檐下灯笼悬定，挂钩声咔咔作响。我想艺术家肯定迷恋这种音响质感，但是也太夸张了。那个“泰坦尼克号”，为了保持灾难的风度和震撼，在下沉的最后时刻仍然念念不忘船舷上的灯火辉煌，我们从欣赏艺术和生活里的所谓“小小质感”开始，艺术品位在慢慢地上瘾，现在也开始学会欣赏灾难的质感了。
贺延光先生提到的艺术对人格的损害，我甚至理解为艺术正对母亲造成损害，说到底，任何苦难和灾害的当事人不论他们人间的年龄有多大，他们的心中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在爱着他们。生怕母亲受到惊吓这是唯一的宗旨，因此，苦难的写实必须有所忌讳，这才是苦难中人真正的心声。艺术家应当照顾这种心声。
二战期间，当“艺术家”还戴着钢盔，手持卡宾枪在战场上服役的时候，那时，他们的行为只是忠实地执行法西斯当局所下达的活埋女孩的命令。任务的程序是：坑已经挖好了，然后将女孩推下去，最后用皮靴踏平泥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行为艺术”，这个行为的唯一主题就是宣告残忍。但是，孩子走到手持卡宾枪的人面前，平静地说道：“叔叔，请不要把我埋得太深，不然我妈妈回来就找不到我了。”我们的理解曾经有误，小姑娘不是在报道噩耗而是希望母亲能把她从深埋中拉出来，然后一块儿回家。这是在灭顶之灾面前勇敢地破解活埋的深度、破解所谓视觉震撼，我们人的最早的童声。因为人是有母亲的。
永远地不惊动母亲的神色，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人心和品质，保持天下母亲和天上母亲那面容的静穆，是我们的守望和责任。而往往，我们看见母亲微微闭目如此安详，却试图去惊醒她。所谓朝拜和跪望，此刻人心并不真爱那个端坐的女神形象。
因而，我们日常的人心，贺延光先生看得最透。他要拍张生病小姑娘的照片，却要让小姑娘放心，他说：“你看你的，用杂志挡住脸，保证不让你妈妈看出来是你。”
是为警醒。
关于记忆
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最初的记忆源头就是我还能记起被什么人抱在怀里，抱我的人大概站在一个巷口。我不清楚到底是被谁抱在手上，又是谁给了我一颗棒棒糖，生命却从这里轰然而至。
如果再往前追溯所谓记忆的源头，只能归为恍惚，我的生命是瞬间出现的。
我出生在自己的记忆里而不是由母亲所生。关于我母亲所生的说法，是我获得一个被告知的后天常识。这些后天常识还包括，我出生后即被放进保温箱里，因此，我曾在医院格外留意放置早产儿的保温箱，为自己被放在这么小的箱子里而羞愧难当。我的记忆源头也就是我的自我意识的源头。
首先是关于疼痛的记忆。
我的初始疼痛并不是医生往我婴儿时代的脑袋上扎针的那个时刻开始的，因为我的记忆并无这段遭遇。真真切切的痛感体验是一次意外，我被哥哥搂着去露天电影场看电影，途中我跌破了头。送到医院，医生蒙住我的脸后，为我缝合伤口，我疼痛的意识就从那一刻开始。在此之前，我无任何疼痛的感觉。
后来虽然还有一种旁人帮助描述关于我的疼痛故事：我曾从一张方桌上掉下来，我大声哭叫，最后变为凄厉的抽泣。但疼痛的主体——我，却毫无印象。
我疼痛故我在。我的记忆里不仅是记下了疼痛的滋味，而且还记下了在什么部位疼痛。疼痛的意识知晓、疼痛的时间长度，深深感到我正沉浸在疼痛中备受煎熬，因此，我知道用手扯下盖住伤口的洁白的纱布，是为了把疼痛从脑门上扯去，没有料到却牵扯到伤口；我的头左右晃动，也是为了摆脱疼痛；更不用说凄厉的号啕的目的是为了把医生们吓走，或者是要制止他们在我的疼痛旁绕来绕去，窃窃私语。清醒地明白疼痛掉到我的头上，在手脚乱蹬的行为语言中呼喊着另外的援助，这就是我的记忆发端。
有我能记住的事物，必然是我也曾经参与的事物。
我还记下了书中所读到的某些事情，某些信息，我仔细回味，这类记忆中的事物似乎与“自我”无关。实际，记忆只是说明我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接触哪些事物和信息。我记忆中有一艘沉船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是躲在船里的一个人，始终看到了沉船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记忆，我只是记住了我是在看一场电影，我只是记住了我在看什么。
这就是说，记忆有它的外壳和外壳上的许多触角，似乎是说明这个意思到底是通过什么记住那个内容的。
我是通过什么记住了我的童年，记忆萌发的原始事件呢？我显然不是通过看电影记住了我在巷口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我记住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设定为最初的首要记忆，而其他记忆均可被指定为是我听到的，或是我看到的。归根结底，我在巷口的事也是我“看到的”，只是不得而知我是怎么看到的，我在巷口的确不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让我知道的。
当我向孩子叙述有一根针头在他脑袋上扎进，他是如何痛哭的情景。孩子说，完全记不得了。这桩事，好像认定为任何人都同样适用。我的叙述如果生动，孩子就会记住他的脑袋是如何为躲避针头而转动的，他以后回忆此事，但又不得不加以说明，“听父亲说——”
医生在为婴儿扎针时，大都有这种朴素的想法，反正婴儿不会说出痛苦，以后也永远记不住是哪个医生给他扎针，所以下手有点狠，针头完全可以自由地多次进进出出。这里含有深刻的哲学意味，以后的痛苦必须有人向他描述，或者是说，没有任何印象的痛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一个“听说”与自己有关的记忆和自己印在脑海里的自己的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历史故事和人物故事到底有没有区别。
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仅有一点对昨天的记忆，我就是从我的昨天而来。如果我仅知晓现在我的此刻状态，我就是从我此刻写字的状态中忽然迸发出来，成为一个有形的人。
在我的记忆无法涉及的地方，在我这个有形人之外的茫茫空间，那里又有什么？当我们穷尽了自己的记忆，不得不得出思维的结论，我们是从虚无中而来。
这很类似于我们视觉的穷尽。我看见远远的草地上正漫步着一头奇形怪状的牛，慢慢地那头牛分成了两个部分，两只犄角离开了身体，这与我逐渐向牛靠近有关。那头牛肢体的分离更加鲜明，我终于看清楚了，草地上漫步着两头牛。我想到，在我的视觉之外，大概就存在着一个缥缈的虚空。
古先哲老子在思考世上的有形之物到底从何处而来，与一种穷尽的视觉也很相似。记忆的穷尽与视觉的穷尽均在一个有形之物面前止步。老子的思维只是服从了思维的惰性。实际上他想不下去了。他终究无法“看清”，这个“无法看清”，干脆就是世界万物的源头。他在得出了一个世界和人从何处而来的终极结论后，从此不再思维。从根本上讲，老子思维的原推动力是思维赶快结束后休息，他持的是一种终止思考的哲学。
人，一定要被告之，是母亲所生，这就导致出这样的结论：母亲的回忆成为我的源头，我出生在他人的回忆中。
人，经常在回忆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自己的回忆中，夹杂着其他许多活人的成分。
空碗和米饭
我听到敲门声。先是敲邻居家的门，过了一会，分明敲到我这边来了。敲门者手上似乎持有羊骨头，所以，敲门声很沉稳。
我不敢妄称他是“乞丐”。我靠在门框上，说实在对不起，我家里没有米饭。
敲门声说，我不是来要饭的，我找你要一个碗。我摸到一个不锈钢的餐具，放到他张开的米袋里。他说，我有了碗就不怕了，于是走了。
这个人的说法非常别致。他敲门的目的不是为了要饭，而是为了甩给我一句箴言。依照他的说法，人在世间，必须首先有碗，然后碗里才会有米饭和莱。当我的脑袋伸到碗橱里去寻找食物，脑袋碰响的不是食物，正是空荡荡，并且叠加起来的碗和碟子，响声证明，我有足够多的碗。
此时，借助敲门者光顾，我才想到，难道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吗？碗柜里躲藏的碗里没有堆满米饭，碗应该感到窘迫。假如取一只碗放到桌上，再配以筷子和汤勺激励，那情景将会怎样？我并非虚妄，怪就怪在米饭和碗暂时还不在同一个地方，就像鱼和水分了家。我得出结论，米饭在外面的大千世界中。我几乎又导引出行乞者的箴言，有了碗就不怕了，我也带着碗出门就行了。
美国哲学家兼作家梭罗曾经住在瓦尔登湖畔，许多旅行者离开了自己的路径，找到了梭罗的小木屋想要讨点水喝。梭罗回答，我家没有水，我可以借水勺给你们用。这个所谓“借”，也就等于赠送了。
这也就是水和水勺（类似于饭和碗）相互躲藏，互不谋面，但有亲缘关系的实例。那么，梭罗家的水究竟在哪里呢？他指了指瓦尔登湖。旅行者们拎着水勺到湖边舀水喝去了。
中国作家张贤亮恐怕也懂得碗太重要了。
他在小说《绿化树》里提到了那个倒霉的章永麟。章永麟有一个从资本家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美国罐头盒，被他像护身符一般时刻带在身边。章永麟对这个装稀饭用的罐头盒有一番活的见解，他把“碗”递进食堂窗口，必须凝神盯住碗里是否倾斜，从而来断定里面稀饭的多寡。他太关切碗在别人手上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