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今生今世》。）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第一三六页）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五十三页，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一四四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一九四四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同上，第一三七页），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同上，第一四四页）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同上，第一四九页）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上，第一五四页）
六
“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全美国没人知道他。”我对安德鲁说。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我们同张爱玲一样。”我疑惑地看他。他说：“首先，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我们大笑。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Cleveland），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FerdinandReyher，1891——1967）。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已六十五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侯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一三一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四十九岁。
七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胡兰成：《评张爱玲》，《张爱胡说》，第一九四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见二○○六年十月六日台湾《中国时报》），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一九六一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他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AnnePorter）、韦尔蒂（EudoraWelty）、麦克勒斯（Carson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济安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这段论文，一九六○年代末期，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
八
我晚于张爱玲三十七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三十七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防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2025DurantAv.Apt.307/Berkeley，CA94704）；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六百四十五号（645BushStreet，SFC），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安德鲁，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划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一九五九年四月，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GreyhoundBus），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先在鲍威尔街（PowellStreet）一家小旅馆中落脚——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都在这里下车——后在这里租到一间小公寓。他们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迁居柏克莱。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五十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见《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第七十九页，花城出版社，广州，一九九四年版）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然后，离开。
九
安德鲁面色潮红。对啤酒和文学，他有着精确的味觉。
我并不习惯美国生啤，但还是一饮而尽。
十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二十六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二十六年。那一年是一九九五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一二七页，文汇出版社，上海，二○○三年版）
选自《青年作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