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国家之间的断裂事实上已经不可复原，传统的耻——惧和红色的“耻——惧”道德文化也同样无以复归，也不值得去复归。中国传统耻——惧道德文化的崩溃是“革命”的结果，而革命则是在中国被动地应对西方列强的侵入，要求迅速富国强民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革命使得中国道德带有文化上呈现断裂、政治权力强梁霸道、民间社会软弱无力的特点。在巩固政党政权这个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面前，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宪政民主体制建设任务迟迟提不上日程。以吏为师的社会教化模式由于“吏”的制度性大面积腐败，不仅完全失败，而且成为社会的腐败示范，以致全社会普遍滋生道德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近几十年来，在变化无常、动荡起伏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动中，寻求国家核心价值和国民道德理念的努力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正面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和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盲目幻想回归既不值得留恋，也不可能回复的传统或红色“耻——惧”道德文化，把这当作走出困境的出路，根本原因是缺乏道德分析和判断，它本身就显示了目前中国道德困境的严重程度。
一条需要下决心才能走的新路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讨论了道德习惯和道德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动物和儿童的行为都与伦理无关，人要到理智成熟后才能理解和学习伦理，对儿童来说，重要的是培养道德习惯，也就是有样学样。儿童的道德习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具备道德习惯的儿童才能在日后方便地接受道德教育。亚里士多德还强调，道德是思考的结果，只有运用理智，人才能达到高境界的美德。但是，人不能单靠理智完成这样的提升，道德思考必须在适宜的社会环境中才有可能，而没有一个好的政府和它订立的好的法律，便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社会环境。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是衔接的。在人文主义的道德观中，政治以最高的善为目的，政治有责任培育公民高尚的行为秉性，政府的作用是订立好的法律，因为只有好的法律才会对国民有好的教化作用，而苛刑恶法只会塑造道德低下的国民。但是，只有好的法律还不够，还需要有好的教育，法律告诉人们怎么做，教育告诉他们为什么。
以好的法律培养好的国民道德，这是一条在传统“耻——惧”和红色耻惧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是在当今中国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道德困境的道路。它帮助形成的是一种以“罪感”为主导，但不排斥“羞耻”的道德文化，它的伦理道德本身就要求有一种对人的伦理认识，那就是，人应该是自由、理性的道德主体。作为法治和公共道德的结合，罪感道德文化不排斥“羞耻”的因素，但不会只是倚重羞耻，与此同时，它会有意识地消解“惧怕”的因素，以公共道德启蒙来从理性公共生活中消除种种非理性的“惧怕”。
道德的基本问题是“我该怎么做”，而不只是“别人要我怎么做”或者“什么外力强迫我一定要怎么做”。本尼迪克把“罪感”道德与基督教文化联系起来，具有描述性人类文化学的观察力，但从基督教的历史文化来看，却未必精确和全面。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罪感是以“正义之法”（尽管对何为“正义”可以有争议）为道德依据的，即使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也是如此。
人是自由、理性的道德主体，这是人本主义的核心，这种观念的道德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代，直接继承这一人本主义传统的便是古罗马的罗马法（paxromana是“罗马和平”之意）。罗马法的意义在于确定了法的绝对崇高地位，法高于任何个人，包括制定法的立法者，而且这个至高无上的法是由人，而不是神订立的。古希腊城邦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法律，但罗马法完善了这样的法律理念和体系，并将它前所未有地运用到广大范围之中，形成了一种对全体国民有道德教育作用的、称作为“共和”的公共生活秩序和政治制度。古罗马的法治深刻地影响了在西方形成的现代法治观，包括基督教传统的法治观。
基督教的“罪感”道德，它的形成曾受到过许多谙熟罗马法的、有法律背景的早期神学家的影响，法是至高无上的，普遍适用于一切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成为基督教罪感道德文化的基石，只不过在基督教神学中，这个法的最终权威是神（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基督教的神法比世俗的法律更注重教化而非惩罚的作用，因此与人的道德罪感的联系也就更加密切。
在形成基督教与法治相联系的“罪感”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标志性的人物，最早的代表可以说是特土良（Tertullian，大约公元160——220），特土良出生在一个罗马家庭，从小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古典著作，后来成为一名罗马律师，教授公共演说和从事法律业务，后皈依基督教，创立了最早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其中便包含了他对法律和“正义”、“罪过”、“救赎”的阐述。还有许多像特土良这样的人物，如大巴西流（BasiltheGreat，330——379），他生于罗马的不列颠，少年时曾被掳获到爱尔兰长达6年，后来在雅典完成学业后，从事法律义务并教授修辞。公元370年，律师巴西流成为凯撒利亚（Caesarea，今在以色列）的当选主教。任主教期间，他用法律和修辞为工具，写过许多神学著作。奥古斯丁是另一位代表人物，他于公元354年出生在一个罗马官员之家，曾在迦太基（Carthage）学习以法律辩论为用途的修辞，然后教授法律修辞，他于公元386年皈依基督教，并于391年成为一名教士，后来成为主教并有许多著作，对后世基督教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其他具有法律或政治背景的神学家还有很多，如曾担任米兰大主教的安布罗斯（Ambrose，约340——397）、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法国的安托万·阿尔诺（AntoineArnauld，1612——1694）、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前往美洲的早期欧洲宗教移民就是用这些神学家的道德理念建立起他们的共同体的。美国的建国者们要建立的便是一个结合了罗马共和原则和基督教对错“罪感”的国家秩序。
强调法治对社会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影响，“法”是有特定含义的。这里所说的“法”是适用于所有人、高于所有人的正义法律（以“正义”的名义订立的法律），不是允许专制独裁者凌驾于其上的“王法”。法对道德的影响并不在于形成“个人”伦理道德观，而在于深刻地影响一个群体如何看待“法”和“道德”这两个领域的关系。造成如今中国道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法”和“道德”这两个领域的脱节，具体而言，就是没有一种由公民们自己参与制定的，因而自愿服从的宪政法治。只有由公民主导的宪政法治，它的立法程序才能保证公民群体道德观与法律的有机联系和经常互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二者的永远一致。
自由公民通过他们选举产生的立法者订立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道德帮助形成法律，法律帮助确定道德，法律于是成为社会道德的一种表达形式。法律反映的是一个群体选择要提升的价值，选择要保护的权利，选择要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立法制度中，订立法律的不是政府或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某个政党，而是公民和由公民推举出来代表他们的立法者。实行法律的也不是专制掌权者和他们的党羽，而是民选的行政官员和独立的法律人士和民间陪审员。普通公民在立法和执法中的作用，保证了法律与社会民众道德的必要联系。法律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形成社会中的公民道德，如维尔切（D.D.Welch）所说：有时候是通过法治程序悄悄、缓慢地进行，有时候是通过立法公开而突然地进行，还可以在公民不服从和革命中发生。发生起义或革命不是因为政府无法可依或有法而不执行，而是因为政府所依据和执行的法律被民众普遍视为非正义之法。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人们对法西斯灾难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法学家富勒（LonL.Fuller）和哈特（H.L.A.Hart）之间展开过一场以纳粹第三帝国为例证的法学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能否在排除道德考量的情况下确定什么是法？也就是，不道德之法是真正的法吗？从中世纪的汤马斯·亚奎那到启蒙时代的布莱克斯顿（WilliamBlackstone，1723——1780），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马丁·路德·金，都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非正义之法根本不是法。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非正义之法，或者把“正义”或“普遍道德”撇到一边的国家法确实仍然是法，但却是对国民没有正义和道德教育意义的法。这样的法只能强迫国民奴性被动地服从，而无助于他们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对错是非道德标准。强制之法，它告诉国民的不是要追求什么目标，而只是跟随什么领导，不是要判断什么是非，而只是服从谁的命令。在中国，这一直就是以吏为师的模式，通过“圣人”对民的养和治来想象如何建立普通人的道德规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在断裂的传统中延续的“圣化文化”。
在圣化文化的认知体系中，圣人的地位和功能极高极大，无可替代。圣人是通天彻地的神人，只要进入权力体制，就理应成为人间的当然主宰。圣化文化机制规定了圣人对民是一种养育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民只能是圣人的依附者和附属物。在圣人养民的前提下，庶民百姓从身体到灵魂都要受到圣人的宰制，民是没有任何主动性的。圣人是理想的统治者，他们会顺应天道，实施德政，不论实施什么样的治国方略，圣人对民的主宰是天经地义的。反传统的红色革命不但没有能动摇，反而以新的形式加强了“圣化文化”。红色时代的“革命圣人”代替了传统中的“圣人”；同样强调革命圣人对于民的养育、教化关系；同样把“民”放置于对“圣人”的依附地位；同样地把民当作没有，也不需要独立思考能力的非能动主体；同样把民当作统治对象来宰制和驾驭。这样的民形成了以奴性、麻木、愚昧和盲目服从为特征的国民性，也使得以自由、理性个体为基础的法治和道德罪感无法在中国成为有效的道德文化因素。
在公共道德重建中，把人当作自由、理性的主体，选择一条与“圣化文化”和耻——惧道德不同的道路，也就是选择以正义法治为基础的对错道德文化之路，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选择，但它并不只是一种道德选择，它取决于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而这个法律制度则又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国家政治与国民道德的联系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公共秩序的优劣品质之上，正如政治哲学家潘格尔所说，除了人性，没有什么比政体更深刻影响一个公共生活秩序的形成的了。法律不同于政体，但又决定政体，法律是政体宗旨的体现，也是政体在法律上的表现。法律的作用不只是惩罚公民的犯罪行为，而应该包括高于少数人或个别政党权力利益的公民习惯教化作用。有利于培养公民良好习惯的法律才是良法，它必须产生于普遍的伦理价值，惟有如此，立法者才可能通过使公民养成好的习惯来使得他们成为道德的公共个体。当今的中国社会道德危机，说到底是公共生活秩序的危机，而不只是国民个体的私人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脱离政治变革，包括法治理念的变革来设想如何走出道德危机的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选自《随笔》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