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2011年度思想随笔排行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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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隐士与叛徒(2)

郑振铎曾当面敦劝周作人离开北平,周作人却摇头说中国的国力根本不足以抵抗日本,这仗打不起来,中国不媾和,就只有灭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南方去与留在北方又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郭沫若在南方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其中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浩叹,他认为周作人是东瀛敌国尚知敬重的中国文化大师之一,他若能南来,“用不着要他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对日本人的一服“镇静剂”。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抗战文艺》上刊登了茅盾、老舍、郁达夫等十八位作家联名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劝其“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周作人对此呼吁置若罔闻,未予理睬。1938年夏,周作人离开北平的最佳时机(也是最后时机)突然出现了,中央研究院和国立西南联大委派叶公超到北平敦促陈垣和周作人前住昆明,路途上可有照应,但周作人依旧坚执初衷,决意留在北平,不愿拖家带口间关数千里远赴西南边陲。他回绝的借口并无新意,其中一项是他要养活“鲁迅的母亲和女人(朱安)”,这句话让在场作陪的常风听去,感觉十分刺耳。嗣后,叶公超叹息着对常风说:“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了!”

四、跳进黄河洗不清

1939年元旦,周作人与弟子沈启无在八道湾家中聊天,猝然遭到入户的刺客枪击,沈启无虽起立声明“我是客”,但还是吃了一粒“花生米”,车夫和仆人闻声来救,结果一死一伤。周作人倒是福大命大,子弹击中他毛衣上的铜纽扣,仅仅形成皮外伤。这次刺杀行动是平津一带“抗日杀奸团”的爱国青年下的狠手,周作人先入为主,将矛头直指日本军部,一口咬定是日本宪兵所为。遇刺之后,周作人开始考虑何去何从,在抉择个人命运的关口,怯懦占据上风,屈服成为主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及时察觉苗头,曾奉劝周作人“清名不要毁于一旦”。可惜这句忠告只是秋风射马耳。此后两年间,周作人觍然接受伪职,超越了北大校长蒋梦麟要他维护校产的权限,竟为日寇效犬马之劳,身着和服与戎装的照片相继登上敌占区的报纸,故交好友的期望全然落空。值得一提的是,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三是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寄住在八道湾十一号,察觉伯父周作人有附逆的迹象,即以死谏的方式开枪自杀,年仅二十岁。周作人非但没有吸取这个血的教训,对此也从未有过片言只语的忏悔,周丰三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初,为了回应外界的规劝和质疑,周作人的姿态摆得蛮高,他在写给陶亢德的信中强调:“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他还托人将这句话带给北大校长蒋梦麟。他若真能做抗节不屈的苏武当然不赖,可惜他最终做的仍是李陵,甚至远不如李陵,李陵毕竟是杀敌过当,矢尽援绝,才降入匈奴,周作人却没有进行过任何必要的抵抗,就入幕为僚,做了日伪政府的高官。泉壤之下,不仅苏武要为他犯羞,李陵也肯定对他着恼。

周作人是留日出身,对东洋文明抱有不可替代的好感和敬意。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初践热河,在国内,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即如同病毒漫延,当时的文化名流趴下认输者并非个别。汤尔和赋诗《哀热河寄黄任之上海》三首,其一是:“国到将亡百事哀,惯从沙上筑楼台。谁令朽木支危屋?早识庸医种祸胎。只恐人心今已去,料应天意久难回。老瞒命断黥彭醢,降格犹无乱世才。”汤尔和一早弹出亡国调,有此预期,后来他沦为汉奸也就少了些令人吃惊的成分。说起来,汤尔和肺癌死后,周作人为其接班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监督),落水的时间正好前后脚。汤与周都是铁杆的亲日分子,周作人起始就坚持“日本必胜,中国必败”的陋见,视当时的国势如同晚明,大有颓厦欲倾、昏灯将灭之感。因此他内心原本就并不炽盛的民族大义和爱国热忱统统被眼前愈演愈烈的局势狠狠地打压下去,被蹂躏得不成样子。认识主导行为,他对出任伪职的后患也就不可能产生足够的怵惕和顾虑,何况此时在他背后,还有另一只幕后推手很是给力。

许宝骙在《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中写得明明白白:

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这个职位出了缺。我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消息比较灵通,得知一些情况。缪斌当时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钻营此缺甚力,颇有相当的呼声。另一方面,在伪政权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属意于周作人,这当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们的一次“三人碰头会”上(那时王定南同志和我还有张东荪约每半月总要聚会一次,多数在弘通观四号我的家里,汇集情报,研究工作),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提出问题并商讨如何运用如何应付的对策。我们认为,缪斌这个国民党党棍、现新民会混混儿,若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应该把他排掉,不能让他得逞。……这时我们要抵制缪斌,很自然地就想到同时也有所酝酿的周作人。但我们又考虑到,以周作人的清望而出任伪教育督办,竟是为日伪捧场,这又是不好的一面。我们继而又转念想到,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他一条腿已经下了水(至于他之出任伪文学院长一举又是与蒋梦麟的托付有关,那是另一码事,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应当做的。……

“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当然是由我去找周作人进行游说。我设身处地为周作人着想,在打谈话腹稿中想出了两句话。我对周作人说:尔叟(指汤尔和)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周听至此,插话问了一两句,我便告诉他,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现为新民会会匪),若任其得逞,则毒化教育,奴化青年,为害不堪设想(周听至此,似乎动容)。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周听至此,表情倾注,似乎微笑颔首)。我更接着说:如果出仕,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我方对此可以尽量保持消极——这是积极中的消积;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用——这又是消极中的积极(周听至此,又频频颔首,似乎有所理会)。以上所述就是我游说周作人的大意和谈话的情景。我现在完全回忆不起周作人当时对我说过些什么话,此时自然是一句也不敢以己意作想当然的编写。我却记得一点:周作人当时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都不熟识,也恐落落难合(这也只是大意)。……

几个“转念”使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变得顺理成章了,许宝骙的游说非常成功,周作人见猎心喜、跃跃欲试也是事实。华北伪政府的主脑王克敏不待疏通,乐得选择温文尔雅、易于掌控的对象,何况周作人的名望能给华北伪政府的脸面贴金。周作人上任后一段时间,见到许宝骙,曾苦笑着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离戏台近,看得更清楚,好处也就只有这一桩,至于那台戏由谁主演,怎么个唱法,他是做不了主、定不了调的。

我们该怎样看待“三人碰头会”推动周作人出任伪职这件事呢?王定南是中共北方特委的负责人之一,他行使决策权,这算不算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对此,许宝骙说“我不清楚”。他也不知道王定南是否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过。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运作就是这样的,大家的口风很紧,不该说的绝对不说,不该问的也绝对不问。许宝骙游说周作人时,他为自身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着想,并没有亮出底牌,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也就不能坐实周作人出任伪职是由中共直接授意。然而许宝骙的回忆文章几乎被王定南全盘否定了,王定南发表严正声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既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说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这件事至此又成悬案,谜团反而越滚越大。究竟是赤裸裸的谎言,还是记忆之误?许宝骙与王定南各说各话,读者就只能凭感觉(而非理性)去作出自己的判断了。

1943年春,周作人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联名请辞而解职下台,许宝骙和张东荪(此时王定南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了)故伎重演,用伪北大工学院院长王谟顶掉了他们十分反感的政客何庭流。王谟在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任上仅待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干过祸国殃民的坏事,光复后,却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处决了。这件事一直令许宝骙耿耿于怀。与王谟的死于非命相比,周作人只被国民党政府判处十年徒刑,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了。

许宝骙的证词极具史料价值,许多人正是据此推断周作人不该定性为汉奸,而应平反为打入敌伪政府高层的进步人士。周作人对许宝骙的地下党员身份是否知情?我们已经无从考稽。但周作人确实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知道此事的人比较多,这是他手中紧握的一根救命稻草。于浩成的《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证实了这一点:日军战败投降之初,周作人为避祸计,曾有意投奔解放区,他委派伪北大教授赵荫棠到张家口与于力(于浩成的父亲,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接洽,算是投石问路。此事被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一口否决,毫无通融的余地。赵荫棠有辱使命,就留在张家口的一所中学教书,没有及时返回北平。解放区不肯接纳周作人是不愿沾惹包庇汉奸的嫌疑,以免授人以柄,在舆论上处于被动地位,这一点不难理解的。周作人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是实,但功不抵罪,资不抵债。

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有何作为?外界盛传,日本人将进步青年关在北大文学院地下室,使之沦为撒旦治下的恐怖地狱,夜半拷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装聋作哑,漠然视之。此说最令人切齿寒心。事实如硬币,当然还有另外一面。据《庸报》记者郭健夫(中共地下党员,与周作人私交不错)证实,周作人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高炎和一些因抗日活动被捕的国共人士。这当然是周作人手中的政治本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迅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和教授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人集中起来,准备治以“通敌”之罪,将他们打入大牢。陆志韦急中生智,赶紧叫人去通知周岂明(周作人),请他援手施救。周作人在敌占区的缓冲和维护作用显然被不明真相的外界低估和抹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