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眼高手低”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华”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
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小说”到底是“写”还是“做”——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匠心”而无“匠气”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
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资格考试”到“开题报告”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关于“舞台”
说实话，以诸位的智商，念个博士、当个教授并不难；但真要做好学问，则没那么容易。这需要训练，需要才情，此外，还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等。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酒”的存在。过去说，“酒香不怕窖子深”，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
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博士论文是否优秀、重要学术会议上有无上乘表现、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对于学者来说，这都是决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读，要将自家学问心得在十分钟的发言中体现出来，你敢轻慢待之？目前国内学术会议太多太滥，与会者大都不认真；作为刚入行的研究生，你们还有学术理想，不说反潮流，起码应该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表现自己”。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
先说如何学会倾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把人家还没正式刊行的论点或材料“拿来”，那是违规；口头发表也是发表，必须给予尊重。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学界，会“说”的人多，会“听”的人少。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告诉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学，理由是，教授们不听别人演讲，来的都是学生。将“参加学术会议”误解为上台念论文，发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独白”，还得学会“倾听”。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获益匪浅”的学者，越来越少。
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说到“提问”，我不喜欢以下三种风格：一是不懂装懂，有机会就举手，误解对方，胡乱发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气，东拉西扯，尽说些自己擅长而跟对方发言没有关系的话题；三是刻薄为文，不看对方论文大体，抓住一两个小瑕疵穷追猛打。所谓“提问”，可以挑剔，可以商议，也可以请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
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PPT，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
关于“课堂”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还有一点，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帮老师做实验，也不怎么为系里打杂。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读书做学问。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的奖学金确实比我们多，但人家规定很严格：每周干多少小时的杂活，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其余时间不得擅自离开香港。
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翘课”。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
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佳话”，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假话”。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可张文还有一句：“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学术大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学术空气”，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
如此“悠闲”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中文系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对学生负责，系办公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从下学期起，要求选课的学生课堂签到。你们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除了中文系每学期为研究生开设50门左右选修课，你们还可以修外系的课。但一旦选了课，希望积极参与，养成“诚实做学问”的习惯。有事可以请假，但不能太离谱；按照学校规定，四次无故缺席，取消考试资格。去年办百年系庆，希望赓续传统，激发学术热情；今年则突出教学管理，强化必要的学术训练。
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作为《北大旧事》的编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不过，当年我就提醒，“轶事”见精神，但不能过分当真，“好玩”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日常生活”，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追忆”，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