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电台的演讲
张炜
与利益结成一体
今天讨论传媒和艺术思潮、社会状况这一类题目，实在是太大了。有朋友希望谈谈《你在高原》——它刚刚出版，那就从其中的一个人物说起吧。
《人的杂志》（《你在高原》第七部）里面有这样一个人，他夜间睡不着，就胡思乱想，写下了很多思想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流传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圈里，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一位书商从中看出了商机，就把它打印了多份，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夜里睡不着觉，写出的很多奇谈怪论，读起来很有噱头。但是他不愿就这样出版，这其中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实在是很尖锐很敏感的。书商的思路总是这样：一本书既要顺利面市，又要卖得好。机灵的书商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来各个阶层的人去阅读它批判它，然后再把原文与批判文字同时出版。
这本小册子是一位夜猫子写的，又加上了各种批驳，所以就取名为《驳夤夜书》。
这本小册子思考的许多问题与媒体有关、或直接就是批评媒体的。这个怪人耿耿难眠，思维如野马狂奔收不住缰绳，内容斑杂，对爱情、中外关系、宗教、移民，甚至是养猫的问题，都思考了很多，有出人预料的大胆议论和建议。他对国民生产总值评估、经济发展、环境、体育、国外奖赏，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不无偏激，也鞭辟入里。在谈到媒体的时候，花费笔墨最多也最引人深思。他对这方面非常忧虑。当然他的观点有一些我会同意，有一些显然不能苟同。因为是小说里面的人物，对他大可宽宥一些。总之都是一家之言，或直接就是疯迷之言，完全不足为训。
但是可以过一下脑子，想一想，尽管不必闻者足诫。他里面有这么几条——因为书写出来太久了，我也记得不很清了，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他认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是非理性带来的，欲望主义、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粗暴地控制了这个世界。人类就像被劫持了一样，正处于危难之中。他说东方国家对虚假的理想主义非常痛恨、有非常强烈的抗击，那是因为人们觉得狂热、虚假的理想主义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使国家和民族饱受蹂躏——而今天的商业主义唯物质利益是从的倾向发展下去，带来的损害可能要比虚假的理想主义还要大，起码是同样大。接着他就谈到了这期间媒体扮演的角色、它的责任。他认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媒体人员无可逃避地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要负责。媒体已经无可逃避地与这种最强、也是最粗暴的物质力量结合起来了，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们都是一块儿的。比如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与媒体权力结合成了一体。在这里，他涉及到的“理想主义”是个稍稍复杂的话题；其实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是极易转化的。
他认为：这种结合是所谓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媒体与财阀、各种强势集团的结合，浑然天成般地紧密无间。媒体不要说直接传达利益集团的一些意志、体现他们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意图，还有更有效更隐蔽的做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媒体很愿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往消费和娱乐的方向引导——这本身就会被任何时期的利益集团所喜欢；而且这种娱乐中哪怕饱含特别伤风败俗的东西，也绝不违背集团利益。因为这些集团正需要人们转移趣味，将民众从理性状态引开去，无暇或不愿面对一些很质朴、却是逼到眼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什么人的不平等问题、环境问题，更包括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的保护和表述，都统统不再思考。
媒体人把业务运作纳入商业经营，更是与利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电台，一份报纸，都有发行量收视率的问题，这关系到广告收益。与物质利益结成一体的媒体为谁说话？追求什么？答案也就非常清楚了。他的话尖锐而有见地，但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在反对将消费和娱乐引导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要宽容和尊重差异。
一个更大的圈套
有媒体甚至提出了一个口号：“娱乐为王”。随着一些人对此大加赞扬，许多媒体也就跟风而进。其实即使不这样公然提出，许多媒体早已经在这样做了。有人觉得“娱乐为王”没有什么可谴责的，这总比为某个派别和集团的利益去服务好、总算保存了单纯的目的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吧。这是一种狡辩，是自欺欺人的、虚伪的。《驳夤夜书》中那个午夜游思的人认为恰恰相反，“娱乐为王”从一个圈套里出来，跌入了另一个更大的圈套，对善和美的杀伤力将无与伦比——为了收视率等物质效益，想向善向美、想不低俗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打开电视机、也包括电台，收听收看某些节目，有自尊的人会觉得蛮受侮辱的。从一个频道换到最后一个频道，每个频道都难以停留，其中为数不少的内容，看了都觉得像是被一团很脏的东西往脸上扔过来。这个过程往往有躲闪不及之感，最后是带着满脸的污泥浊水、乱七八糟的东西逃开。关上电视打开收音机，有时会听到更吓人的内容。如果看报摊，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更加耸人听闻。
在这种精神文化环境里面生活，人的尊严何在？有时候我们觉得，在一种很粗暴的强力干预下生活没有尊严，但是即便那种情况之下还会留有一点空挡，或许还“有处可逃”。但是现代媒体的笼罩之下，有电视广播网络等等这一切，无影无形的电波传播充斥到每一个角落，令人有无处可逃的恐惧。人活着没有希望，觉得这不是生活在文明社会里，这种痛苦太大了。古时候有义士绝世而生，他们的办法是逃到深山老林里；而今则不行，连这样做也不可能了，一方面所有的深山老林都被开发了，难得有那样原始的角落，另一方面所有地方莫非现代传媒覆盖之土。电波信号通过卫星天线遍布天涯。从历史上看，连最严酷的军事统治时期，特别时期，比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大陆的极左时期，都不存在这种完全无处可逃、低俗恶俗乌七八糟铺陈到所有边边角角的现象。
那个午夜游思的人对当代生存、对自身的环境极其痛苦，痛不欲生。电波、电子信号是没有国界的，没有民族的区隔，随便飞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家伙提出了很多幼稚可笑的办法，比如他主张我们是不是立一个法？做媒体的，无论是做电台还是做电视报纸的，无论被雇佣者有多高的学历、多好的知识背景，都需要附加一个硬性规定：不满四十五岁者不能从事这个工作。当然这个很机械很幼稚，我们是不会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在愤慨的时候会说一些偏激而简单的话。他对此解释说：人对事物需要判断力，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阅历，判断事物就会有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总统，无论一个人多么有水平、业绩多么显赫，不到四十多岁是没有参选资格的。因为个人的阅历真的至关重要，生命的成熟期有一定的规律，没有经历这样一个生命过程，就不足以信赖，难以担当那么重要的职务——这是领导一个民族，当面临最重大的事件时要稳住，要有充分而准确的判断力，不能慌。
年轻人遇到一些东西往往会很冲动，不懂得后果的严重性。比如很时髦的一种东西、某个突来的信息，都会让他慌。因为他经历的事情少，对生活中的一些真正价值缺乏认识力。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慌张，老年人就会评价说：“年轻啊，没经事啊！”经过了一些事情以后，他就有了经验，遇到问题就会拿来跟自己的经历做一番比较，从而知道事物常常在循环，真正的新东西并不多，起码不是想象的那样多。有些事物貌似簇新，实际上早就有了，只是变一下面目又转回来了。所以对时髦之物尤其不要慌。
那个午夜游思的家伙说，人不到四十五岁不能让他做媒体，特别是不能到报道的第一线，顶多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一个慌张的阅历粗浅的年轻人到第一线去采访，再写出来报出来，要经历多少判断的环节。而对广众送出个人的决断，这是一种权力，当然是不能随便许人的。
他的这些话姑且听之。这当然不全是年龄问题。他说：我们某些地方的媒体为了快，为了高速运作，确实任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简直是越年轻越好。年轻人冲动，干劲大，穿着牛仔裤，跑得飞快。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我们容易理解这些事儿。一个单位年轻人多，面貌会新，会有趣，会有生气，反应速度会快。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体上，报纸电视网络收音机频道，会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稚嫩的声音。这其中就掺杂有大量庸俗不堪的内容：一个三四流的演员怀孕了也要登一大版；女明星掉了一颗牙也要反复演播。这不是荒唐之至的事情吗？如果不是一个时代的神经出了毛病，那个午夜游思者认为是绝对不会大面积发生这种现象的。
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让人习惯于最荒唐的事情。这是一种可笑可悲的训练，要把广大读者和观众训练成这种水平，让其麻木和接受。从声音到图像不停止的、全方位的灌输，其强制力是非常之大的。这种可怕的精神虐待一定会有最不堪的后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小到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民族，渐渐也就不再关心那些稍微严肃一点的东西了，什么信仰，什么创造力判断力，一定会完全丧失——生活糊糊涂涂、浑浑噩噩，哪里还有希望可言。
科技、财富和伦理
那个耿耿难眠的家伙觉得低俗的娱乐这样可怕，其实只是从一端进入问题。他的思考当然没有停留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他认为，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发明，比如说核武器的出现，它的危害远不如现代传媒的危害大。他说核武器扔到长崎广岛，毁灭的是两座城市，杀死的是那些城里的人，留下的废墟至今还在那里，造成的大害人们都能看得见；但是现代传媒对人的杀伤力是更内在、更根本的，这种不留伤痕不留血迹的后果更大更残酷，可惜就是引不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感到恐惧。《驳夤夜书》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议论，当然还有其他各阶层的人从各个角度对他的严厉批驳。
有人说毕竟作者是你，你在塑造这个人物时会将自己的理念施加到他的身上。这很自然；但一个作品中的人物活动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他”的一些想法仍然要受诸多制约。“他”必然要从作品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出发，这里才是“他”的“生活现实”。“他”的一些思考是对的，另一些只可做以参考；还有一些是“他”在自己置身的那个特别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发出的感慨。总之“他”从另一个很尖锐的角度把问题提出来，让我们警醒，思索我们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正视现代传媒的这种两面性。但我们又能怎样？只会像书中的那个人一样，大多数时候除了悲愤和绝望忧伤，不再有任何办法。这就像核武器发明以后，有时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它，由它在生活中存在和演化下去。现在全世界都想用理性扼制威力无比的核力量，但不知人类理性的力量大，还是疯狂的技术力量更大。这种技术当然要借助于非理性才疯狂起来。人们出于恐惧，一直要给核武器制作出一个锁定的笼子，但很难把它装进去。实际上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无比危险的存在了，人类只能生活在它的阴影下边，没有任何办法。
网络的出现，预示了未来可能还要产生更强大的、超级的传播工具，这都是难以掌控的东西。越是先进的科技越是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控制，需要很高的和它相匹配的伦理道德水准。这是一种平衡力，没有这种平衡力，未来肯定是一场灾难。
比如说，世界各地常常透露出这样一些消息：不止一次发现了史前文明，几千年前的高科技，什么木乃伊中发现的人工心脏、矿石中的金属结晶体，甚至是原子爆炸的痕迹。这些信息得不到广泛传播，好像现代人不愿正视，因为这会削弱我们当代人生活的信心、削弱某些权威性。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无数的史前文明的发现中，哪怕其中只有万分之一是真实的，也能说明一个尖锐逼人的致命问题：人类文明早已达到或超越了今天的水平，并且已经循环了多次。这“多次”的实质内容，无非就是说灾难的无可避免。原来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还有无数的汗水才积累起来的财富和科技，最终却难以保持和保存，最后总是被毁灭。是什么毁灭了这些积累？不可抵御的天灾？像核原子那样难以控制的科技成果？
如果是后者，那该多么悲哀。
科技、财富和伦理道德这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关系，人类只要生存，就要解决它们的关系问题。比如财富，一个民族只要没有战乱和灾变，无论多么笨拙，只需几十年的和平环境，物质就会积累起来。无论是清代还是唐代、还是当代中国短短的三四十年，都莫不说明这个道理。原来人类追求物质财富是一种本能，所谓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有这种能力和特征，给他们这样的劳动环境，不出几代甚至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就会将物质积累起来。可见最难的不是积累，而是长久地保存和拥有。这才是最大的难题：积累而不能保存。这是人类的一个特质、一个永远不能消除的伤痛。
人类在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积累起许多矛盾，许多不平和怨怒，许多的恶，结果就一定要折腾——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一定要爆发争斗和冲突，内乱外乱也就起来了。人类的理性从来都没有恶的泛滥更强有力，人类道德伦理层面的东西生长得十分艰难和缓慢——而没有它，也就没有办法可以控制这种物欲和本能引起的混乱、这种无法控制的毁灭力。最后人类一定会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东西——把一百年、几百年、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所有美好，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毁掉。就此，人类又得在白茫茫的大地上从头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