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2013年散文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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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春寒中的法国人

冯骥才

我站在塞纳河边的冷风里,脸颊冻得居然有点发疼,耳朵里却听着伦敦的朋友在手机中描述着那边的奇冷,并说这是半个世纪来英国最冷的春天,其实根本还看不到春天,已冻死五千人了。我的下一站就去那里,我仍不相信在英国会用可以冻死人的寒冷迎候我。春天到达人间从来都是艰难的,最初总是遇到一道冰墙死死挡在前面,而隔墙的那边,一准是柔和的春之绿,但此时此刻我们看不见也感受不到。不知在哪一天它忽然坍塌——你见过松花江和黄河坚冰崩溃时惊天动地的凌汛吗?随后春天就在我们的面前神奇地发生了。

法国人今年流行瘦腿裤,这种裤子更像两条细细的套筒,紧巴巴套在他们本来又细又长的腿上。女孩子下边多穿长筒靴,上边一件半长外套,一条长长的单色的围巾在脖子上绕来绕去,最后一团堵在领口上。她们从来对自己的长脖子十分爱惜。法兰西人种的脸正面窄侧面宽。迎面看秀气的一双小眼深陷在高高的鼻梁两边,嘴唇不厚,下巴尖尖。她们崇尚自然美,不刻意于修饰,衣服的颜色讲究协调,很少穿花。如今这个时尚之都的名牌大多被四方游客买光——尤其是被口袋塞着大把欧元的中国人买走。她们喜欢把包斜挎身上,包放在胸前。她们说这样安全——这是我所看到的法国女孩唯一不是唯美而是实用的生活方式。自从法国“左”派当政,治安不好,没学会斜挎包又好带现金的中国游客常常是盗贼猎取的目标。中国游客到巴黎只去几个景点外加老佛爷。老佛爷是超大的时尚名牌的卖场,每天都迎来阔绰的中国买家,很少见法国人进进出出。我问法国朋友作何感想。他们说,你们买我们的东西当然好呀。但法国最好的东西并不在老佛爷。

这话很中肯。我想,谁懂得这句话谁就懂得了法国人。

“把海河建成塞纳河”

十多年前中国城市的造城高潮中充满豪言壮语。我的城市——天津,把一个口号叫得山响,就是:“把海河建成塞纳河。”

初听这个口号吓一大跳,我真怕把海河“搞”得不伦不类。我曾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意见书递交给城市的相关领导。同时,还口头申诉我的理由。我说天津是一个华洋并存的城市。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1860年以来,成为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威胁朝廷的必经之地。中西文化在这个原本是北方码头的城市里激烈冲突又相互融合。这一城市特质鲜明地表现在仅仅五公里的海河两岸,或者说坐在海河船上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西方人是从东向西进入天津的。五公里的海河明显可分成三段。由解放桥(即万国桥,在租界入口处)一带到劝业场地区,洋人势大,建筑形态是外来的;从劝业场地区到东南城角是华洋杂处之地,显示两种历史势力及文化的交错与冲突;从东南城角到三岔河口基本是天津本土社会与文化的形态,天后宫、大胡同和老城全挤在这儿。

从这一条河所贯穿的城市形态就可以看到近百年西方人强行进入东方的历史。这种遗存与历史特征不是海河独有的吗?

记得我在市里一次官方的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把海河变成塞纳河是愚蠢的,也是妄想。塞纳河有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四件人类文化遗产,我们也照样建吗?复制人家的历史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能把自己独有的海河整理好就不错了。

这次会议后,这个荒谬无知的口号不见了,但海河上多了两件洋货。一是把塞纳河上最华丽的巴洛克风格的亚历山大三世桥复制一个,放在海河上;一是把伦敦眼也复制一个放在海河的一座桥上,自称为“天津眼”。

今天,我站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真是尴尬至极。感觉我的家乡有点像个“小偷”。

西方的教堂是精神的,我们的庙宇在商业化

久闻日耳曼大街相当古老,街旁有一堆生满野草的红砖的废墟,乃是古罗马遗址,据说里边还有罗马人的浴池。一些咖啡馆曾经是莫泊桑、毕加索和印象派画家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所坐的椅子是原物,摆放在原先的地方。一座斑驳的石头造的教堂是巴黎最早的教堂,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我从未进去过,这次经过必须进去看个明白。

教堂的穹顶不高,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历史过程太长,每个时代都留下痕迹,比方罗马式券洞、古典主义的木雕神龛、巴洛克式的壁画,叫你感到时间在这空间里一直赖着不走;教堂残破,伤痕累累,光阴昏暗,到处是阴影,但我喜欢这里边时间久远和沉静无声的气息。我发现教堂给信徒准备的蜡烛很便宜,有块小纸片上写着“自取”,价钱一欧元一支。不像我们的庙宇,只要香火一盛,香烛价钱翻番,开始宰客了。

记得一次会议上我说,一个宗教现象令我们深思:西方的教堂全是纯精神的,我们的庙宇大都商业化了。甚至有的庙宇还要搞文化产业。佛也要钱,谁还信它?

规划什么

抓住好天气在巴黎转来转去,去感受它规划的宏大。我在埃菲尔铁塔上领略过巴黎规划的大手笔。中国北京,还有一些古城和古村,其原始的规划布局也都曾想着它的永久。面对未来才会有大手笔。

现代中国城市无“手笔”可言。每一届官员都急于在任期内建立惹人注目的政绩。那就一定要抛开前任重新规划,以开天辟地,另立“伟业”。城市成了官员们彼此没有延续性的政绩的堆积场。这便是中国城市造城的本质。

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