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60年代以末，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全球化”的跨国资本主义本质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一直集中于时间和表象，如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叶利钦结束冷战时代等。我倾向于将全球化界定为跨国资本主义化，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于是，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坊间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只不过是一种错觉或自欺欺人。
首先，经济作为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可能实现独立的全球化进程。它必然具有政治属性，并导致相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迁（“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在此推波助澜）。如今，以资本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富国如鱼得水，贫国大开血脉。所谓的“文化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如是，随着冷战的终结，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的结束，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多米诺骨牌式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的形成，资本逻辑和技术（工具）理性完成合谋。至此，“文化多元化”逐渐褪去面纱、露出真相；盖因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文化生态多样性的理想主义错觉全面崩塌。
然而，正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更多的危险。凡事如此，概莫能外；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像钟摆，使世界莫衷一是。如此，“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跨国资本主义面临的第一轮危机也不仅是自身的问题，而且还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反动。“9·11”事件便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这就是说，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牟取巨额利润并发展再生产的同时，正通过低成本及相对廉价的产品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资料形式冲击西方市场，导致西方国家危机频发，并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出现空前深刻的矛盾。
其次，资本无国界的事实导致了“地球村”的产生。它淡化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利益冲突则日趋尖锐化、白热化。但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向资本支配者，从而使民族国家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完全淡出，取而代之以更为宽泛也更为具体的利益群体或个人。近年来西方国家极右思潮的抬头多少与此相关：延绵两千年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一系列传统价值面临瓦解，致使极少数极端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因此，“地球村”一定意义上也即“地雷村”。人类面临空前危机：没有是非，只有强弱；没有善恶，只有成败；没有美丑，只有贫富（或冷热）。诸如此类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界限模糊的情状以及“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才能出现。但重要的是，诸如此类的时鲜谬论恰恰承载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
再次，“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平等。它仅仅是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其实也是一个悖论，说穿了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在否定简单二元论和排中律的同时夸大了李白、杜甫各有所爱的相对性。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这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愈来愈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即甚嚣尘上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而这种状况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盖因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显然不仅局限于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本质明显具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并已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去民族化、去地域化”态势。
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阙如的民族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民族。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曾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而民族虽然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归根结底只是个历史概念。犹太基督教思想将民族的发生和发展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并使相关民族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其他宗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即使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流行之后，基督教神学等也能自圆其说，谓适者生存只是一种表象，一切皆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否则许多自然及人类演变的偶然性就无法解释。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摩尔根通过考察美洲印第安部落，对民族的产生作出了相对科学的解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将民族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认为建立在氏族、部落、族群基础上的民族乃是私有制发展的需要，继而成为诸多国家的自然基础。由此看来，民族是一系列分化组合、再分化再组合的过程。而且历史使然，有生必有死，一旦私有制消亡了，随之不复存在的便是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而种族虽然是个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却与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为的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极端的西方右翼思潮中，民族又常常是与种族和宗教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
文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人类藉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学作为人文明珠，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